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年会”于3月23日-25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2020的中国与世界：远景与近策”对话。(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年会”于3月23日-25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2020的中国与世界：远景与近策”对话。

　　以下为对话文字实录：

　　时间：2013年3月23日上午8：30

　　主题：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

　　--“中国：改革开放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峰会

　　08：30-09：30  2020的中国与世界：远景与近策

　　主持人：张军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主持人：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年会将会于明天正式开幕，按照惯例，今天我们举行峰会讨论！

　　我们这一单元的主题是“2020的中国与世界：远景与近策”。往年这一单元通常都会讲一些关于短期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今年我们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2020年，在媒体上，在学术文章里，2020年都是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围绕这个时间点，有很多的猜想，许多的愿景。中国政府提出要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届时，整个世界格局会怎样？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又会怎样？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面对未来的愿景和挑战，我们现在必须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展望2020年，我们不仅需要想象力和前瞻性，更需要脚踏实地走好当前的每一步。中国自身以及世界都在经历着调整转型，避免不了会发生一些波折和摩擦，需要我们运用智慧管理好世界格局调整的过程，使中国和世界实现合作与共赢。我们这一单元有四位权威专家，他们分别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先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先生；斯坦福大学教授迈克尔·博斯金先生。《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先生。他们四位都经常参加我们的论坛，在座各位都非常熟悉，不用我再介绍。相信大家跟我一样，都一样急切的想听到他们对2020年中国展望，以及他们对当下政策的看法，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先生发言！

　　刘世锦：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讨论一下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问题，我想这是一个短期问题，也是一个长期的问题。2008年中国经济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到2010年达到了高点，以后开始回落，持续时间超过了10个季度，到去年四季度才开始反弹。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最近两年的变化，如何看待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走势，应该说看法是不一样的，有些方面还是有分歧的。分歧的背后是如何看待中国所处的经济增长阶段。

　　三年以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展了一项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国际比较研究，在这项研究中间，我们一个基本的判断或者结论是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10%左右高增长以后，潜在增长率将会下降，进入一个中速增长阶段，中速增长是多少，还要再说。

　　提出这个判断的理由首先是国际经验，二战以后，成功转型的经济体，日本、韩国、台湾等等，他们在经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以后，人均GDP达到一万一千国际元，这是购买力评价的指标，我们用的是麦蒂森方法计算的。无一例外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落，降幅是30-40%。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跟这些经济体是相当的类似，中国用上述口径计算的人均收入，中国在2013年也会达到一万国际元左右。如果刚才讲的规律在中国也是有效的话，中国在逻辑上已经非常接近这样一个增长速度转折的时点。

　　最近两年，一些学者从人口、劳动力要素供给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判断，我们认为更值得重视的是需求面的变化，我们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住宅、基础设施中的高速公路等等，以及钢铁、建材等重化工业产品历史需求峰值已经或者接近出现，时间关系，我这儿就不具体说了。这些领域和产品过去一些年是中国高速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他们的长期需求峰值的出现预示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将触摸到需求增长的天花板。

　　从实际情况来看，近两年来，包括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北京等在内的东南沿海一些省市的增长速度是低于全国的平均增速，刚才讲的这六个省区占到了中国GDP接近一半，实际上他们的增速有一些讨论，这是呵护逻辑的。这些省区的GDP已经超过了上面说到的一万一千国际元。这也说明增速回落的规律在中国是有效的。

　　从中国总体上来看，我们认为增长阶段的转换已经开始，最近两年是增长阶段的转换期，潜在增长率大概是在7-8%之间，之后将会稳定在一个中速的水平上，这个中速究竟是多少？我想可能有一个寻找均衡点的过程，可能会有一些波动，但是最终可能会稳定在6-7%之间。当然进入这样一个中速阶段以后，并不能由此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悲观的看法，这样的回落是呵护规律的。

