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会”于2013年3月23－25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上图为“新时期全球化下的中国”会场全景图。（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会”于2013年3月23－25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上图为“新时期全球化下的中国”会场全景图。

　　以下为发言实录：

　　余斌：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我们开始本节的讨论，主题是中国经济的现状与情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说它是非常重要的题目是说，近几年以来，尤其近两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下降的趋势，去年中国经济增长只有7.8%，前不久刚刚闭幕的两会所确定的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只有7.5%左右，就是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一种持续下降的趋势。由于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份额很高，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2011年达到20%，对全球经济会产生影响。反过来中国经济增长为什么会下降，我们从原因上来说，相当程度来说是由于美欧债务危机以后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回落带来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所引起的，所以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风景这边独好，全球经济相互影响明显加深。今天我们在一起讨论的是中国问题，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全球问题，本节讨论我们有两位发言人和一位评论人。下面我们首先有请OECD秘书长古利亚先生。

　　古利亚：非常感谢主席先生，我希望在座所有人都已经拿到了这份材料，无论是中文版的还是英文版的，我们有两个版本大家可以现在去拿。这是OECD对中国经济所做的最新一次调查报告，我们每两年做一次这样的调查，那边的桌上大家可以看到有这样的册子，这个册子的内容是专注于四五个最为重要的所谓的最为紧急的问题，需要立马解决的问题，而且是非常务实的手法在进行研究，就是用了非常触目惊心的图片和非常明确的建议，还有一个册子是列出了我们在中国已经做过的或者准备要做的工作，因为OECD在中国也做了很长时间，是中国长期发展的伙伴，也会以后在中国继续做很多工作。

　　非常荣幸能够再次回到北京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经济峰会，OECD参与这个活动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传统，我想我们参与也表现出中国对于OECD的重要性，以及OECD对于中国的意义，每年我们都会讨论一系列非常有意义的涉及中国发展的问题，如何让中国能够在价值链高端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在今后的发展中获得可持续性，对中国来说的核心挑战和新兴经济体核心挑战都在于此。

　　我简单回顾一下中国经济的情况，中国的确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是很让人羡慕的，很稳健的，我们所谓的在2012年是7.8%的增速已经回落了，但是我想 7.8%这已经很好了，尤其是看世界上其他的经济体，他们根本没有增长，即使有增长也是非常缓慢的增长，尤其对OECD国家来讲7.8%的增速，我们真是非常羡慕，因为我们的增速可以说是乏力的，是负的。2013年经济调查报告我们昨天正式发布的，和扬伟民一起发布的，而且专门开了一次会议，邀请OECD我们驻华大使，根据最新的指数看到情况不错，刚才你说今年的目标是7.5%，实际上我觉得你们的期望比较低，我们给出一个增长率，中国是比较低调地调低了目标，OECD的做法是反其道而行之，定一个高调的目标最后没有办法实现，最后难以自圆其说，中国把目标定在低点，但是往往超过目标，我觉得这种做法很明智。

　　几年前到现在已经很明显了，尤其在过去两年，中国的经济正在进行结构调整，从出口的驱动转变为国内的需求，从投资拉动转变为消费驱动，我想这也是一种平衡，能够更好的把经济的增速和经济增长的质量协调好，而且也能够让经济增长在今后能够更加具有可持续性，不再依赖于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居民的收入还有GDP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也不错，还有社会消费也在增加，为了让人们对未来有信心，这样人们才敢消费，这也有助于政府减少过多的赢余。在过去几年我们可以看到消费增长率超过了GDP的增速，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中国的经常帐户的赢余已经有所收缩，在GDP的3%以下，我想这是好事儿，这表明中国在对世界经济作出贡献，而且中国贸易赢余已经不再是热点的问题，我想这是好事情。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中国在高端的价值链上的环节的地位与日俱增，我们谈到全球的价值链，这是一种新的方式来组织世界范围内的生产活动，不再是一个国家需要从头到尾，从A做到Z，那么每个国家都在这个产品价值链的各个环节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且在自己所在的位置形成极强的竞争力，中国通过引进外资投资参与全球价值链，中国获得了先进的技术和知识和熟练的劳动力和人才，那中国的能力非常的强，我们也看到中国有非常成功的企业和全球市场上的跨国企业在进行竞争。虽然中国现在仍然是世界的工厂，但是我觉得中国不再是仅仅做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和加工，中国现在已经开始成为全球的知识中心，研发的投入越来越多，在过去十年中研发投入的增长速度保持年均10%，而且中国也是世界专利申请最大的国家，这是非常有必要，而且是非常及时的趋势，但是过去20年中国一 直维持非常高的增速，随着劳动力价格的增加，中国的制造业的竞争力也受到了影响，而且环境和生态也受到了影响，这也会危及到中国公民的健康，很多产品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和组装，但是所产生的价值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对附加值的问题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出口由于是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所以价值还是有限的，所以中国必须要进行产业升级，从而以更加高效，或者更为重要的是以更高的角度从事更加具有价值的产业活动。如何实现这一点？我想首先有一个工作非常关键，就是充分的考虑到全球价值链的组织形式，以及今天的国际贸易所形成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我们对于价值链，对于附加值的研究表明，现在一个国家向另外一个国家向世界销售的能力也取决于这个国家从世界购买的意愿，实际上中国40%的电子出口产品的原材料采购也都是来自于世界各地。在美中贸易的关系上，如果我们看一看以价值链附加值来判断贸易流向的话，实际上中国是处于逆差的地位，如果我们不看表面的数字，只是看附加值的产生，实际上中国是处于逆差。

