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2013年冬季达沃斯论坛于当地时间24日在瑞士东部小镇达沃斯开幕，本届达沃斯论坛主题“为持久发展注入活力”。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在全体成员会议上演讲。

　　以下为亨利·基辛格发言实录：

　　克劳斯·施瓦布：上午好，各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本节会议让我特别的期待，因为基辛格博士来了，我们如此的荣幸，能够欢迎您回到达沃斯。当然，对我来说我深感荣幸。我曾经有幸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结识您，当时我在哈佛大学读书。今天会议将是我们地缘政治讨论框架设定的一节，我们整个对话的名称叫做“世界的状态战略评估”，我认为没有人比基辛格博士这样的人更有资格谈这方面的框架，我相信基辛格博士您当了这么多职位，比如国家安全顾问、国务卿等等，更重要的是基辛格博士您对于国际政治在这么多年以来的影响力。

　　您第一次来达沃斯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在1980年，您实际上是在达沃斯的年会上进行开幕致词。我在这节会议之前我重温了您的开会致词，您谈到了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是一个互相依赖的世界。同时，您还指出经典经济模式带来的一些幻境。同时您还谈到，请允许我来引用。可以说人类的个性不能够以某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得到完全的满足，在地缘政治未来几天的讨论中，您的洞察力和愿景在今天上午将与大家分享，也将是给予我们极大的启迪。下面我们一起欢迎基辛格博士。

　　我们这场会议是以对话的形式展开，我问您第一个问题，看一下世界上所有的地区，可以说大家最关心的地区是中东地区，中东对于全球安全和能源供应方面都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看到目前整个地区都受到了外部力量的影响，现在有三种力量互相的竞争，我们看到沙特、阿拉伯、伊朗、穆斯林。您的评估是什么，您对于这个地区在阿拉伯之后是什么样的情况？

　　亨利·基辛格：克劳斯，首先允许我感谢您对我的介绍，当我回顾我第一次在达沃斯开会的时光，当时是一个CEO的会议，我还记得有两排座椅。但是我今天看，这是我们愿景的一个胜利，我们看到了如此多的CEO的会议，但是只有一个达沃斯，这都是因为克劳斯你的功劳。第二点，您可能问了我世界上不同地区的问题，我意识到了，可能是不是要问出三个问题来。首先我说几句话描述一下我对世界的看法。

　　首先，在美国这样的对话总是从实际的角度来看世界，或者意识形态理想主义角度看世界，我们首先要评估现状，这是学术的角度如果不能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无法对未来做任何的预测。但是我们不能够满足于对现状的分析，因为在动荡的时期尤其是这样。推动世界改变现状的挑战是非常之大的，这也需要愿景和理想主义。因此我回答您的问题的答案就是，他的特点就是这样的一种态度。

　　当然，我们可以花整个一小时来谈中东，所以我主要分析一下目前表面的现象。中东是这样一个体制，很多的国家在这个体制中是在一战之后被有意人工创造出来的，因此他不是一个自然的历史演进产生的国家。这些国家是由一战的胜利者去管理的，没有一个中东的国家的创造是为了这个国家战略意义的角度创造的。相比欧洲，亚洲的情况跟中东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伊朗和埃及是属于例外，但是其他的一些国界就是这样划定的。还有伊斯兰的宗教，也是在这一地区盛行的，这是一种历史，这样信徒希望他们能够统一，这也使得国家的边界希望能够按照一个宗教的信仰界定，这就导致了我们所说的灾难。

　　第三点，也是目前最大的问题，最迫切的问题，阿拉伯之春，这个就涉及到伊朗，关键的因素在于在过去的十五年，我们看到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宣布，伊朗的核是不可接受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人们已经改变和推进了自己的观点，并且做出了一个结论，如何去应对，或者不做任何作为去遗弃这个问题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这样的一种政策我相信在目前这个点上，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达成一致的结论，因为克劳斯谈到的竞争不同的伊斯兰这些狂热分子之间的竞争。我们看这样一种阿拉伯之春的发展或者这样一场革命，这就反映了一种热情，是外界对阿拉伯之春的解释，就是要有一种我们所说的泛民主主义，这也是在各个国家都得到的响应。比如一些政治组织，很难与这样的主义进行妥协。这是一种普遍的概念。

　　下面谈一下利比亚，西方国家他们的处理好像使用非常高尚的道德在判定，但是他们现在也在学的过程中，每个行动都会带来战略型的结果。他们还未选择这样的一种行动，所以他们需要在所剩的选择中做出选择。