　　中国已经设定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样的目标，应该说这样的目标还是可以实现的。另外到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的规模还是有很大可能性接近或者超过美国的经济规模。人均收入的水平也会接近或者达到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当然到那个时候，中国人均收入水平还只是相当于美国的1/4左右。

　　进入增长转换期以后，中国也会面临两个方面的挑战，一个是如何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防止出现大的起落，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目前来看，高增长的这样一种想法或者思维定势还是相当普遍。比如最近一段时间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触底反弹，将会进入新的高增长周期，这种判断在过去可能是对的，但如果放在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背景下来看，我们认为去年四季度后的回升只是一个由存货调整而引发的短周期的回升。中长期周期向下调整的过程其实还在持续，并没有结束。所以有人估计今明两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达到9%，有人认为又要回到10%左右的增长轨道，我个人认为这是过于乐观了。

　　这种预期加上地方政府换届以后固有的增长冲动，很可能引发物价水平的上升，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产能过剩加剧和财政金融风险加大，甚至引爆多方面的问题。如果这种情况出现，政府将不得不进行调控，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可能出现短周期和中长周期同时向下，从而使经济大幅度快速回落情况的出现。这就是所谓大家讲的“前高后低”，大起后大落的局面。

　　警惕并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宏观决策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决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增长的稳定性，首先是不能够把这个速度人为的推高，同时把政策的重点要放到防止和应对可能出现的快速回落上，政策重点是要托底，而不是推高，并有必要的政策储备。

　　第二个挑战，如何发掘和用好新的增长点。刚才我讲增长阶段的转换，我们会看到增长速度这样的变化，其实它的背后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增长方式的转型。如果这种转型能够成功，中国经济下一步仍然具有重大的增长潜力，这个将会具体体现在一系列新的增长点上。

　　这里我想简单的讲几个数据。一个是城镇化，最近讨论的比较多，中国来讲，至少还有20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空间，涉及到两亿多人。现在城镇常住人口中仍然有近20个百分点的非户籍人口，有些研究估计这部分人如果解决户籍以后，他们的消费将会增长30%左右，相当于6个百分点的农民进城。

　　产业升级，2010年，中国的工业增加值率是23%，而同期日本是31.4%，美国是38.5%。如果通过产业的升级，中国达到日本和美国目前的水平，中国工业增加值率就有30%-70%的提升空间。

　　消费升级，城市中等收入阶层，或者我们讲的中产阶级，拉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力量。我们估计目前这个群体的比重在中国大体上是20%左右，到2020年的时候，将有可能上升到45%左右。除此之外，基础设施建设、对外开放的潜力也还是相当大，至于说到创新，这个潜力更是不可限量，只要看看过去一年多中国网上购物爆发式的增长就很清楚了，潜力非常大。

　　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些新增长点的大门打开，把其中的潜力用好，这就涉及到对新增长阶段特性的理解，如果说过去30多年主要是通过资源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向高生产率的非农部门，主要是工业部门转移，而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今后将主要通过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转型升级、优胜劣汰、全产业链管理而实现更高速的增长。中国语言通俗的讲，过去主要是铺摊子，今后主要是上台阶。过去很大程度上是粗放经营，今后重点将是精耕细作。

　　显然上台阶、精耕细作对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的要求有很大的不同，我们需要聪明的政府加上有效的市场，需要更加重视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这是中共十八大提出来的，需要比过去以往更加注重调动个人、企业和社会的积极性、创造性，而这些正是中国下一步改革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我的发言就先到这里，我想稍微占一点时间再说一本书，过去两年多的时间，按照胡锦涛主席和李克强副总理，和当时担任世界银行[微博]行长的佐利克先生达成的共识，我们的DRC，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共同开展了一项中国中长期发展和改革议题的研究。这个题目比2020年还长十年，《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这么一个题目。这个研究报告是在去年2月27日也是在钓鱼台国宾馆开了会议进行发布，发布以后引起国内外强烈的反响，其中也有相当强的争议，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这段时间我们对这个报告进行了必要的修定，现在它的中文和英文书籍已经正式的出版，这是英文，这是中文，我们希望大家能继续关注这项研究成果，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也是这个报告里面所研究的问题。