　　那么中国从国外进口其实也是很有必要的，这样中国可以获得世界级的产业要素，从而进行成功的产业活动，由于中国现在是在价值链的低端，而且有比较高的壁垒，这会影响到中国的供应商以及中国下游的出口商，这显然会影响中国的竞争力。我们希望向世界表明这些附加值的相关的数据，我们想通过这些数据说明，如果要限制这些高价值的半成品进口到中国的话，实际上是等于给自己设下一个套，会影响到自己在世界竞争的地位，没有办法参与全球的价值链，实际上是给自己造成很多的局限，我觉得这是充分的理由让我们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反对限制进口。还有要重视服务业，具有活力的服务业对于价值创造至关重要，我们现在的指标表明，在制造产品进行出口向成熟的市场，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等，实际上这些出口很大一部分应该是服务，表明的数字好像仅仅有25%的贸易是服务业，但是实际上对于高端的市场、成熟的市场，他们50%的贸易都是服务的贸易。在09年的时候，中国的高价值的出口只有5%是服务的出口，所以这也表明中国应该大力提升服务业，提升服务业在出口中的比重。这要求形成更强有力的、更高效的劳动生产效率。所以中国一般制造业生产效率比较高，但是服务业生产效率不是很高，这个在很多出口国家都是如此，比如说德国也是有同样的状况，制造业生产效率非常高，但是服务业生产效率非常低。随着沿着价值链的不断移动，大家会更多关注知识型经济，所以服务业一定要生产效率非常高才是整个竞争力提升的核心所在，那中国当然了，也无例外。

　　第三非常重要的就是，也是越来越重要的。在知识型的资本投资上要更多的进行投资，比如说研发、数据等等，还有一些专程的技术、设计等等，它都是在人的创造力基础上的一些新的活动。在全球的价值链最高的领域都是在智力资产上所开发的，中国也是在软件以及研发上做了大量投入，但是怎样能够加强研发，同时加强创新？在未来“十二五”规划中，在十八大中也着重提出，而且中国是希望能够更好的发展经济，包括品牌以及设计，在经济占比中也会有更好的比重。另外，中国需要进行大量的创新，研发是核心的创新元素。很多成功的创新的公司，他们在研发上所做的投入并不是很多，而投入的是无形的资产，比如说设计、品牌等等。所以说要支持这些活动，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长期的创新的活动，同时也提高对于一些小型的创新型公司的融资渠道，同时也鼓励他们进行合作。那知识型经济的增长也就意味着我们在知识产权方面做更多的投入，这是非常重要的框架，这样才能更好的发展知识型经济。那知识产权一定要建立合理的系统，而且是基于竞争的基础 上来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因为创新的核心就是竞争。