　　我们再看看叙利亚的问题，首先大家对他的理解，我们谈到的民主和独裁的战斗，这是不同种族之间的一种冲突。而外部世界发现自己如果采取干预的态度，将会陷入大规模的种族冲突中。但是我觉得最好不要干涉，这会导致人类的悲剧。可以设想的这些结果我完全是一种纯粹的分析，谈到完全的成功，或者出现，这样一个松散型联邦体的国家由不同的种族聚集体组成的，每一个种族都有自己的一种情境，所以对于外部世界来说，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些种族之间是竞争的，这就弱化了情况。因此，我一直倡导的是理智，让俄罗斯任何美国人能够理解。我们希望得到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的同意。

　　第七点，定义。我们谈到这种目标从历史上说有巴基斯坦的问题和作为国家生存的问题，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局面。在世界上已经达成了一致的意见，结果是这样的，但是却没有人决定如何实现这样的一种结果。这就是我们谈到不确定的元素依然存在。如何实现谈判，如何定义参数，我想在这方面阐述一下个人的观点。毫无疑问，任何的一种解决方案都需要以色列极大的牺牲，根据目前他们所持续的立场去判断。同时，我也想呼吁在于各位阿拉伯人们，从阿拉伯的角度来说必须是统一，而不仅仅是口头上谈世界和平，而不去定义他，这必须在你们行为方式中做改变的，必须有统一的安排，从而我们发现以色列陷入目前的情景，他被伊斯兰国家所包围，他们无法去牺牲自己的人民。我们看到能源模式的改变，将会带来一个必须性，那就是重新评估不同国家在这一地区战略角色的必要性。

　　我希望美国政府首先能够明确不扩散方面的政策和立场，比如伊朗核计划的问题，我过去已经提到过这一点。总统也提到了，也希望解决巴以的问题，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法，所以我希望在这方面能够积极行动。我也曾经指出过，叙利亚的问题在过去范围内，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应该由俄国和美国，不要只是考虑国家的利益解决这个问题。我经过分析以后期待是这样的情况，我希望美国的外交政策不应该向国内的政策一样是产生一些分歧的。

　　克劳斯·施瓦布：我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在全球事务中有一些危险的隐患，比如要超越的红线，总理在联合国[微博]发言中提到了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现在已经离这条红线很近了。国际社会如何能够避免越过。

　　亨利·基辛格：我们应该考虑两点，伊朗核能力是什么意思？是到什么水平我们可以热为可以接近军事行动。第二点要决定的是，谁应该处理这个问题？我认为以色列单方面的行动将是最后一种绝望的选择，因此我们必须进行谈判，给他机会。但是伊朗也必须理解这一点，如果他们继续利用谈判作为争取时间发展核计划的借口，这个情况就会变的非常危险，因为伊朗核计划的后果将是导致这个地区其他国家也不得不，或者被迫采取类似的计划。这些国家的信誉就会得到得到危害和破坏。如果这个地区有了核武器，也有技术上非常负责的核武器，如果出现暂时性这种情况，在全球范围内就很难处理，我们就会接近这种情况，核武器可能会出现常规武器，有可能出现核冲突，在我看来这将是人类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因此，这个问题在今后几个月内必须要经历紧锣密鼓的谈判，并且双方要非常严肃的对待。

　　在我们确定了核能力到底是什么，而且在我们确定了它的后果之后，我们应该有一个解决的可能性。应该指出伊朗的发展，伊朗国家的存在不应该得到挑战，伊朗是一个国家，因此没有一个革命的原因对美国来说，对联合国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来讲都不应该忽视这一点，他是一个国家。因此，在这一点上我希望通过谈判达到的解决办法在可衡量的时间内能够达到。

　　克劳斯·施瓦布：在提到核实力的时候，伊朗不是唯一的例子，你提到了巴基斯坦的情况，还要找到一个外交的解决办法。巴基斯坦的长远你是怎么看的？

　　亨利·基辛格：我离开这里以后有可能会遇到很大的麻烦，1991年的时候我被批评太倾向于巴基斯坦了，我对于巴基斯坦的现状也是非常担忧的。现在伊斯兰激进主义者的势力正在抬头，有一些问题也许很难解决，因为这个地区是有一些分歧的。巴基斯坦也展示出在发展核武器方面技术还是比较复杂的，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地区的扩散。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印度的关系和阿富汗的问题都会出现。

　　首先，巴基斯坦不能够造成一个政治的空白，因为他周边国家的情况，所以和巴基斯坦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俄罗斯、中国、伊朗等等，印度也很重要，因为他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让这些国家找到一个解决办法，让巴基斯坦不要成为这个地区干扰因素的来源，所以我们应该给巴基斯坦一个受到尊重的地位，巴基斯坦也应该维持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是现在必须说巴基斯坦国内稳定的挑战还是存在的。