　　另外我刚刚听到一个消息，这两个报告的电子版，今天上午10点钟分别在DRC和世界银行的网站上上网，所以大家也可以在网上下载。

　　谢谢大家！

　　主持人：

　　下面以掌声欢迎斯蒂格利茨教授演讲！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很高兴再回到这个论坛，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会讲得快一点。2020年，我们经常作为具有长期眼光的人来讨论的年份，但是2020年只是七年之后，实际上有点像是近期的时间点。我今天主要是针对中国来谈一谈，当然一开始想要介绍一下大的背景，就是在世界各地发生的一些情况，我觉得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在接下来的七年中进一步完善它发展的框架和政策。

　　目前在全球经济中我们看到有很多的问题，包括欧元区的问题、美国的政治僵局，还有很多不平等的现象，另外还有一些贸易的顺差，赤字的问题。当然还要根据全球主要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在制造业生产率提升方面有很大的飞跃，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认为制造业的经济模式很可能会向服务型经济模式转型。刚才讲到这么多的巨大的变化，对于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情况有很多的情景分析，我觉得在这方面最可能的情景，我们可能需要艰难的前行。欧洲在就业方面没办法达到充分的就业，另外还有一些美国财政方面的问题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消除掉，另外在全球治理方面，这个改革可能也会止步不前，或者说举步维艰，这一点我待会儿再谈。所以我觉得有好几个情形，对于中国来说，我们觉得有一些主要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

　　在十二个五年计划中也是提到了其中的一些改革，也已经实施了两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为改革的步伐或者进展还是比较缓慢，中国虽然已经在出口依存度方面减少了，但是贸易这一块儿还是比较高，另外如果再看一下中国人均收入里面基尼系数，大概是在4.9左右，还是比较高的，环境问题也是比较严重，还有政府治理的问题。我们要从出口转型的经济模式开始转型，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消除一些既得利益团体，在这个过程中也要保证一些决策更加的透明，总理本人最近的讲话中也是强调了这些观点。

　　对于中国来说，应该有这样的愿景，中国到2020年希望建成怎样的社会，希望更加和谐还是更加分化的社会，是有更多机会，更多的就业。刚才刘主任也提到了生活的质量，我也想提一提，你要看GDP的质量，环保的代价，在这方面相关的愿景，希望政府有更透明、更加有力的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的质量，当然这个过程已经有很多的变化，希望这个速度也会加快。比如说生产率提升方面已经有很大的飞跃，刚才刘主任也提到，生产率的追赶还是能提供很多的机会，缩小差距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当然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还是在不停的转型，已经做了很多成绩，但是刘主任也讲到有很多工作需要继续开展。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需要更快的从出口型经济转项服务型经济，消费型经济，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政府作用的性质会发生变化。政府不再决定怎么做，而是想怎么去帮他实现，所以正如刘部长讲到的，怎么让政府更加的精明。要使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转型的话，需要有这样的精明政府才能实现。在任何一个成功的经济体里面，他的改革都必须要从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实现平衡开始，私营部门里面也要确保私营部门和非营利部门之间有利益的平衡。

　　大家可以看一下美国的情况，权利并没有完全掌握在这些公共部门或者是私营部门里面，在很多非营利机构手中，他们有很大的话语权。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跟大家继续把我的幻灯片内容细细的过，我想世行英卓华女士，还有其他一些人都提到，我们需要在基础设施、教育、技术方面做出进一步的投资来提升发展的平衡型，这是把所有因素连接起来非常重要的趋势。