　　第四个挑战是国企角色要发生变化，在09年这些国企他们在研发上的投入占比45%，还有70%的支出是在技术创新上。所以国企或者说和国家相关的企业，也是直接主导了中国向海外的投资，我想在未来也会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些也就意味着中国在升级上也会效率比较低。所以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那些创新的企业以及创业家，他们是这种变革性创新的核心以及源泉所在。最后，中国需要让整个行业更加绿色，十八大目标中提出要建立一个生态的文明，而且在2013年对中国的经济调查中，大家应该看到这个领域取得了巨大进展，所以我们要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同时要进行更好的绿色的措施，这样可以避免环境恶化，同时建立一些新的市场机会，来提供更好的增长。另外，我们也要鼓励绿色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些激励机制，包括鼓励环保的行业以及服务业的发展。同时，提出新的污染的税收是非常重要的措施，另外，还有国际碳的定价，建立碳的税收，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措施，我也是拜访了七个城市，在这些城市中我们也有这样的排放交易机制，我们也是看到税收是最好的措施，因为你只要征税了管理就更容易，理解起来更简单，而且不需要太多的基础设施，而且在项目拓展中也是非常容易的。所以我们也建议，也许污染税是非常好的措施，包括美国也好、欧洲也好，这种碳排放交易机制，在整个的实施过程中产生了很多复杂，所以简单的收税可能更容易一些。

　　最后是一个补充机制，比如说对于车的排放等等也应该采取一些措施。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我们2013年的调研会有同事详细介绍，提出了中国近期和中期发展的重要的核心问题，比如说城市化，以及绿色经济等等，以及之前所谈到的，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列出的问题对中国下一个阶段的发展来说非常重要。我们也为此提出了一些建议，我们认为从农用地转向城市用地这样的转型，以及住房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可以更好的来加速我们这个转型。我知道目前地产市场的确产生这样的问题，因为农用地的确是非常敏感的问题，我想理查德一会儿会给大家介绍为什么我们只能用比较少的边缘性的地才会对农业不造成任何影响。所以我们也提出了对改革而言，中国应该跨出一步进行创新、提高能效，解决好食品安全以及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所以我们针对这些问题也都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和意见，我们也看到在中国相关的政策中，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上上周结束时也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总结，所以我们今天上午也签了一个备忘录，这个备忘录中也是提出了我们应该针对这些进行进一步沟通，来更好的了解，来帮助中国更好的开发政策，提高人们的生活。

　　谢谢！

　　余斌：刚才古利亚先生指出了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产业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那么我理解所谓这些挑战也正是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谢谢古利亚先生。下面我们请第二位发言人，OECD经济部中国组组长理查德赫德先生。

　　理查德：非常感谢主席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和荣誉，我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同时也成为第二个发言人，刚才我们秘书长已经提到了大致的情况，我在这里会做一些详细的介绍。这个调查报告150多页，所以没有办法做详细的介绍，因为我们之后还有发言人，所以我就简单的把一些主要概念给大家列出来。

　　在这个调研中，除了中国的宏观经济框架以及生产效率、通胀等等这些问题，涉及了这些问题之外，还有两章主要是介绍一些专题，今年我们主要涉及了城市化、环境，这两个是目前比较热点的问题，大家也在几十分钟之内很难做介绍，所以就讨论一下我们调研做的结构，尤其是目前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将会怎么样。

　　刚才秘书长提到我们期待今年增长率是8.5%，那相对而言是比较乐观的预测，不管怎么样至少比大家公认的数据要高，我们在做这样的预测的时候是去年11月，当时大家认可的GDP增长数据是8%以下，但不管怎么样，在第一季度的确是比较严峻，很难去分析，因为有一些具体的问题。但是第一季度的经济发展还是非常不错的。如果大家看一下股市的一些反应，汇丰银行最近的指数，以及业务环境已经达到了50的标杆，这好像都看起来整个的商业界对于目前经济发展还是比较乐观的。另外，我们在做调研开始的时候，当时也有很多产能过剩的领域。我们回顾一下2012年整个生产效率的增长相对而言是比较低，也有一些证据表明，好像生产效率目前在经济中还是比较缺乏的。我们认为今年的通胀应该是政府政策中的目标之一，对于政府来说3.5%的通胀应该很容易解决。我想目标的通胀率可能会降低到2.75%，我想通胀率也和季节、假期相关。

　　那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增长会有如此大的潜力呢？因为货币政策相对而言是刺激型的，一般GDP增长比货币增长低，今年也是这样的状况。政府也宣布了自己的财政政策，中央政府认为赤字会有所下降，我们也看到更多的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相对而言在不断增长，比去年第四季度要增长的快一些。

　　我们看到是否有风险呢？目前还是有些风险，第一个风险是政府如何来面对地产业的变化，相对而言房地产市场对需求出台了一些限制措施，我想对第二季度会产生一定影响。除此之外还有金融的稳定性问题，我们也看到信托基金或者说个人理财产品也是增长了75%，这是去年的增长率。所以说金融产品出现这么大的增长的时候就意味着要对它进行严格的监管，否则可能会有隐患，所以这是我们认为存在的两个风险。我想大家也都有这样的一致意见。从上行角度来讲没有太多的上行风险，这是大家的共识。我想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在在什么程度上我们会认为这种快速增长会持续下去，我觉得这方面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分析：

