美国纽约大学教授：中国有精英治国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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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年会”于3月23日-25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年会”于3月23日-25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
以下是发言实录：
迈克尔·斯宾塞：朱主任、刘主任，非常高兴能够再次来到中国高发论坛，过去几年我非常荣幸和中国的决策制定者和中国的学者，以及国际其他同行进行合作，看一下中国增长中的挑战和问题。这个过程当中我个人受益匪浅，同时让我感到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同行的开放，中国对国际经验的好奇心，以及好学的精神。
我想这也是中国在不断变化自己的增长方式，同时从外需向内需转变过程中关键的力量所在。中国刚刚成功地完成了领导人的交替，在习主席和李克强总理的背后是新一代中国政府领袖，他们有这样的决心进一步加快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他们充满了活力，他们有智慧，他们有知识，对实践很了解，同时他们有他们的承诺，也善于表达自己。
过去十年，中国的经济令人瞩目，平均经济增长超过10%，贫困大幅度被削减，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未来预计十年当中还会从现在的2.3亿人增长到6.3亿人，同时中国的经济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大概是美国或者欧盟经济体的一半之多。同时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后的抵抗性也是非常强的，同时也成为了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恢复经济非常重要的环节，中国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力量，也是全球经济当中增长的动力。中国的国家主席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成为先进，富有创造性，有创新精神，以及更加公平的经济体和社会，让中国能够回到工业革命之前全球领先文明的地位。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可能的，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还需要更多的努力来解决主要的、比较大的挑战。
在过去取得成长的基础上，中国把自己融入全球体系当中，从而进行了机制和体制性的改革，在这个过程中，现有的增长模式需要进一步的改革，需要进一步在多个领域扩展改革的力度，市场的力量让经济转向不同的结构，增长的驱动因素发生变化。在这个过程当中，过去35年不是仅仅依靠市场做出今天这样的成就，这个过程当中进行主要的机制和体制改革。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核心的问题——政府核心作用的变化。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需要扮演公平裁判的角色，政府的转型已经发生了，同时我们也看到技术力量的变革，同时中国更多的在全球供应链上上移，所有的这些因素也造成了众多劳动力市场的变革，带来收入再分配的过程。
现在我们需要务实的精神和前瞻性的眼光来进行全面的发展变革，中国现在正在进入中等收入的转折期，我们预计未来收入会从4000美元向一万美元挺进，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展经验表明，他们会在这个阶段出现举步维艰的情况。从数据上来说，发展阶段可不是一个简单可以逾越的阶段，也有一些特例、日本、台湾、新加坡、韩国、香港等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原先的贸易领域，劳动密集型的会逐渐失去他们的相对优势，在早期发展阶段的国家可能就会填补这个空白，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开发更多附加值的功能和产业，而公司的退出机制以及创新进一步的激发，也是生产率提高进一步的来源。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推出的政策姗姗来迟，或者是不能出台的话，可能就无法造成相应的调整实现，在这个过程当中结构调整不成功，可能也会带来很大的代价。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三个主要对中国来说独一无二的事情可以渡过这个中等收入的转折期。第一是规模效应，中国现在经济体的规模在全球是前所未有的大的规模，对于中国来说，没有任何其他的国家在这么大的范围之内进行这么全面的变革。第二，全球的环境，之前其他国家发展的案例是在全球环境问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条件下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占到全球经济非常大的比重，现在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第三个因素，规模带来的结果，和中国不一样，在转折的过程当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现在在全球体系当中具有这么大的重要性。
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进一步关注国内的增长和我们的发展，同时我们也必须要关注如何把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全球其他的地方利益紧密结合起来进行有效的平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关注需求面的变化，供应面的变化也要同样重视。中国未来的发展，在这个转型过程当中，未来更多的会受到消费的驱动，而不是投资的驱动。根据已有的表现，消费占GDP的比重不应当低于40%，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知道对于一些高回报的投资进行有效的挑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进行改革的轻重缓急挑选，首先要进一步扩大由市场决定的相关要素，以及资源市场的范围，在这个过程当中同样也需要进一步优化政策当中的关键点来走正确的方向。当然这些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需要花时间。