　　在全球讨论里面，我们都在讲中国目前发生的一些变化，有一个强调点，要从投资转向消费，出口型转向内需型的发展模式，有更多GDP增长的好处能够为人民所获得，我想这是中国较其他国家来说更加需要解决的问题，我想强调的是，还是有需要来更大层面的做一些公共的投入，包括教育，包括建造宜居城市这一块儿，我们强调了很多次，中国必须非常的谨慎，不要完全沿袭西方发展的模式。如果中国把这样的经济模式照搬过来，按照粗放型的经济发展的话，我觉得是非常愚蠢的。所以对中国来讲，中国要使它的雄心能够实现，建造和谐社会必须要做出这样的改变。

　　另外还需要强调一点，我相信增长可以在7%的水平继续维持，但是速度并不是第一位的，而是要看质量，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必须意识到。增长的质量不是看GDP数字来获得，GDP不是很好的指标，因为它没办法评估生活的质量，还有环境方面相应的代价。我担任主席的经济发展衡量国际委员会方面的理念，GDP不是恰当的标准。中国在过去30年中老的发展模式未必有效，需要做出转型，在新的发展模式之下，生活的质量，发展的质量是更加重要的。在中国经济结构方面，有一些基本层面的改变，更加转向内需和消费，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机制性的障碍需要来扫除，在金融行业需要更多的开放来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另外我刚才提到治理的问题，我再提一下，怎么把中国更好的嵌入全球经济中，这一块儿我们认为需要更进一步的细化和明确全球治理框架，中国过去从世界比较靠后的经济体到2020年刘主任讲到的，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帮助建成了许多比较有意义的国际机制。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也要比较谨慎，因为有一些多边的机制未必是对全球发展有益的，比如说跨太平洋的合作伙伴关系。

　　我作为经济学家也一直在饶有兴趣的看中国的发展，在过去30年的发展，中国现在称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意味着什么呢？要有一系列的程序需要来实施，中国在提升福利水平，繁荣程度方面比其他国家都做得要成功，中国在30多年里面有非常大的经济方面的成就。但是中国还需要有一个愿景，基于现在的经济现实以及全球经济的现实，中国未来的路怎么走。

　　我希望我的讲话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指引，给中国的政策制定者确立这样的远景方面给出一些指导，谢谢！

　　主持人：

　　非常感谢斯蒂格利茨教授跟我们分享他对中国和世界发展前景，以及存在的各种挑战，他的一些见解。下面我们有请博斯金教授演讲，大家欢迎！

　　迈克尔·博斯金：

　　早上好，我很高兴再回到中国发展论坛，回到北京参加这次经济峰会！我在这个会上也是得到了很多信息，所以我会很快的过一下我的讲话，我不会每张幻灯片都讲，跟大家主要讲一下我讲话的大意，大家可以看我幻灯的具体内容。

　　一开始我想谈一下在金融危机以及比较严重的衰退之后，现在发生的情况。欧元区也在从衰退中走出来，在巴西，我们看到它的经济发展速度下滑得很快，在接下来几个季度，或者在明年，到2020年这样一个周期，甚至更长的时间段我们都在看复苏会不会回到原来的常态，还是有一个新的常态，在发达经济体里面都是低增长，在发展中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会有比较快的经济增长。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哪些问题，会不会陷入日本式经济基本停滞的情况。过去几年我们看福利的问题，债务的问题，比如说主权债务的积累，央行在控制通胀方面做出的一些超乎原来授权的行为。有很多的风险，刚才斯蒂格利茨教授已经谈到了。包括对美国我们也将继续依赖，包括油价能源的变化，我们看到一些财政政策，货币方面的挑战，去杠杆化的挑战，同时也看到一些新的贸易和货币争端的出现，以及进一步扩大自由贸易需求之间的冲突。当然了，我们还会看到中短期和长期的风险，比如说经济衰退会不会持续下去，工业七国的恢复或者增长为什么还是这么疲弱，通货膨胀虽然现在还不在眼前是一个大的风险，但是对于中央银行来说都需要做好准备，有一个B计划，万一出现通胀该怎么做。

　　我也比较同意斯蒂格利茨的观点，虽然我没有他那么乐观，但是我想我们未来增长还是比较疲弱的。发达经济体当中，七国集团当中，只有美、加两国经济实现了小幅增长，通胀率还是比较温和的。消费方面，目前对于大量宽松政策的消化能力还是有的，但是未来也是一个挑战。

