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路线图

　　 会场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路线图(六号楼)

　　 主持人：宋晓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主持人：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年会，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路线图在我们这个会场举行，各位女士、先生、专家代表，大家上午好！按照会议安排，我们这个单元有四位发言人，他们按照发言顺序是：

　　 史蒂芬·罗奇(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迈克尔·里奇(美国兰德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这四位都是国际顶尖的学者，我们这次分会讨论主题是改革的路线图，大家知道改革成为近期报刊、杂志、电视台出现最多的词汇，李克强总理在两会刚结束的媒体会上使用的最多也是改革，中央领导也在强调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提出改革需要有魄力、有智慧、有韧性。改革从哪里开始进行？针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面对的具体问题，如何考虑改革的路线图呢？我想我们今天请到的四位专家可以共同分享他们的观点。

　　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不多说了，我把会议的安排简单介绍一下，每位发言人时间控制在八分钟之内，之后有十五分钟的提问，提问完之后，希望每位发言人做一个综述回答，只有三分钟的时间，如果还有时间的话，主持人大概有三到五分钟的总结，现在我们欢迎第一位发言人史帝芬·罗奇先生发言。

　　史帝芬·罗奇：谢谢主持人，我很高兴来参加今天的会议，我也是连续第14次参加这个会议，我不知道你们这次来是不是为了见基辛格先生，但是我们的上座率却是非常的高。

　　改革这个词，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事实上，这个词对世界上所有的主题经济体都非常重要，大家也讨论的非常多，我们谈到这个词的时候要非常的谨慎、仔细，因为这个词很重要，尤其对中国来说更是如此。我们看看中国自从改革开放开始的一系列的成就，改革这个概念必须纳入到一个战略性的框架中，包括一个国家想要去的什么样的成就，我们必须有确定的目标，必须积极的推进，而且必须致力于个人的特定要求，不能为了改革而改革。在中国制订经济改革的路线图，我认为主要考虑五个要点：

　　第一，出口增长所面临的全球逆境，这为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很大的阻力，在开幕式的时候，几个发言人也提到这一点。

　　第二，中国出现的越来越严重的内部不平衡问题。

　　第三，关于中国未来改革方向的问题和争议，也就是消费性再平衡的必要性。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已经够了，过去有各种各样的争论，现在中国的领导人应当更加注重实施。

　　最后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国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展。首先，马丁。沃尔夫在几分钟之前讲过，全国经济持续低迷，而且这种情况将持续几年，国际货币资金组织指出过去一年中，除去中国发展之外，全球的GDP增长仅有2.4%，这个数据不是特别的官方，因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门槛一般与全国经济的情况紧密联系。全球经济现在持续低迷，而中国的增长帮助世界经济防止箫条。现在全球GDP增长的趋势可以从这张表中看到，在过去的几年中，全球经济增长的趋势是3.6%，在2010年和2012年有一些小小的进步，但是2013年底还是有3.7%的净差额，所以在这基础上，我们需要担心的是通货膨胀再次出现。

　　当然，我本人并不是非常的推崇中央银行采取非常激进的措施，在此背景之下，中国在经济增长方式方面有了非常明显的转变，从左边的图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发展最快的领域是出口，也就是这条红线。在2008年、2009年经济箫条的时候出现了估值，现在已经出现了快速发展的阶段，现在中国的增长模式正在从左边的图向右边的图转换。在这过程中，在过去的六年中有些争论，包括中国的十二五计划，为中国创造就业工资，以及经济安全、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了蓝图。实际上这些问题目前取得的进展比较少，大家看一下在服务业方面，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还是比较多，制造业和建筑业大概创造了35%的就业，而服务业在中国需要进一步大幅度增长，这也是中国讲了很多的一个未来的目标。

　　在收入方面，从右边的图可以看出，城镇化是中国人口收入增长的一个巨大动力，城镇化毫无疑问发展的非常快。2012年以后的数据没有在图上表现出来，但是中国的城镇化已经超过了50%，增长速度达到20%，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令人鼓舞的迹象。城镇化也推动了在中国的投资，对我来说有点太多了，在中国确实是存在着投资和资源分布不均的现象。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对中国宏观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但是在中国这个量大概只有日本和美国的13%左右，所以在未来的几年中，中国仍然需要大量的投资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社保体系方面，中国的家庭存款率仍然在快速的增长，当然中国的政府正在致力于建设好的社保和医疗体系。右边的图是中国退休资产的总额，包括国家社保基金，地方政府社保基金，以及个人退休金。大家可以看到个人退休金的数量是完全不够的，如果按照中国的劳动人口来算的话，每个人拿到手的是非常少的，因此，中国必须做好退休资产的管理工作。