　　第一个是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速度有所下降。我们会详细研究去分析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实际上我们就会有把握的看到，对于国有企业的改组的趋势有所放缓，也就是说在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际上是慢于私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98年以来到2007年，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幅度非常迅速，因为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和改组。这就让我们给出了这样的建议，就是要在传统的由国有企业所垄断的控制的行业和领域，引入更多的竞争，从而让这些领域的效率能有所提高。还有另外一点原因，就是劳动力的供应现在在中国不是那么紧张，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经济增长的时候，实际上所面临的制约因素并不和全球的数据有多少关系。在中国国内，以前有大规模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在过去五六年我们看到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际上是和农业领域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有差距的，但是这就说明，由于是在城市聚集了主要的现代产业，而城市地区的人口是有限的。随着城市化进一步的推进，随着更多的人口从农业产业转到非农产业，城市地区的产业需要从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所获得，这也是我们以后在思考城市化过程中需要意识的问题。

　　我们如果进行把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历程的形成比较就会发现，比如说我们把中国和60年代的日本以及中国和70年代的韩国，以及现在的中国和90年代的中国相比，就会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进程会继续保持下去，中国仍然会维持比较充裕的劳动力的供应，那么在20年之后的期间之内中国仍然会有足够多的人口从事农业，至少有10%的人口从事农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式确保那些的确进入城市的人能够留在城市，因为现在很多的所谓的劳动力的转移是周期性的，农村人口到城市干几年还是会回去，如果能够把这个周期拉得长一点，或者给他们更多的激励让他们在城市安居乐业，我想这是很好的效果，在我们报告里也有专门一章专门谈到包容性的发展，也就是包容性城市化，这样的提法必须有两个关键因素做到，才能使真正的城市化实现，首先第一点成本合理可控，第二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他们应该能够充分获得城市提供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也就是说，这些从农村过来的人不应该在户籍或者其他享受公共服务的方面作出限制，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在作出努力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但是也注意到，虽然这是政府的政策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在做的，但是在过去十年中所谓平等的政策，实际上实施范围是在农村地区人口不太愿意去的地方，在农村人口非常愿意去的大城市可能平等的待遇在某些层面没有完全体现出来。

　　这里我想简要的提一下环境的问题，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中国所发生的事情，是在给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敲警钟，我们也希望这些事件能够导致重大政策的调整，我们知道政策调整很困难，但是今天上午我也听到了，从荷兰使馆公使那里听到一个，荷兰在30年内成功把硫排放量减少了85%。中国现在经济增长的硫强度还是比较高的，在30年之内如果能够像荷兰那样降低85%的话，会让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硫强度和欧洲保持同样的水准，我想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成功的、恰当的政策组合，通过制定相应的标准，比如说设定严格的排放限量的指标。我想如果实施这样的标准加以执行，而且在地方层面进行严格监控的话是可以做到的。我们也对这方面政策进行了研究，觉得政策其实意愿已经到位了，技术已经到位了，问题在于执行问题，把相关环保政策落到实处。

　　最后几分钟还想再谈一谈城市化的问题，刚才秘书长也提到了降低房价控制房价的重要性。这方面我们一个重要的建议，应该增加土地的供应。我们认为政策这方面对于房屋的需求是希望通过给它抑制之后能够避免对房屋市场的投机，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源。问题根源是没有足够的土地供给市场建房，同时供给人们居住。当然了，在农用地、建筑用地等等，相对而言都有各种各样的限制，目前说城市化在未来会从50%增长到75%，在整个农用地中拿出2%的地足够这些人居住了，但是相对而言农业用地少2%也不是很大，粮食安全还是可以保障的。所以我们应该考虑更好的来改革土地使用的一些相关的政策，这样农户可以得到更好的整合，使这些农用地更加资金密集型，生产效率能够更好提高。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出台这样的改革的一揽子计划，如果只是某一个改革独立进行是不太可能获得一个全面的效果。

　　谢谢！

　　余斌：OECD今年对经济的预测比我们要乐观一点，我们认为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大体跟去年差不多，或者略高一点，但是很难达到8.5%OECD所预测的水平，当然刚才也指出了中国经济短期面临的风险，以及中长期需要解决的城镇化的问题、环境保护的问题，等等。下面我们请出本节的评论人，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韩文秀先生。