　　这儿看一些图片，IMP关于GDP增长率的预测，GDP的增长，失业率的情况，通胀率，可以看到未来三到五年，通货膨胀可能会成为包括中国央行在内主要关心的问题，尤其是在量化宽松政策之下会带来的挑战。潜在GDP和实际GDP之间仍然存在着差距，如何把这个鸿沟弥补，仍然是个挑战。有些人预计可能在未来两年实际和潜在GDP之间的鸿沟会被弥补，可能并没有这么乐观，未来可能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让实际GDP增长跟上潜在GDP增长的预计。

　　美国蓝筹政策认为美国恢复性增长大概会达到GDP增长2.5%的水平，这个还是不错的，但是预计和实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很难去弥补。短期内有一些机遇，有一些挑战，比如说进行整顿，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谓的财政诊断或者财政紧缩的政策只能是渐进的方式进行退出，因为好消息，或者乐观的机会并不是那么多，整顿的时候也需要进行更多的布局。欧洲方面资本金相对美国来说更加单薄，信用市场相比美国还更加庞大。欧洲央行还要讨论游戏当中为了减轻流动性的压力，谁会成为最终的贷款人呢？量化宽松之后还有退出的风险，在刺激和相关整顿方面存在矛盾。

　　我们看到美国、英国，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有非常高昂的政府预算赤字，美国现在虽然经历了几年比较缓慢的增长之后，政府的预算赤字还是在不断的增加。现在政府总债务占GDP的百分比已经超过了90%的危险线，远远超过了，并不是处于中间的区间，而是处于危险区。

　　还有一些成熟证据表明，短期财政政策财政刺激效果是有限的，如果有一些高质量的，好的投资项目，美国军备方面的购买等等，还有一些好的基础设施项目能够得到国会批准的话，还是不错的刺激效果。我想花钱支出领域需要进行比较有效的，比较智能的办法，可能呈现的效应并没有那么明显。同时还会有负效应，一些项目开展过程当中会更加显现出来，出现负效应的问题，抵消之前的效应。财政政策方面还有转移支付，还有相关支出削减的措施，可能比赋税的政策更为有效。当然了，现在已经有了一些支持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呼声，美国的利率已经很低了，很多国家也是在做同样的政策，有些人也在怀疑，这样是不是能增加我们的产出呢？我想这样的整顿是有必要的。

　　中国的财政状况，中国还有银行，还有房地产的问题，但是中国目前还是有足够的经济和政治的能力来处理这样的问题。未来还有一些社会保险方面的负债需要进一步弥补。在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不断老龄化的社会当中，包括依赖率，退休人口以及养老金的比例已经出现了快速上升的情况。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需要去采纳更好的社会保险计划，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应当完全依赖政府的转移支付或者是政府的自给制的支付体系，需要有多方部门的参与才行。

　　同时还需要有一个合适的税率来获得政府的收入，来保证有一个合理的依赖比例和更新率。高税率我们也知道它的弊端很明显，它和税率的上升是存在乘数效应，有一个平方递增的效应。按GDP百分比计算公众持有债务这方面，人口变化的同时，公共债务也在不断的上升。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中国人口也在迅速的老龄化，在未来15年的时间，中国的人口就要比美国平均还要老。一方面是人口老龄化，另外一方面公共债务的上升，对中国长期增长前景是有很大影响的。

　　我们必须要学习美国和欧洲之前的教训，就是财政支出方面如何有纪律，适时的做到财政支出和收入之间的平衡是很重要的。对于中国来说，高储蓄率还是很大的问题，主要经济当中消费率也是非常低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需要进行大量的金融改革，更多刺激需求的做法。