　　克劳斯·施瓦布：巴基斯坦的问题的确是一个实际的问题。阿富汗问题会不会产生积极或负面的影响？

　　亨利·基辛格：从阿富汗撤出是美国必须采取的措施，我们在阿富汗吸取的教训就是，是不是有能力改变国内的结构？有一些地区离美国距离很遥远，我们长期在那里存在不是很合适，所以总统决定撤出。但是在十年的历史中，我们不可能什么都不留下，因此我们有必要创造一个政治的框架，这样可以鼓励周边的国家解决这样的挑战，也就是如何防止这成为一个恐怖主义的中心，防止他影响周边的国家。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解释这个问题，1830年比利时独立的时候，我们当时就在想在一个世纪内欧洲大国的战场在哪里？当时想到比利时的中立肯定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中立不是我们一直追寻的目标，因为这个现状是非常复杂，不管怎么样军队还是不断的进军。但是一些国家受到了周边国家的包围，他们有可能联合在一起，因此阿富汗他自己也可以在内部找到这样的因素。如果美军撤出，不可避免的必须要做出一个政治安排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克劳斯·施瓦布：美国的总统宣誓再次就职，美国这个国家是希望把来自世界各个地区的人民团结在一起。但是我们现在发现从政治的角度，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好像美国内部已经开始多极化了，这是不是一种政治现象？是暂时的状况，还是展示着美国正在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变化？

　　亨利·基辛格：我是个美国人，我去美国的时候我不会说英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和谐的社会。当然，美国的多元化有好几个原因，首先，美国出现了很多复杂的问题。我是一个公司董事会的成员，这个公司在法律上有一些问题，如果律师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国会表决了一个法案，而他是25页的一个法案，他有很重要的结果，可是普通的公民又看不懂这个法案的内容，这个民主就会非常失望。

　　第二点，所有国家进行了一些讨论，尤其是在美国都是一些民主的进程，但是也出现一些被操纵的情况。在英国进行的辩论都是候选人进行的辩论，但是在美国进行的一些讨论，则讨论着一些新决定，新举措，有一些技术官僚都是让几千万的人参加。他在这个系统中希望引入一些合法性，让人有一种激动起来的煽动的情绪。

　　我在尼克松总统任职期间，当时国会和执法机构中有一个共识，要以一种联合式的方式考虑关键的治理方式，但是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现在的情况持续下去，我对现在这种辩论的方式非常的担心。当然，这是考虑到美国人口的一些变化，所以很多新的到美国来的移民并不是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仍然是很自信的，在这个国家里政府最终能够为自己的人民做出牺牲。现在我说的情况对我们的领导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现在的情况不能持续下去。

　　克劳斯·施瓦布：我们能不能谈谈你们基本的理念，能不能这样说美国现在变的越来越务实，但是缺乏规范性为基础的价值层面？是不是要让美国在国际领导力上要有更好的信服力呢？

　　亨利·基辛格：我觉得美国理想主义的层面是无法与美国在国际上的角色区分开的，你的外交政策从长期来看不能从权力平衡的角度来讲，或者完全从法律的角度讲。我觉得相当程度上，他们的做法是某些角度的，从道德角度来讲，新保守主义也有一定成分。从我个人情况来看，有一些人觉得他们在美国是有道义上的义务，在人权受到严重破坏情况下可以动用武力干预，很多美国人是相信这一点的。这在美国的辩论中经常是这样的，不过现在当然谈的更多是财政状况，他们有这种矩阵型的法律角度的看法，但是最终美国是愿意做出牺牲的，我觉得经过了现在的过程会这样，这将会成为理想性的辩论。

　　克劳斯·施瓦布：如果你看到美国人要让他们做牺牲减少他们的债务，你要跟美国人怎么说？同时不失去这个理想主义的层面？

　　亨利·基辛格：现在问题是总统选举的机制意味着候选人的辩论要经过五十多个州，而当地投票的人，往往投票的人是积极分子，所以总统大选，恐怕很多国家都是这样。一方面要呼吁人们对于原则的感觉，另一方面，如果现在辩论持续下去，可能会出现一些反叛的情况。我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对这种事情我不是专家，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观察家的角度来看，我预计当问题解决的时候，那就是有一些新的群体的出现，他们呼吁不要光谈现在财政的问题。

　　克劳斯·施瓦布：我目前为止看了最好的一本书，过去三十多年中我去中国70多次，写中国的书现在有人讲到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你怎么看中国和美国之间关系的演变，尤其是现在中国领导人换届了。而且我还想顺便提一下，中国现在对于日本说话更加强硬了，这个情况你怎么看？

