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年会”于3月23日-25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会”于2013年3月23－25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分会场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表示以城镇化质量提高为首要任务，以下是杨伟民发言实录。

　　杨伟民：

　　大家上午好。最近城镇化或者说城市化再次成为热门话题，也成为两会上的热点，我觉得这是好事，其实中国提出城市化、城镇化这件事不是现在开始提的，但是进一步的深入讨论，有助于我们想好了以后再行动，减少今后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的代价，我讲几个观点，把中国要推进城市化的，我认为要做什么讲讲我个人的理解。

　　第一、推进城镇化要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作为首要任务。过去一说城镇化，主要是提高城镇化率等等，但是我们的十八大报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中，改了过去十七大的提法，过去是讲提高城镇人口的比重，这次是讲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因为现在对中国来说城镇化率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如何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第一是人口，1.6亿多农民工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人口是半城镇化的。我们的书中也是主要论述这个问题。第二是解决布局问题，现在布局比较混乱，都是原地去扩大城市规模，结果带来了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第三是形态，我们的城市化形态并不是很合理，越来越多的城市，形成摊大饼的布局，直接或者说间接的带来了交通拥挤、房价过高、污染加重等等的问题。

　　第二、要推进城镇化要走符合规律的城镇化道路。过去提出城镇化主要是从解决三农问题的角度提出来的，所以提出重点发展小城镇，后来发现农民工并没有按照政策来走，而是按照就业岗位来走，地方政府也没有重点开发小城镇，因为小城镇的地卖不出价钱，今后避免要提重点发展小城镇的口号，而是让城市化本身的规律发挥作用。

　　第三、推进城镇化要把政府的工作重点放在体制机制的建设上，主要是破旧立新，破去过去二元结构的旧体制，建设适应城市化趋势发展的各种各样的体制，包括财政、财税体制、公共服务等等。

　　第四、要选准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这是下一步重要的问题，究竟怎么去解决，可能有不同的意见。因为农民工积累下来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的，是十几年甚至于三十多年来积累下来的问题，涉及面很广，仅就一个问题来解决，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效果，或者说给未来的改革和发展制造一些难题。比如说住房问题，北京、上海、深圳这都是农民工最多的，也是房价最高的，也是保障房需要最多的，但是这些地方开发的强度比较高，开发的强度已经超过了50%，如果再继续摊大饼，未来这些地区的生态和环境，特别是环境的改善很难实现。

　　最后要改变以行政区为界，划地为牢的方式，现在是每个市、镇都在原地自己的规模，结果是到处有房地产的项目，需要到处建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厂，到处都要修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但是我们的国土空间非常少，一共是960平方公里的国土空间，只有一百多万是平原，而我们的人口大部分集中在这里，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今后的农田无法保障，生态环境无法保障，还是要走集约和紧凑的集中在少数区域，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的规划要求建设大的城市群，走集约和紧凑的城市化的道路。

　　谢谢！

　　以下是杨伟民现场答问。

　　提问：

    我的问题是问杨伟民先生的，您刚刚提到城镇化政府要让城镇化的规律发挥作用，您能展开说一下吗，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企业和个人扮演什么角色，政府应该做哪些顶层设计？谢谢！

　　杨伟民：

    中国提出推进城镇化，是因为本来城镇化应该正常的走，但是因为有很多城乡间的分割的制度和体制，导致了进了城的人不能定居，所以政府主要的工作，当然要做规划了，主要是要把体制机制的障碍破除掉，比如说户籍制度，当然了，十八大说要改革户籍制度，而不是把户籍制度拆掉，而是要逐步的改革。比如说  财税的体制是鼓励大家占地的体制，不断的占地卖地，所以说要进行改革。等等的体制和机制的重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去重建，过去是搞开发区、产业园区，划分多少个城市新区，这样会带来很多的问题。现在很多政府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就是冲出来了，要搞工业，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前提，所以先搞工业，划了一大片区是工业开发区，然后是招商引资，结果投产了产能过剩，这次不能像过去一样的一切从头来，要建房子再卖地，然后建了新城进多少人，但是人从什么地方来？不知道。很多地方的规划，如果是规划完了之后城市规划的人口比全中国人都要多，因为大家都想把别的地方人吸引到这个地方来，实际上不可能，政府不要干预本来城镇化自身的过程，把体制、政策和机制调整到位就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提问：

　　我想问杨主任，刚才您提到城市化今后的改变是两点，一个是过去强调比率数字到强调质量，还有是要将一部分交给市场去做。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政府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事实上从工业社会到农村大批人口向城市进发，是需要政府强制性职能要减弱，但是保护和服务型的职能要加强，比如说水质和公共设施，美国30年代的时候，上个世纪有一场大争论，城市堵塞究竟是政府无能还是城市人口太多，最后还是政府的治理的能力比较弱。如何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如何在注重质量的时候如何提高政府治理社会的能力？

　　杨伟民：

　　政府该干什么我已经讲了一个方面，我也同意你说的另外一个方面，政府要办好自己该办的事，当然了有太多的事要办好了。但是至少是规划要做好，比如说刚才日本这位先生讲的，我们的城市到底如何规划，过去的规划是有问题的，规划好了以后又不执行。一开始有可能是规划错了，过于注重物而不重视人，留的生态空间太少，工业搞的太多，这是没规划好的问题。有的是规划不执行的问题。其实北京原来的规划不是这样的。另外政府要把基础设施相应的按照规划来做好。也保证保障房、公共服务，教育医疗的机构，这些是政府需要办的事情，当然政府要办的事有很多了。但是不是推进城镇化的过程才想起来政府要做，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提这个口号照样要做，所以说城镇化政府要做的事和整个政府要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没有区别。

　　提问：

　　我是凤凰财经记者，我问一下杨主任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民工城镇化很大要依靠打破户籍制度的积累，近两年有没有这样的政策会出台，就是相关的细则，大家都说户籍制度的改革，但是现在好像只是纸上谈兵而已。

　　杨伟民：

　　首先要说，不说的话怎么能够形成共识呢？户籍制度这个事，在我的印象中，在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是第一次提出来，但是改革户籍制度，但是我个人觉得可能要讨论好，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到底采取什么办法去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是把1.63农民工的教育问题一揽子解决，还有一种路径是解决完教育问题再解决社保问题。如果是这种路径，可能面临一些难题，比如说教育，如果这些人的孩子都到城市来接受教育，我们面临着什么地方建学校，我们的教师从什么地方来，农村的教师也没有了。过去也有地方做了尝试，但是事实证明这样变成了教育导向的城市化，最后是不可持续了。

　　另外一种思路，逐步的去放，现在有些地方在做的积分制，当然积分是不是对是个问题。等于是“开闸放水”把大坝一点点的进人，一年进几百万，最后两亿多人，最终慢慢的都进入到城中落户，这也是户籍制度的改革，看我们的路径如何选择和做，现在这两种方式都在进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