　　最近20年来有一些专著不断的说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加强法制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时，也建立一个更加包容性的机制，让更多的人能够动员进来，参与到改善自己福祉的过程当中，这个过程当中也要打破既得和特殊利益的群体。我想总理在新一届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已经谈到了这个工作，这个过程当中还需要增加市场的竞争和就业的机会，减少腐败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谈一些新技术应用的问题，包括页岩气的应用，页岩气裂解的技术在中国进一步推广等等，以及商业化的应用。

　　中国的增长确实会换到低档的水平，更低一点的速度。这是中国家庭最终消费占GDP百分比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低于30%，不光是比发达国家，还比跟中国类似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也是非常低。最后我想讲一个悲观和乐观观点混合的结论，很多人说我们基本上无法避免严重经济下滑的局势，反弹机率几乎为零，这是悲观人士的观点，悲观人士的担忧都是部分有依据的，尤其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银行业和财政，以及美国财政问题是相当艰难的挑战。但是我想如果我们看历史上任何的时期，总会出现一系列所谓难以克服的挑战，上世纪60年代的结构化失业，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滞胀，80年代末来自日本的竞争等等。1999年到2007年相应的经济扩张和繁荣，评论界总是认为这种繁荣将永久持续，经济政策的制定者甚至宣称已经找到了避免衰退的办法，这种乐观预期总是在下一次衰退中化为泡影。

　　一方面对于美国来说，人口结构方面的变化压力比欧盟和日本要小，税负也较低，福利体系规模也较小，美国在高科技、生产力及高等教育方面还是领先于世界的，他们是否会倒退回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呢？比如说加拿大也把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进行了大幅度的削减等等，对于已经推出的政策会有既得和特殊的利益会抵制它的发展，像总理之前提到的那样，政府需要进行有效的运作，同时还需要提出相应的政策，另外一方面也需要对政府的职能进行有效的限制，赋权于民，赋权于企业，让市场做出他们相关的决定，谢谢！

　　主持人：

　　谢谢博斯金教授，有请马丁·沃尔夫教授演讲！

　　马丁·沃尔夫：

　　首先非常荣幸来到这里，和大家第二次进行演讲的分享，我的讲话时间不多，上一回我谈到了发达经济体的前景，对他们未来七年的前景我是比较悲观的，现在我对他们的判断还是没有改变，今天我要讲的是互补型的。

　　像刚才斯蒂格利茨教授最后说的，中国加入到全球经济当中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到2020年，中国按照市场价格计算已经是最大的经济体了，购买力评价已经是最大的经济体了，同时会拥有全球最大储蓄的来源，也会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家。同时他在对外贸易方面会比欧盟还要大，同时还会继续持有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当然我们期望不要比现在的规模比有更大的增长，同时会成为经济增长的超级力量。但是中国的人均国民产值比高收入国家还要低很多。

　　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看看中国的角色是什么？问一个基本的问题，中国的利益在哪里？中国要成为新的经济秩序的制定者，而不仅仅是接受者，当然这是我的一个说法。另外中国也需要有一个开放的市场为基础的，规制比较好，同时又是尊重国际经济秩序，基于多边原则，符合中国利益的制度。我觉得这样的设计能够给中国足够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来帮助他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工作，另外能够使他在国际舞台上跻身为强国之列。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不会再依赖于出口或者原材料低端发展模式。

　　一些主要的问题，在贸易领域，我们认为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而且对贸易依存度非常高，这一点需要获得中国更多的市场开放。另外中国也需要有更多自由贸易方面的促进，所以中国应该更多的积极推动多哈回合的结束，另外新兴国家里面，有一些贸易优惠的安排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中国应该尽最大的努力设计优惠式的开放贸易安排的盘子，而不是要一个贸易区一个贸易区的完成。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断的崛起，对于世界上的国家都提供了很大的市场。

　　对于中国，我们看2000年到2012年的比较，中国有19%的出口是到日本，中国已经成为他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对于他们贸易方面的影响是会越来越大的。另外还有收支平衡方面，刚才斯蒂格利茨教授也讲到这方面的问题，在危机之后，我们觉得需求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中国发展的因素，因为外需的疲软，所以中国没办法出口更多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需要看怎么通过国内的市场弥补国外市场的不足。中国在经济方面，因为会比其他国家增长都快很多，中国应该能够让它的进口更快的增长。