　　韩文秀：各位下午好，中国经济调查是OECD对非成员国开展的为数不多、但非常重要的一项国别经济调查，在过去的八年当中，OECD已经完成并出版了三个中国经济调查报告，在2004年—2005年OECD开展第一次中国经济调查的时候，我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工作，它是中方的合作伙伴。所以今天先由我来对新的一期中国经济调查报告和古利亚先生、赫德先生的演讲做一点评论，我还是感触很多的。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外来的和尚会念经。OECD是一个国际著名的思想库、智囊团，是一个能够引领潮流、制定规则的重要的国际组织，我感到古利亚秘书长他的演讲和OECD这次中国经济调查报告，对中国经济发展确实提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可以用三个重要来加以概括。

　　第一，重要的课题。在OECD历次的中国经济调查报告当中，都涉及了中国经济发展当中的重大的现实问题、前沿的问题，最新的这期中国经济调查，虽然只有两个大的章节，也就是关于城市化和关于绿色增长，但是这都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的课题，也是最近人大代表和社会各界关心的热点问题，当然进一步来讲，其中还包括像土地问题、人口迁移、户籍制度改革、能源、资源政策等等这样一些重要的问题。

　　第二，重要的结论。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平衡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这个应该说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中国经济在中期内还可以持续较快的增长，我们的财政、 货币政策还有运用的空间，增强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报告当中还提到，日益激烈的竞争提高了效率，我们应该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继续增强汇率的弹性，另外城市外来务工的人员应该和户籍人口享受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包容性的城市化，还要注重运用价格的杠杆、市场机制、法律手段来推进我们的节能减排，实现绿色增长等等，这样一些结论可以说还是很有针对性的。

　　第三，重要的启示。OECD中国经济调查报告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可以说通常都吸收、借鉴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验、教训，所以他们眼界还是相当的开阔的，并尽可能的结合中国的实际，所以对于中国的政策完善和理论创新，我觉得还是有好的参考价值的。

　　大家也许注意到，在这次报告当中，他们在附录1还列出了，过去OECD在结构性改革上提出的政策建议和前不久我们召开的中共十八大相关内容之间的对应。实践证明我们OECD的朋友不是蒙古大夫，我们也对OECD所做的建言献策的工作表示感谢。

　　借此机会我对OECD中国经济调查这项工作也提几点建议：

　　第一，可以对以往已经完成的调查报告进行一些后评估，就是检验过去的工作和结论哪些是具有预见性和可靠性的，哪些方面可能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改进。

　　第二，希望国别经济调查报告分析方法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创新，让人感到OECD的调查报告耳目一新，别具一格。它每次发表的时候都令大家非常的期待，当然这样也会有助于中国经济学界加以借鉴，提高我们的分析能力和水平。

　　第三，可以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同一个主题做一些比较分析，比如说关于城市化、关于绿色增长，很多新兴国家都面临同样的课题，可以做一些比较分析。

　　最后，我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确实面临新的环境、新的挑战和新的任务，特别是新一届政府已经提出来，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我们希望进一步加强和OECD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并且向更高阶段迈进作出新的贡献。

　　谢谢！

　　余斌：刚才韩文秀先生用三个重要，重要的课题、重要的结论、重要的启示，来评价OECD所完成的调查，我表示赞同，谢谢韩文秀先生，我们还有5分钟时间留给在座的各位提问。

　　现场答问：

　　提问：我们这个题目是新时期全球化下的中国，所以不仅是要谈中国，还要谈新时期的全球化。在前期的全球化是以贸易的自由化为特征的，所以中国顺应这样的贸易自由化确实是在前期的全球化过程中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然也积累了很多问题，那么我想问的问题是，从OECD的角度要谈新时期全球化有什么特点？我们知道新时期全球化下的特点，那中国就更容易在它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间知道自己的挑战和机遇，就能够更好的顺应新时期全球化的特点，然后去分享全球化的收获。刚才两位说的非常好，对中国做了一个诊断，然后提出了很好的建议，那么是不是能够跟全球化的新时期的特点再结合起来，这种针对性可能更明确，然后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可能意义更大。