　　我来评价一下中国在这三方面取得的进展，所以我采取了打分的方式，在服务业和就业方面，我给中国的成绩是B，这个成绩不算差；在城镇化和工资收入方面，我给中国打的分是A-，还不到A，因为中国城镇化趋势非常好，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在社保体系方面，我给的分比较低，只有C。任何一个学生也会觉得C不是一个好的成绩，可能会找老师问为什么分数这么低？因为在这个方面，在提供资金等方面，中国有很多事情还要做。在国际改革方面我们给的是I，也就是不完整。

　　下面讲讲中国管理宏观经济方面的优势，中国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一直能够以非常战略的方式进行思考和行动，我的意思就是说中国在第五个和第九个，以及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都是中国以战略的思维、清晰的目标，以及卓有成效的注意力来进行发展的很好的例子。现在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的时候，我们必须集中精力进行改革，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通过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谢谢！

　　主持人：非常感谢，下面我们就请吴敬琏老师做精彩的发言，大家欢迎！

　　吴敬琏：我没有很多新鲜的思想，就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正在做什么事情，去年中国共产党十八次代表大会做出了很重要的决定，我们知道在十八次代表大会以前，实际上在中国内部对向哪一个方向走，其实是有很多争论的。大体上说来，一种意见是中国应该加强政府对于经济和社会的管控，英语杂志的说法是国际资本主义。

　　另外一种方向是群众过去30多年的道路，使得我们初步建设起来的市场经济制度有一个改善和提高，能够建设起一个在规则基础上的一个现代的市场经济制度。

　　十八次代表大会对这个问题做出了一个回答，中国今后向什么方向走？向继续改革的方向走。十八次代表大会要求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的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改革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关键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得市场能够在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上，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政治经济改革方面，加强民主自由的政治化，实现国家法制，这是非常重要的决定，可是决定了方向，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共产党代表大会所确定的一些要求。

　　根据过去中国改革的两次大推进情况，我们需要做三件事。在中国30多面的改革历史中间，有两次比较大的推进，全面的、系统的推进，一次是1984年到1988年，另外一次是1991年一直延续到2000年，甚至2001年。这两轮改革，特别是第二次取得了很大的实效，从经验看起来，确定目标是第一步，这是三部曲的第一步。确定目标以后，第二件事就是要制定重点改革的方案和路线图或者叫总体规划。第三件事就是克服必然存在的各种阻力和障碍，把各种改革落到实处，所以我们如果对照过去的经验来说，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做出大体的设计。

　　去年中国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3年工作要求的时候，就把这件事列在2013年六项主要工作的最后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2013年的要求，提出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今年要做的事情就是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人们普遍认为今年提出，意味着在今年晚些时候要求党政领导机关把这个路线图提出来，根据过去的做法，一般是在每一届中央委员会的第三次会议上会把这个路线图经过讨论，得到确认，在明年或者更晚一些时候，我们就可以全面的推进改革。

　　这个工作其实在十八次代表大会以前，已经在许多政府和民间的研究机构着手进行了，因为十二五计划里面提出来要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研讨工作，从前年开始，许多研究机构就已经在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这个工作大体说来是两个层次，首先是问题导向，我们现在面临着许许多多的问题，从大的问题大概有两个，一个是所谓增长模式，这种粗放的、旧的增长模式，要求转变已经几十年了，转变不过来。那是什么问题？以至于到现在资源的短缺问题，环境的破坏问题，以至于劳动者收入提高问题等等都变得越来越严重，这是跟增长模式转变不过来有关。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腐败，腐败蔓延、猖獗，而且导致了低层群众低收入阶层的强烈不满。从问题入手，去研究找出来它的制度上的根源，然后就可以确定应该做哪些改革来解决这些制度上的问题。这是第一件事情，这类工作做了很多，我们报刊上也可以看到很多讨论，比如刚才史帝芬。罗奇讲到的城镇化，旧城城镇化造成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其中根源在于体制问题，土地财产制度问题，政府职能问题等等。