　　亨利·基辛格：美中关系在我看来已经有一种象征性的感觉，这两个国家会在世界范围内发展，活跃的经济关系会相互在各个领域互动。经典的例子，一个是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另外是发达国家，两者必须找到共存。如果历史上有什么可以汲取的教训，两个国家完全有可能增加敌意，最后导致很糟糕的局面。

　　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居住的世界是有传统的格局，我也也了很多，我也非常理解一旦有了传统的格局你必须超越它，这里的问题比如能源、环境、扩散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以全球的层面解决。如果美国和中国进入了冷战的状况，那么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会受到消极的影响。

　　在这个过程的最终，如果人们不从历史上学到其他的话，至少应该学到一点，德国和欧洲国家的问题，他们当时碰到的问题完全是一样的，所以就此来说，我觉得中美关系合作非常重要，一种紧密合作的关系应该是尝试的，但是我觉得不是两大国操纵世界的局面，不是这样。

　　这里的大背景必须是扩展国际合作辩论的范围，要让像印度和巴西这样的国家，金砖国家有越来越大的角色扮演。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会有一定的紧张，文化不一样，中国的思路比较战略性，美国的思维比较务实于解决现在的问题。中国总觉得周边邻国不断的有威胁，而美国一向没有特别危险的邻国，这两个国家正在经历着转变。但这是两国之间关键的挑战。

　　大的定位以后要看细节，我督促双边主义，当然大国要解决自己的争议，但是没有掌握一个新的东西，能够合作的东西，这样就产生一种双边都有的好感。日本在这其中会起到关键的作用。

　　日本目前正在经历一场转型，从一个主要的经济型的国家，其实这是二战一个非常不自然的结果，现在日本正变的越来越多的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所以以日本的方式他面临着不同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到在日本有这样一些分子希望能够起着情绪的联系，但是即使面临着这么多的风暴，我们看到在东北亚都在追寻一种更加国家主义的政治，而日本他以一种我们所说的逃避的方式，和不是非常外交的方式，在美国和其他的西方国家都是这样。

　　但是必须理解的是，中日所做出的选择，尤其是中美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的发展，通过评估日本，评估他在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演进。

　　克劳斯·施瓦布：待会儿我们会有卡梅伦首相致辞，事实上我们会谈到欧洲的未来，欧洲的未来正在热变中，我并不认为这个问题。基辛格先生您也是欧洲问题的专家，您也深度的跟踪着欧洲的历史，您是如何定义欧洲在未来五到十年的状况？

　　亨利·基辛格：有一个底层的问题，当然也是和美国相关的，到底什么能满足公众的渴求？事实上每个国家都面临着这个问题，这也是美国的问题，必须解决公共支出的问题，他也会影响到欧洲的发展，因为欧洲的团结依赖于大家做出牺牲的意愿。不光说欧洲的某一个国家，而是所有欧洲国家都要考虑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这样一种审慎和增长。有时候一些必要的牺牲很难被转换成增长，因为还有一个政治体系可持续问题存在，如果没有增长，那么那些欧洲经济大国还会受难。还有一点，是否有这方面的能力，如何担负起这样的责任，让欧洲的国家帮助另外一些陷入困境的国家。而要回答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有可能是负面的，我并不是在做任何的预测，而是在想可能欧洲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不管发生了什么，欧洲一体化的概念，欧洲的联盟都必须要被保持在下一个阶段。可能需要转移，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大概念，经济方面实现一体化，实现欧洲的共同，转换成这样一个政治上的团结。我们相信，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被回答，这将是欧洲一个终结点。尽管理想的解决方案可能会出现。

　　克劳斯·施瓦布：如果我理解您没有错的话，目前在政治讨论中我们出现了欧洲所说经济上的统一和政治上的统一，您认为欧洲最终的目标是政治上的统一，这是一个历史的演进，这是唯一一个欧洲生存下来的方法。

　　亨利·基辛格：我们知道，首先欧洲是经济一体化已经到达了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可能一段时间之内政治上应该给予重点。

　　克劳斯·施瓦布：您谈到欧洲，不光是欧洲大陆，是不是还有英国？

　　亨利·基辛格：当然也要加入英国。

　　克劳斯·施瓦布：我相信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过渡，我们过渡到卡梅伦首相的这个环节，他将会为我们发言。但是亨利·基辛格博士您一直是我的导师，您与我们分享了您对世界的理解，我们非常感激您能够到来。我知道对于您来说，飞这么长的路确实不容易，在您这样一个岁数。我们希望您仍然有机会能够回到达沃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