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斯:用税收杠杆治理环境污染

2013年03月23日 16:37  新浪财经 微博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年会”于3月23日-25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尼古拉斯·斯特恩。(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年会”于3月23日-25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尼古拉斯·斯特恩。(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会”于2013年3月23-25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在“重寻碧水蓝天”分会场上,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尼古拉斯·斯特恩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以下是部分发言实录。

  尼古拉斯·斯特恩:

      非常感谢,之前有发言人也谈到,我们需要探讨我们的各个议题的时候,要考虑到中国未来的政策发展,还有中国的税收的改革,我们需要来综合的考虑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结构调整推动税制的改革”,我之所以选这个题目,是想要向各位来阐述由于中国结构的巨大的变化,我们需要来开展税制的改革,只有通过税制的改革才能很好的应对污染和交通堵塞的问题。

  在结构调整的框架下想来谈谈税制改革的问题,我使用的幻灯在大家的论文集中可以找得到。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结构调整产生了税制改革的需求,由于70年代以来的市场体制的改革,要求中国政府来进行税制的改革。70年代末的时候最初是在农业领域,后来延伸到了乡镇和企业,这为企业和地方政府提供了更多的资源,大家可以从下面的这张曲线图上可以看到,如图。大家可能还记得当年达沃斯会议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问题,70年代以来的结构调整造成了总体的收入和中央政府在总收入中占比的下滑。

  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了税制的改革,94年以后收入的曲线开始上升了。这样的税制的改革使得中国政府顺利的应对了经济危机,包括08年的经济危机。从93、94年这样的改革,恢复了中国的财政实力。但是94年的改革以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又产生了一些结构的调整,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像空气污染的问题,以及交通拥堵的问题,面对着这些问题我们也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税收方面的调整。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需要实现更加环保的发展,这就是在过去的20年中国的结构的变化,在这样的变化下中国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需要进行调整

  如图,这上列出的是如何应对结构的调整,包括改革个税和企业所得税,最重要的是要引如碳税和各种污染税。究竟应该怎样做呢?我会详细的给大家来解释。我会按照轻重缓急的顺序来给大家讲所面临的各个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案。我们可以看到在十二五规划中也非常的重视绿色的增长。我们也看到,在十二五规划当中也谈到了要加大对社会服务的开支,包括像教育和医疗,但是钱从哪来呢?这就需要进一步的改革税收政策。我之前也建议过,比如说可以开征碳税,比如说每吨20元的碳税,这样的税制可以帮助产生更多的收入。在水污染和拥堵的方面也可以增收拥堵费、水污染费,这样就可以带来相当于5%的GDP的税收。

  通过这样的激励结构 ,我们可以对污染进行征税,也可以用一些激励措施鼓励各个企业投资于环保技术。通过这样的做法可以来增加税收,可以财政税相比,这样的碳税更加的合理,可以更好的去管理人们的行为,可以减少污染的行为,可以通过拥堵费,治污费,一方面可以增加税收,另外也可以保护环境。

  另一方面,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有稳健的税收收入,也可以治理污染的问题。我认为新政府的首要的任务就是进行税收体制的改革。

  以下为尼古拉斯·斯特恩现场答问。

  提问:

    主席先生,我们这一节的讨论是讨论清洁水和清洁空气,我参加过好几次这样的论坛,我发现很少有人谈水污染的问题,但是我想问主席一个问题,黄埔江有上万的死猪,你能不能就这个事件来谈一下,这个事件对水所造成的污染,如何控制上游水污染的问题。

  主持人:

    一个是大气,一个是水是当前民众特别关注的两件事,黄埔江死猪的事件,至少说明这么几点,第一全社会的生态道德的意识问题和生态道德的价值观的问题,这个时代这个方面的所作所为突破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的价值观念,过去都是个人的利益要服从整个社会的利益的价值观,现在已经被突破了,这是中华民族最大的危机。扔死猪的人良心上为什么没有被谴责,是因为他们没有道德的底线,这是中华民族最大的伤痛。

  第二、说明我们的各项政策措施并不是协调配套的,因为养殖业的风险相对比较高,死亡率是有一些的,政府专门为死猪的尸体处置是有补贴的,可以进行无害化处理,并不需要养殖户自己花钱。但是由于补贴的完善程度不够,实施到位的程度和补贴的程度,能不能使养殖户把死猪运到安全处置的地方去,补偿不了价值的损失,所以养殖户就不愿意承担差额的代价,再加上没有道德约束,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第三、说明监管的系统是暴露出巨大的问题,我们把这样的问题除了死猪这一件事以外,还有其他的污染物的排放,血铅事件和其他的环境污染的事件加在一起,中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当中国是一个经济相对不发达的时候,它是经济一条腿环保一条腿两个 是相对一起长,但是当经济的腿越来越长,而环保、生态关管理的那条腿仍然是原来的长度,这个人就是越来越倾斜,最后可能会站不住,这个人会倒的。

  这样的逻辑下来,下一步不可能把经济的腿缩短,不搞经济了来保环境,这是不行的,我们仍然要增长经济这条腿,但是要把环保、生态、资源等等各方面那条腿要加长,才能保持我们人是平衡的。这次黄埔江死猪事件的发生我们感到痛心是因为感到社会有严重的道德的危机,返过来还是一种机会,周部长环保部的大会上明确的指出,这是当前环保工作再好不过的时机,这个事件一定要被我们所使用,用来强化我们的法律法规,增强我们的环保的力量。现在一个省区只有几十个人,或者是上百人而已,要监管成千上万的企业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将来第一步是强化道德意识,树立生态文明意识,强化法律法规,增强执法力量,最后是更多的广泛的发动社会公众的监督,来监督政府,也是让社会监督社会,这样我们的未来才不会重复的出现现在的情况,我们可以预见将来由于自然天气原因还会出现雾霾这样的天气污染,但是如果再重复出现死猪这样的事件,那就是重大的失误,这就是今天面临的总体的形势。

  尼古拉斯·斯特恩:

    我谈两句,刚才谈到水污染的问题,我们看到二氧化碳是可以从空气中隔绝出来的,如果是死猪要去处置的话,烧死猪也会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也需要先进的设备加以控制。中国现在是达到了十亿吨的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这是年排放量,再过20年甚至会有50%以上的增长,所以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如果不去提高能效的话,会继续快速的增长,到时候可能会达到600亿吨、700亿吨的排放量,20年会有十倍的增长,而全球的碳排放预算是到2050年是340亿到350亿吨。

  如果中国不采取措施的话,到时候中国会占到全球排放量的一半以上,到时候全球的温度不仅是要升温两度,可能要上升3到4度,中国和其他的国家都会受到威胁,过去的300年我们的温度都没有出现3度以上的波动,人类才仅有25万年的历史。300万年前的温度比现在高3度,海平面比现在高20米,而水平面每上升2米的话,就会使得1.5到2亿人无家可归,我想说的是如果只去关注二氧化硫排放的话,有可能会忽视了气侯变化的整体的情况,气侯变化最终会影响到水的体系,海平面会上升,气侯变化、降雨和降水和飓风都会非常的极端,包括喜马拉雅山上的积雪也会熔化。所以说二氧化碳只是全球气候变化中的一个环节,我们不仅要看细节的二氧化碳的排放,也要看整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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