　　第二步就是把这些改革的项目按照改革的领域汇总，开出每一个领域，比如财政领域、金融领域要做哪些改革，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多，需要改革的项目也很多，譬如中国经济50年论坛前一个时候年会上，大家可能看到报道，提出了大概三四十项改革的需要，不可能全面出击，一下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还有第三步的工作，就是要筛选、梳理，找出最需要改革的，而且关系有比较密切的改革项目。然后设计出一个我们根据过去改革手法，叫做最小的一揽子改革方案，这就是一个路线图。

　　现在在做的事情，实际上已经有了很多研究，各个地方都在进行梳理，来提出自己的建议，最后应该有一个中央的机构来下中央政府的路线图方案，经过会议讨论定下来。不管是设计和执行，现在是做设计工作，不管是设计和执行都会很困难，从设计来说，主要是两个困难，一个方面的困难是理念、理论、思想，到底设计一个什么样的制度？通过什么样的改革可以有不同的选择，认识上就有很大的区别。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障碍是利益，李总理前两天讲过的，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困难，解决意识问题还容易一点，当然也不是那么容易，对利益格局会碰到很大的障碍。预计在设计过程中，我们会碰到许多需要解决的障碍和困难。

　　即使能够设计好，能不考虑执行下去？一方面需要领导，十八次代表大会所说的要有更大的政治勇气，另外当然就是需要有智慧，我希望能够靠一方面领导上能够像他们所宣誓的那样，李总理的话就是壮士断腕的勇气，另一方面有大众支持推动，有希望实现我们的目标，谢谢！

　　主持人：谢谢吴敬琏老师！下面请迈克尔。里奇发言。

　　迈克尔。里奇：谢谢宋先生的介绍，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推动中国的创新，不管在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发展阶段的过程来说都非常重要，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迅速的国家来说，尤为如此，所以我想讲一讲如何推动中国的创新。

　　首先，我将从劳动力市场开始讲起，中国在过去的十多年一直去的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现在出现了很多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因此也造成了中国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所以在未来十年，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将会缩小，也会提高劳动力成本，如果以美元计算的话，比如说像广东省这样的地方，劳动力成本在未来几年将会翻番。在广东主要是依靠出口加工业，现在我们需要创新推动这些产业的发展，通过这种情况，也可以增加工人的劳动力，同时增加工作的活力，这也是中国所需要的。这样一种创新的转变，也会带来其他的好处，比如说中国面临着一些政策方面的压力，比如说水污染问题，人们越来越关心这些问题，包括水治理的成本，这每年都会让中国，以及中国人花费很多钱。中国也面临着老龄化问题，所以中国现在养老政策和体制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不再可行，现在很多老人可能要靠自己的孙子或者孙女，而这些人都是独生子来养老，所以我们现在要进行创新，让养老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更好的照顾中国的老年人。

　　2011年，广东的官员们被邀请到我们的公司进行参观和培训，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雄心勃勃的计划，我们主要的理念就是新的城市必须是环境友好型的，必须是依靠创新型的企业来支撑的，这样的城市叫做知识型城市，这也是成为我们创新企业的一个中心的任务和思想。在广州有50万的居民，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能够吸引世界级的创新企业来到这些地方，来展示他们的领导才能和企业家精神。其实我们可以从其他的成功经验中学到知识，比如说在马里兰，以及加利福尼亚的成功经验，我们在网站上其实有一个完整的报告，我给大家讲一些报告里的主要点。

　　首先，便宜的土地以及低税率并不足以吸引这些企业，所以我要给大家讲讲如何在知识型的城市推动创新产业的发展。这样的公司可以是高新技术的企业。

　　第二，地方政府必须确保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这一点也必须在全国得到推行。

　　第三，知识型的产业需要有高素质的，具有专业技能的人才，这样才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从全世界各地来到中国，中国人也可以去国外学习，但是很多人去了国外，可能就不回来了，在国外就业了，中国现在也越来越成功的吸引了很多国际人才来到中国。

　　第四，有很多个人可能需要有更高的生活质量，这对新的城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是吸引更多在国外学习工作的中国人回到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比如说有更多的绿地，更好的购物、学习，以及上学的环境，更加便利的交通等等。

