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中小企业发展论坛”于2013年1月16日-19日在海南博鳌召开。上图为陕西怡兰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新荣。(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中小企业发展论坛”于2013年1月16日-19日在海南博鳌召开。上图为陕西怡兰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新荣。

　　以下为陕西怡兰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新荣演讲实录：

　　刘新荣：首先很高兴今天能和来自全行业的同仁共同探讨中小企业的发展。我首先介绍一下自己的企业，我是1985年下海的，原来在一个国有的企业里任小科长，在党的十三届全中会议的感召下下海，下海后我承办了中国第一家物流公司，西安怡兰公司，当时我们挂公司只能挂车队。回想起来20几年前包括三亚海南广东深圳等冰箱彩电包括东南沿海的家电用品几乎是我们当时大货车的车辆，我是创始人，当时我们年仅不到30岁。陕西怡兰现在经过几十年的拼搏现在有7个直属的独立法人的实体公司更名为陕西怡兰集团，是一个多元化的企业，主要有房地产、出租汽车、餐饮、工业加工与制造品。企业就业人员1500多人。所以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是家庭里从一个穷小子一分钱没让爹妈要一路打拼出来。自己总结了一个道理，执着是走向成功的基石，人间正道是沧桑，坑蒙拐骗并不长，所以还是走人间正道。

　　所以我想就刚才的嘉宾谈一下我的见解，从公司发展的，现在我向公司贷过款，从一个穷小子成为亿万富翁的典型。我和大家沟通的话题肯定就很多很多。我是咱们全国工商联中国民营经济的副主席。谈一谈营改增，实际上咱们国家在税收方面从70年代到现在一直在想怎么样把它合理化，这是我们的中央领导专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截至到目前仍然不是十分地完善。

　　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早在70年我们曾经给上海桑塔纳做西北的代理，当时会出现重复增税，当时和地方上的税务局博弈是非常大的，18万一台的普通桑塔纳我们仅仅只能赚几千块，当时的税收远远大于我们的辛苦钱，重复增税存在，只要有进项有出项就也增值水。我们就跟当地的税务机关政府反映情况。改革开放开始没有这个事。经过多少年的变通，和上海大众公司把发票不开给我，直接开给终端消费户，然后我收取的服务代理和仓储运输，当年在短短的5、6年里把重复征的愿望的税废除了。

　　还有很多的企业做不下去撒手不做。所以这个问不是现在的问题早都有了。现在是越来越区域完善。所以现在我想关键在于我们企业如何解读国家的政策。我们当地的税务机关如何去理解国家的税务政策走一条中间的道路，不要极左地以收为目的，这样就会把企业搞死。搞死的话很多的社会贡献没有了，地方的经济会雪上加霜。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会存在与地方税务的沟通。我们民营企业要学会讲话和听别人讲话，在没有政策的情况下我们怡兰公司创造了很多第一，包括当初出租汽车，我们现在有780辆车，当时企业承保给个人，企业收取的这一部分承保费，比方说4000块，驾驶人在向客户一张票一张票付出去的部分，如果处理不好和税务的关系同样收你两份，一份是进项的费用，一份是客户收取发票必须拿税。所以如何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后来先跟当地的税务机关报了很多很多的数据，一次经营只能拿一次税，使统一产业链上的操作者运行者只收一次水。后来是从西安做起，西安税务机关采纳了我们的诉求，西安从87年开始出租车开始了定额增税，就是那一次税。

　　我们如何合理地不去偷鸡摸狗地光明磊落和税务机关交道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营改增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加工业，很多的材料进来，大大降低了我们的成本。还有一些相对来讲小到餐饮，餐饮的青菜、粮食、大米能不能作为原材料，然后他们从销售额里也营改增？农产品等等。所以回想起来我们现在做房地产，房地产来讲钢铁水泥都可以做原材料，这一部分是不可以增值的，而我们的土地作为远眺料中房地产的要素，它却又增值税，所以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有很多因果的作用和法律的  观念，目前专家学者，肯定国家现在也在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需要我们来基础的企业给政府把好的建议好的社会存在的问题向我们的政策领导顾问，像我们经常讲我们要热爱我们的党才能得到政府的保护，所以埋怨和抱怨是不行的，要沟通和协商。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营改增这样的一些举措，实际上中国还有很多的大事要做。

　　我在15年前就想过，我们能不能消费收税，能不能一改到底。苏所长，当然我既不是专家也不是学者，不管你怎么来的钱最终都要花，买汽车买房浇水，从这个源头，只要从消费的源头专注，既结果了政府机构的管理机构，相对也度堵塞了一把抓到底堵塞了偷漏税。不至于年终见了税务局打哆嗦。你花了30亿买了别墅纳税，喝了一杯茶纳税等等，如果一改到底，我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有没有能力需要国家改善这个问题。当然我参加中国社科院中西部发展论坛提出这个观点。所以除了营改增对我们有好处以外，相对来讲松绑也是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事情可以松绑。现在加上金融危机，这几年的税多了，我一路走过来我很清楚原来中国有多少税现在有多少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80后90后，不管是留学的或者是从农村到城市打工，是刚刚上完大学要就业，都感到就业比创业、比我那个时代难多了。我们那时候的手续不健全，但是可以去经营。当地的政府工商税务等等慢慢地办手续也可以。现在不行了，不是社会不好是管理越来越细腻和到位。这种管理的细腻和到位好不好？从国家的治理秩序化来讲是好的，但是从中小企业的就业和创业来讲恰恰成了紧箍咒。

　　你做一个理发店办卫生许可证经营许可证等等工商税务登记七七八八的都得办，一项办不成了别想开，开了也有罚单里。等我们把这些手续办完我们的孩子就不了业。所以现在就业难创业难就是有所谓的政府的许可束缚了我们的发展我们的孩子，我们的还是没有经验，我们那时候出来什么苦都吃了，什么人都见过，我们还有一整套应变的能力，80后90后的还是没有应变的能力，经不起几次折腾，打下了创业的积极性，如果不创业就依附在家长的怀抱里依靠家庭，我们的下一代没有办法独立，没有出国的抗争能力。特别是大学生特别是下岗就业，特别是从农村走出来想干事的，所以政府的松绑要收到位。不杀人不搞违法乱纪，正常的情况下不影响市容，还应当彻底放开。所以我认为是政府的许可要松绑。

　　另外一个要松绑的是，真正对我们的中小企业包括国有企业还是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从中央的调查团在陕西即将出台的时间，在陕西有一个调查局，我参加了10年调查组，我们市委书记“袁程清”现在就谈到了一个问题，我就谈了中国有很多法律妇女儿童保护法等等，而我们现在的劳动合同法第一句话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特制定本法。所以我当时讲我们的立法有一个因果作用，它是公平，作为合同法来讲它应该是公平，不是说为了保护女的男的特制定本法，这种语言不合理。我们真正为了保护劳动者的权利，我们制定一个劳动上的保护法，这样的话既和法律的基本公平的概念冲突，相对来说可以提高保护作用。这一块的话从国家来说现在也是在研究松绑的问题，毕竟现在很多中小企业的企业家搬到了印度越南去，所以这一块对我们中小企业的发展也是一个束缚的，需要一些修改与松绑。所以更多的时间应该留下来让大家在提问的过程中我们来回答，包括我们的养老统筹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