另外一个关键，进一步的提升生产率和我们的创新能力。我想对于所有的国家来说，长期增长驱动因素是竞争，我们仍然听到在经过几十年的经验和研发之后，如果有太多竞争的话，有些人会说会不会带来效率的低下，是不是要限制一点竞争。这样的趋势和这样的看法实际上是人们误解了所谓动态和静态效率之间的关系。静态的效率主要是由现行的成本和价格决定的，如果存在规模经济的话，那些大公司的成本自然就会低，就会有更多的市场份额和市场定价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成本是什么呢？规模效应带来最大利益的公司，他们会限制竞争的出现，他们会进一步的去除潜在的竞争，同时也让那些潜在的新的市场进入者，以及其他现有的竞争力量进一步的得到削弱。一个基于精英制的竞争体系，不管是在职位还是在资金方面的竞争体系实际上可以增加公共部门投资的效率，尤其是在产出的基础之上，可以带来成本的减低，新产品和服务的推出。
另外一个问题，社会和分配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结构变革以及竞争所带来的自然动荡也需要相辅相成的社会保障体系来提供支持，这样可以给绝大部分公民带来净收益的结果。社会保障可能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并不是要去保护特定的工作，特定的工厂，特定的公司或者行业，不管他们是国有的还是其他类型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这么做的话，就会让速度放缓下来，或者进一步减少生产率的提高。同时，如果要保护特定工作的话，可能最终会带来一些就业上的问题，最终不能保全这些工作。我想最重要的是要进行一些有益的实验和学习的过程，在设计社会保障项目的时候，尤其是学习北欧国家的经验。
建立国内消费市场的过程当中如何发挥最大的经济潜能呢？首先需要拆除各种各样的壁垒和优惠待遇，很多都是地方性的保护或者是优惠政策，同时提高人员和劳动力的流动性，包括农民工的地位问题和城市化相辅相成的解决。我过去花了一点时间进行城市化方面的研究，实际上融资这方面的工作也很重要。中国现在国有经济再加上外汇储备这方面，现在已经是占有很大的在资产负债表当中的比重了，中国的国有资产包括外汇储备已经占到GDP的一半以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要看到中国的公共债务比较低，低于GDP的一半，这样中国能够在宏观层面保持经济的稳定，哪怕内部出现不平衡，不稳定的情况，同时也能承受巨大的外部冲击，同时也能够持续的进行公共部分的投资来支持增长。确实也扮演了具体的角色，比如说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当中，是一个关键的因素，避免了人民币的贬值，同时也保证了中国经济和宏观审慎的稳定。
中国的领袖和政策制定者不能像西方国家一样，把政府的预算平衡表进一步的缩小下来，同时也很难去忍受一些相关的政府支出方面巨大债务的不足，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些主要的挑战。第一，进一步扩展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另外一方面，也会造成太多资金的负担或者是跨际成本的负担。但是在中国进行相关资产管理当中，还有一些有效的方式可以去对中国的公共财产进行有效的管理，而同时不会去影响竞争的扩张，市场效率的提高，或者市场活力的迸发。
在未来几年当中，中国可能会有一个大辩论的发生。主要是对于管理公共资本以及对于国家在这个市场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什么样的进展模式、收益成本方面的分析和讨论，这是非常重要的讨论，因为中国可能会选择怎样的模式。我想这是可能的情形，中央集权制的，或者是从上而下的模式。这个模式可能并不是最优的带来竞争、创新以及增长的模式。
最后还要说，在中国是有精英治国，精英治市优秀的历史传统，同时如果在竞争公平的环境之下，人们是愿意接受市场最后的判断和结果的，而在社会保障和相关的社会条件都是已经到位的情况下，这是预测的前景，非常感谢！
以下是现场答问。
提问：
我是中国经济日报的，我想问迈克尔·斯宾塞教授，我的问题在你今天讲话里提到，中国可能是可以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这一块儿有一个条件，很大的规模。我想问，要避免这样的中等收入陷阱，你能不能跟我们更具体的讲一下，或者说给中国政府来提一些具体的建议呢？
迈克尔·斯宾塞：
我会讲得短一点，在国家朝着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迈进，政策使用有效性都会达到一个终点，所以对于行业的保护，或者说是人民币汇率自由兑换这方面的政策，这样的一些现有政策需要来改变。我想人们有这样的倾向，由于这样的政策在过去有效，所以你就会一直沿用这样的政策。我觉得这不是非常理智的，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加集散化的，分散化的体系。当然我觉得在中国，不会这么快铺开，但是中国有这样的承诺，就是要改变中国的一些机制，正如刚才朱主任讲到的，我们对于中国有自己特有的问题。在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些经验里面，如果需求没有很快的赶上，内需没有赶上的话，在外部经济环境乏力或者疲软的时候，国内的需求就不能起到顶梁柱的作用。我在讲话中也提到，国内需求缓冲剂的作用，抗震剂的作用更加强，所以要使居民储蓄率下降，同时有更多可支配的收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才能使我们真正放开需求方面的束缚，摆脱这样的束缚，才能从需求侧和供应侧都能够促进消费。我想要设计这样的模型是需要很多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