　　第五，要创造以创新为基础的融资机会，确保企业家有足够的融资机会。

　　第六，企业家成需要有足够的流动性，足够的资金和创业空间。

　　最后，长期看来，中国要成为成功的创新者，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容忍失败，在失败之后，如何重新站起来，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重要的因素都结合在一起，好好利用，才能够创造出正确的激励措施组合。这些措施其实在世界各地都是有用的，但是我认为在中国能够很好的帮助中国面临各种挑战，把传统的工业和技术变为真正的经济发展的动力，为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提供好的创业机会，吸引他们来到中国，把他们的理念真正的商业化。

　　我来总结一下，如果我们造出这样一个知识型、创新型的城市，人们会来，在今天的经济环境中，我们面临了一些困难，但是我们要有一些策略和理念来确保这样的城市取得成功，谢谢各位！

　　主持人：非常感谢迈克尔。里奇，他从一个劳动力市场变化谈到了中国过去人口基数庞大，但是劳动力素质比较低，向劳动力素质高转变过程中，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下面请郑永年先生发言，大家欢迎！

　　郑永年：谢谢主席，也谢谢主办方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中国改革的一些看法，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讲几点：

　　第一点，中国的改革现在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因为中国从去年开始，经济增长缓慢下降，高增长已经过去，开始进入一个中速增长阶段，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中国今后十年、十五年能维持一个中速增长，比如6%到7%的增长，十年、十五年之间，中国可以成为一个高收入社会，高收入经济体。如果中国能达到这个目标，中国有可能成为亚洲的日本四小龙发展经济体，如果发展不好，中国可能无可奈何成为另外一个泰国，陷入中等收入陷井，出现中产阶级过小，社会不稳定，社会暴力丛生。如何保证中国比较好的转型？从世界历史来看，除了经济上的问题，一要是有效的政府，第二要有正确的改革策略。现在都在讲改革是红利，最近国内也在讨论，很多人把它理解为发展是红利，强调改革非常重要，不是光强调发展，所以体制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但我觉得还应该加上一条，体制创新是最大的红利，因为体制改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每个体制背后都是庞大的既得利益。国有企业、银行、公务员、大学每个背后都是庞大的既得利益，改革还是非常不容易，美国、日本都在改革，不容易，都是因为既得利益。为什么大家对美国的体制比较有相信，美国的民主制并不在于改革容易，而在于创新容易，所以创新与体制改革并存，我觉得需要多强调体制的创新。

　　刚才吴敬琏老师讲了中国改革体制的很多方面，我今天只讲一点，那就是城镇化。城镇化需要很多的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大家都在讲城镇化，关键是土地制度。现在所谓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就是集体所有制，在集体土地所有制下，农村集体拥有土地，土地表面上看是农民的唐僧肉，谁都想吃，地产商、地方政府想吃、上级政府想吃，但是表面上唐僧肉的主人—农民吃不到。中国大部分文化都跟土地有关，为什么？这个很简单，农民归根到底原因是土地的数量是固定的，而集体是不固定的，有人出生了，有人死掉了，不固定的，土地产生的利益一直被分配，重新分配，利益分配会产生很多冲突，所以很多地方官员说中国集体土地所有制是所有问题的根源。

　　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就要改革，土地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的一个突破口，很多体制改革改革不动，国有企业怎么改革？怎么改？下一步城镇化不可避免，中国所有社会主体里面，农民还是最大的弱势群体，最需要体制保障。城镇化从结构上说，确实可以支撑中国比较长期的经济发展，第二个比较容易，因为农民是弱势群体。土地问题为什么重要？中国社会我称为三流社会，城镇居民、农民工、农村居民，农民工现在是第三人，非工非农，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的，找到工作就是工人，所以是农民工。这三个都是土地问题，土地制度不改革，中国这三个群体的关系处理不好。如果改革，有人提倡土地私有化，有的人提倡土地国有化，我觉得中国的政策环境里面，比较容易做的，因为土地的私有化很困难，无论是意识形态的因素，还是一些传统的因素，土地私有化比较困难。土地私有化也不见得能解决问题，我们要考虑到地方政府各种因素，但是土地是可以国有化的，土地国有化过程中，土地另一方面，土地的使用权可以私有化。如果自主创新的话，同样一个改革两步走，第一步土地国有化，在土地国有化的同时，宣布土地使的私有化，家庭化也可以，80年代承包制就是这么做的，如果没有这样一步走，城镇化也好，城市化也罢，会成为新一波掠夺农民土地的运动，这是非常危险的，已经出现非常多问题了。因为他们是弱势群体，没有制度保障，但是土地国有化不能成掠夺农民土地的运动，有的地方政府宣布我这里没有农民了，都是城市化了，这是对农民土地的掠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城中村，因为农民也不抵抗，我觉得突然国有化以后，要给农民一个补偿。