　　余斌：我想你是给他们提了一个建议，不需要两位回答，再请出下一位提问人。

　　提问：我想请问一下理查德先生，您认为在中国未来五年城市化进程中国内的矿产需求和供给会是什么样的趋势？谢谢！

　　理查德-赫德：第一个问题是问新时代全球化的特点，我觉得新时代的全球化的特点就体现在新的国家、新生力量，将会在全球舞台上，在全球经济体系里面，占据更大的作用和地位，目前我们看到中国的崛起，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日俱增，但是与此同时也有其他新兴经济体，比如东南亚的这些国家，越南、印尼，甚至是在一定程度上印度都在进行这个进程，都在建立复兴，比如印度出口也是增速非常惊人，在这个新的全球化的时代，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我们也看到中国会面临来自更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比如说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的竞争，所以中国也需要进行调整和适应。当然，这种调整和适应并不见得一定就要是政府通过政策指导，企业界可以自发的采取一些新的做法适应新的格局，比如企业界可以调整自己的生产方式，以适应新的时代。比如说企业可以更多的使用机械、更多的进行自动化、更多的进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活动。

　　第二个问题问的是供求关系的问题。我觉得供求关系在目前而言需求还是很旺盛的，当然我也看到在供求关系的问题上，尤其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的变化会有助于实现中国经过的再平衡，这会大大的刺激国内的需求，所以会减少中国经济发展对于投资的依赖性，这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整体再平衡。

　　古利亚：我想再宏观讲一讲，在今后五年，其实不光是今后五年，其实这一点也不光仅仅适用于中国，我想就货币政策而言以及财政政策而言，中国是世界上不多的几个国家，主要是使用财政政策在进行经济调控的。当然，像人口的老龄化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会大大加剧政府的财政负担，这点必须被充分考虑到，以避免以后出问题。像墨西哥、韩国和智利这样的国家，如果看他们社会保障的支出增速非常快，占GDP的7%—8%，OECD当然更高，GDP的20%，所以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要赶上OECD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还要需要一定时间，但是已经很高了，所以要考虑政府财政的负担。这里有四个问题，教育、创新、竞争、税收，以及相应的研发，还有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产品市场的灵活性。贸易全球化所带来的一个现实情况，就像刚才你说的那样，随着贸易全球化知识也全球化了，贸易不再仅仅是服务和商品，也是知识的贸易，我觉得中国的劳动力的价格的确是提高了，这对工人来说是好事情，而且这也会给中国带来一种新的潜力，让中国有可能成为一个知识经济体，我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中国服务业效率不是很高，那么德国也有这样的情况，德国工业制造业效率非常高，但是德国的服务业在知识密集方面也是存在很大的欠缺的。还有一些问题，包括监管以及放松监管的问题，这是我们要关注的。还有社会化的问题，社会化的生产，也就是通过在社会保障网的建设方面进行更多的投入，我觉得这会给中国的未来提供一个安全的保障，也能够有助于国内需求的形成和刺激，这样的话，也会实现中国经济的更加平衡的状态，也就是出口、投资和内需之间更加平衡的关系。

　　还有第三点就是环保的问题，绿色产业的问题。我们现在和自然界的关系可以说是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不光是中国，整个世界都是如此，我们必须要改变这种现状，一定要采取措施，而不仅仅是夸夸其谈，这是一代人的职责，更好的更合理的使用资源，以确保有足够多的资源为子孙后代利用。

　　还有另外一点是体制问题，体制的设置必须要进行反思，整个世界已经在金融危机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新的国际规范，尤其是在几个领域极为明显。比如说就业、医疗、养老，甚至是我们考量一个社会民生的这些指标，除了单纯通过GDP衡量之外，有没有其他更全面的指标，这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体制改革的问题，总而实现经济结构的平衡，更加绿色的发展，以及更为均衡、全面的民生的提升，而不仅仅是GDP的增长。

　　余斌：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互动只能到此结束，刚才这节我们围绕着中国经济的现状和情景，台上三位分别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总体上我认为中国经济处在一个重大的转型过程中，那么这种转型不仅仅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而且会带来经济结构一系列重大的挑战，那么在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既面临很多的困难和挑战，同时我认为也有很多新的机遇，我们能够有效的克服这些困难和挑战，抓住机遇，我们就可以实现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再次让我们以热烈掌声对台上三位的发言表示感谢。谢谢！

　　古利亚：如果有人还没有拿到我们的报告，OECD的中国经济调查报告，可以去拿一下，我们专门为这次会议带了很多过来，有中文版英文版的，对中国经济结构方方面面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大家可以去桌上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