　　大家看一下经常帐户的盈余，过去几年，特别是2005年左右，有一个非常大的攀升，之后是进入了衰退期。中国在金融行业怎么做呢？我的假设，中国由于看到国际金融体系还是比较有问题，比较有缺陷，比较脆弱，所以中国在金融开放方面还是会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

　　我刚才讲这个不是非常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已经说得非常委婉了，中国看到这样的情况，肯定不愿意完全开放他的金融体系。但是这个对中国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保护中国不受金融风险的蔓延，另外一方面，中国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可能会受到进度的影响。

　　在投资这一块儿，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拉动作用也看到了一些变化，现在有更多向外投资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投资移动也是对于全球经济发展有一些影响。对于中国对外投资会有怎样的作用呢？我觉得在这一块儿有一些大的问题。比如说对外私营部门的投资移动方面是否放得更开，是否是一个更好的投资其外汇储备的方式。第二，在国际规则方面采取怎样的设计才能使得那些比较脆弱发展中经济的投资对中国来说也是可接受的。

　　再来谈一下全球货币体系，我的假设，中国不想人民币太快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至少2020年之前不会完全实现人民币的放开和自由化。另外中国也不想再进一步把它的外汇储备做大，已经快接近两万亿或者超过两万亿，不想再增加，已经达到每个人头上有多少美元，所以需要有这样的制约，否则就要进行更多的经常帐户方面的调整，或者说需要来做一些外汇管制方面的松动。

　　一个大的问题，中国是否能够建立一个国内货币为基础的储备体系之外的替代体系。在过去十年中，大部分国家外汇储备是保持比较平稳的增长，但是中国的外汇储备确实增长的非常快。其他国家，大家可以看到最近几年更是平缓的增长态势。

　　总之，中国会成为经济方面非常重要的强国，也会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定者，另外全球的繁荣和经济政治的稳定，可以来帮助中国更好的塑造这样的作用。贸易管理、经济、财政、金融和货币体系方面也有一些大的问题会产生，中国在这些领域需要做出大的决策，中国也必须要来做出一些国际化步伐的调整，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做到了非常大的规模，所以它对全球经济已经是有影响作用的。

　　谢谢！

　　主持人：

　　感谢四位专家，四位教授的精彩演讲，下面请大家来提问、评论，由于时间关系，每个提问或者评论不超过一分钟。

　　提问：

　　非常感谢，我是JP摩根的杰克，我的问题是受到刚才讲美国经济这些话的启发，以及人口老龄化方面人口结构带来的影响。目前大概有12%的美国人口超过65岁，30年之后，大概有26%会超过65岁，这样一种现象只是在应对调整这种现象的过程中需要医疗方面进一步增加开支，对于财政来说，是一笔非常大的负担。目前政府已经有56%的预算来提供给研发、国防，剩下的基本上都是花在医保方面。我觉得接下来几年中会有更多的需要，但是更少的钱可以花。如果沿着这样的趋势发展，如果你在福利体系方面不做本质改变的话，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我的问题是怎么在政治层面上做一些改动，使得变化能够产生？

　　迈克尔·博斯金：

　　我刚才提到了这个问题，我们的主要观点是人口结构不仅仅要看65岁以上的，还要看85岁以上的，其实这一块儿是更厉害的，或者说问题更大的，对财政的负担也是更重，会产生际代的压力，会有四代同堂的现象，这个美国也在发生，我知道中国有这个问题。小孩儿就要考虑父母以及祖父母的养老问题。现在的这种政治方面的体系似乎好象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是没有做出足够的改变。