　　首先一个补偿，台湾和其他国家比较好的经验，补偿以后马上就可以对土地使用化的私有化、家庭化，这样会比较顺利的推行下去。如果把土地改革作为一个突破口，就像80年代土地制度改革一样，大大释放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中国的农民工不放弃土地，成不了城市居民，就要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有助于中国实现中国梦。中国梦很大一方面，居者有其屋，中国如果做了居者有其屋，可以换来20年到30年的政治稳定、社会稳定，那个时候，中国可以达到一个比较高收入国家水平。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很多问题就会自然的消失，否则的话，我们就会陷入长期的中等收入陷井，就会面临很多无穷的问题，谢谢！

　　主持人：谢谢郑所长，他把改革和创新结合在一起，特别是把土地制度的创新作为一个案例进行阐述，四位发言都非常精彩，现在我们进入提问的环节。哪位有问题？

　　问：吴老师，我想问问您，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您已经参与了国家改革开放的设计和落实，30年下来，您自己觉得在哪方面比当时的预期做的好，在哪一方面落差是最大的？

　　吴敬琏：有许多方面的改革，只要有祖国的勇气和智慧，往往它的也许比原来预想的要好，我举一个例子，1994年的外汇汇率并轨，实行有管理的可兑换外汇制度，接着是加入WTO。这个改革其实在社会上特别是跟利益相关的部门，怀疑的、反对的声音是非常强烈的，而且具体的指出哪些部门做到这样以后，虽然是个有限度的开发，我们的产业会整个被摧毁，比如说汽车制造业。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比预料的还要好的多，做了外汇改革，加入了WTO，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现在中国是汽车的第一生产大国，这个产业完全没有被摧毁，当然还有很多问题。

　　这里就牵扯到一个你相不相信市场，在我们这个国家从来受到的教育，不管是学校，还是学校外的教育，都是说政府是牵头的，市场会造成混乱，许多改革比原来预想的结果好，没有出现灾难。但是有一次改革的设计，我想是最不好的，虽然我并没有参加，就是2003年中共中央通过一个《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当时是研究了情况，认为我们市场经济初步建立存在很多旧的体制的遗存，妨碍了它有效的起作用，所以要在一些重要的方面进行改革。这个《决定》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通过，但是回过头看，这个《决定》的基本部分没有得到执行，这是我觉得最遗憾的，最不满意的。

　　问：我的问题也是提给吴敬琏先生，刚才郑所长提到土地制度改革是下一步城镇化改革的突破口，提到说土地制度怎么样国有化，使用权私有化，我想问一下吴教授对这个观点怎么看？

　　吴敬琏：刚才我讲到城镇化的时候已经说到，旧型的城镇化造成了很多问题，我不一一列举，在这个过程中，土地制度，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土地产权制度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因为旧型城镇化整个是由赚取土地差价推动的。我很同意郑永年先生的意见，但是我要补充说，第一，所谓农民的土地私有化，这个主张讲的就是使用权的私有化，因为在中国市场经济发达地区，从来都是把所有权跟使用权分开的。苏南浙北地区过去一直是这样，所谓的私有化是永久的使用权。

　　另外，土地产权制度除了农民的土地权利不能忽视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城市土地是国有的，这是我们1982年宪法加上去的一条规定，以前没有这个规定，为什么城镇化造成运动？就是利用土地差价，城市土地是国有的，所以当一个土地要变成工商业用地或者住宅用地、城市用地的时候，政府要征购，而这个征购价格和土地批租价格中间有很大的差距。这些年来，大概从这个差价得到的收入有不同的估计，最低的估计30万亿，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城中村发生了大问题？就是农民不愿意用征购价格卖给政府。像深圳这样的城市，如果把城中村都能利用起来，土地是完全够的，但是因为这样一个分割的产权制度，就造成农民不愿意把土地让出来。他们现在正在做一些实验，譬如做一些产权安排，做出一种共赢的公司来开发城中村，把它建设成为能够给工商业，能够给城市里面的中产阶级所用的住宅区，这种实验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实现。

　　问：史帝芬·罗奇先生说我们争论结束了，该行动了，吴敬琏先生说现在要开始设计，从第一问题开始着手，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知道该怎么做，能不能请两位互相阐述一下你们的观点。

　　史帝芬·罗奇：我一直都没有说不同意吴老师，我想说的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讲，中国的目标是要转变发展的动力，从外需转到内需，尤其是内部的个人消费已经有了六年的争论，现在已经有了非常具体的建议，在十二五规划里面。我的积分卡显示的是进步是有的，但是结果也有一些是不尽如人意的，最需要改善的就是为社保体系筹资。因为可以通过提高工资、促进就业，通过城镇化来提升收入，但是如果大家都是用来储蓄，而不是花费的话，那就不会造成内部的消费需求，未来不仅仅是要建立全面的社保体系、医疗，而是要提高筹资水平，为未来产生可持续的收益。中国在这方面是比较落后的，而内部的储蓄应该降低，所以我说的并不是吴教授讨论的比较深层的问题，我讲的是比较实用的一些方法来推进十二五规划促消费的建议。

　　吴敬琏：我觉得刚才提问的先生没有能够把我们两个人说的事情理解透，其实我跟史帝芬。罗奇刚才讲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也许我比他还要激进一点，这个争论早就结束了，十一五就结束了，他用的词叫增长动力，我们词叫增长模式，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模式，应该找寻什么样增长的动力，这个争论在制订十一五时候已经达成了一致。问题在哪里呢？你要转变你的经济增长方式，要找到新的增长的动力，要有一套体制去支持。十二五规划就是要转变，可是体制的支持没有动，所以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要动手。李克强总理前几天讲的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做什么？改革。

　　主持人：由于时间的原因，女士再提最后一个问题。

　　问：吴老师要设计的主张，我觉得非常正确，因为要做得有体制的整个路线图和时间表，那吴老师能不能讲一下您对于路线图、时间表和设计有一个什么样的基本轮廓，是不是应该改变过去很粗放式的设计，不具可操作性的设计？在这样的设计过程中，是不是有一些更可操作的改进？吴老师给我们大家描绘一下，谢谢！

　　吴敬琏：那天你也参加了50人论坛的年会，发言的十来个人提出了三四十种路线图，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梳理整合。就我个人来说，我自己的意见，核心还是一个怎么建设规则基础上的市场，我们现在最需要改革的大概这么几点。

　　第一，价格要放开，商业价格、要素价格都要放开。

　　第二，政府是保证宏观经济稳定，驱除违规单位的活动。

　　第三，对于市场监管，市场监管要做合规性监管，不要用审批制度取代监管。这么几项最重要的内容，这是个核心。

　　另外，有些重点领域，大概是财政、金融、社会保障体系、国有资本的运营，只是个人的一种想法，这个不可能是极其详尽的，而是大体对它们之间的配套关系和时间顺序做出一个安排，而且执行过程中还要调整。

　　是不是过去的设计都很粗或者过细，以至不能执行？我想举一个例子，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做的一个总体规划—50条规划，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大体上是正确的，而且对于中国体制改善和中国的经济发展起了非常好的作用。

　　主持人：谢谢吴老师，也谢谢各位提问者，最后我做一分钟会议陈述。四位发言人非常精彩，总结起来也不容易，我想总结成四点。

　　第一点，改革要有全球的视野，史帝芬。罗奇先生和迈克尔。里奇先生、郑永年先生都是国外的学者，现在不是30年前改革初期，已经融入了全球，全球经济对中国的影响。西方、欧美面临的问题给我们提供的一些借鉴和教训，从全球的视野看中国怎么改革。

　　第二点，从中国现实的问题出发设计改革，我们并不是照搬哪个国家的模式，踏踏实实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比如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劳动力价格压的过低等问题，从实际问题出发，包括政府界限不清，腐败丛生等问题，从具体的问题出发，不是照搬模式。

　　第三点，当前的改革进入深水区，一个核心问题几位发言人都提到，利益已经形成，30年改革过程中形成了新的利益格局，改革无异于自己动自己的手术，这是很难的。如果过了这一关，可能有很好的前程，如果过不了这一关，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井。

　　第四点，改革和创新结合起来，无论从劳动力发展来看，还是各项制度看，改革过程中要注意创新，吸取国内外经验进行创新。谢谢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