　　比如说现在的民主党是希望保护现在奥巴马提出的医保体系。另外民众对于医保体系的改革也是信心非常不足。政治层面上，买方或者卖方，有意愿接受或者有意愿出价这一方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当然，我觉得在社保方面可以做一些调整性的安排，对于这个问题的巨大程度来说，还是微乎其微的。在医保这一块儿，大家都知道有两个选择，要么是继续花这么多钱，这是财政上非常不看好的。另外就是要使人们有一些补贴，来买一些额外的医疗保险，使他们更多的承担起自己养老的责任。这个选择怎么做，答案可能是明显的，医改的方向是明确的，压力以及矛盾也是明确的。在这个问题上，目前还是有僵局，就像财政减赤一样，非常难开展。我想他们要么今年能做出一些改进，可能要等到下一次中期选举之后才会有大的动作。现在大家已经意识到老龄化已经是很严重的问题。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我同意迈克尔的观点，社会政策改变需要比较长的周期。刚才讲到退休年龄，医保体系是非常复杂的，不仅仅是公共支出的问题，另外更多的是效率问题，这个钱花的是否值当，实际上可以花得更少，效果更好。现在在欧洲是花得很多，但是效果未必好，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计算，如果美国能够保证医保体系达到像欧洲做的比较好的国家的水平，我们在其他医保项目开支就会大幅度的减少。另外在讲到医保服务提供系统，欧洲也是有很多可以值得学习的。刚才迈克讲到，我们应该更多的朝个人购买方式转变，我同意要有更多的把钱花在比较贫困，比较老的人身上，所以我们觉得对医疗体系还是要进行基本的改变。奥巴马没有做出根本性的转变。

　　迈克尔·博斯金：

　　最后一点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奥巴马造成了更多的问题，而不是解决了问题，比如说社会保险由政府来补贴，这当中出现了一些漏洞和成本的问题还有一些没有预见到的，监管方面的障碍。

　　林毅夫：

　　我叫林毅夫，北京大学，我想提一个问题给马丁先生，到2020年，您讲到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我的问题就是，中国的货币，人民币是否会成为一个国际的储备货币，如果答案是，中国现在要做怎样的改革才能实现这样的效果？

　　马丁·沃尔夫：

　　很简单的问题，我觉得我在讲话中提到了这一点，我再重复一下，首先我觉得中国的人民币会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了，有很多国家他们已经持有人民币，而且在贸易结算中已经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但是中国对于那些流动性比较强的国家来说，他们也会更多的倾向使用人民币，但是看一下构成，主要还是美元、欧元这些更适合自由兑换的货币。另外中国的人民币还有两个比较重大的对手，长期我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如果要使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首先要向全球来保证你的货币是非常自由兑换，非常有流动性，稳定和安全的货币，所以才有这些国家他们的央行来买人民币的资产，要向他们保证人民币是非常安全的，非常可靠的，要把中国金融体系完全融入到全球的金融体系里。这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控制国内金融体系的能力要大大的削弱，或者直接就要放开。这个目前我觉得还不是很容易做的事情，不大可能发生。

　　迈克尔·博斯金：

　　我再做一下补充，70%的全球贸易都是以美元来结算的，主要的原因是在发达市场里面，用美元计价的买价和卖价之间的差价是非常低的，所以他们乐于用美元来进行计算。如果我到2050年还活着的话，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人民币会成为更重要的国际货币。但是在接下来的五到十年中，可能重要性有提升，但是不会那么厉害。

　　主持人：

　　非常感谢大家的提问和评论，今天几位专家给了我们讲了很多方面的见解，我也很难对他们的演讲做出概括，我非常简单讲几句话，一个是大家对中国和全球2020年的发展总体来讲，我觉得还是持乐观的态度，乐观的预期。第二，不管是中国还是全球，都面临结构的变化或者是增长发展阶段的调整。而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推进各个方面的改革，主要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及政府法律制度这方面的改革，另外也需要调整中国与国外的关系，以保持一个良好的全球的环境，我觉得如果说高度总结的话，这几点比较重要。

　　时间关系，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对四位的演讲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