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清华管理全球论坛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召开，论坛主题为“世界经济与跨国管理的新趋势”。图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全景。(来源：新浪财经 任立殿摄)

　　2012清华管理全球论坛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召开，论坛主题为“世界经济与跨国管理的新趋势”。新浪财经视频直播本次会议。图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全景。

　　胡舒立：我是财新传媒总编辑。我们今天谈的是非常重要，同时也非常微妙的问题，就是关于全球的经济增长。全球的经济增长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主要是通过贸易推动了全球的经济增长。以后是互联网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本世纪是信贷扩张和房地产繁荣。经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人们观望，什么是下一个经济增长的热点，能够带动起这个增长？是新的替代能源，还是来自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带来的强力的消费需求？如果是后者，是来自中国还是非洲？坦率的说四年已经过去，现在还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今天的讨论可能也不能完全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希望通过我们在场的金融界、资源能源界，还有学术界优秀的嘉宾的交谈，请他们阐述他们的看法，能使我们大家受到启发。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坐在我身边的庞约翰博士，曾经是沃达丰董事集团的董事长，担任过汇丰控股的前董事长。下一位是约翰·布朗勋爵，是BP集团首席执行官。下一位是亨利·德·卡斯特，是安盛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威廉·福特，美国是泛大西洋投资集团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多夫·高尔文是哈里森街资本公司主席。最后一位是清华经管学院弗里曼讲席教授，同时是清华大学中国和世界经济中心的主任李稻葵(微博)。

　　我们今天请他们每位就刚才今天世界新经济增长问题做一个三到五分钟各抒己见，我作为一个记者，请大家给我机会提一些问题。我可能对每个人提一两个比较温柔的问题，剩下的机会留给大家，请大家放心，我们可以排队提问，时间比较充分。下面从庞约翰先生开始。

　　庞约翰爵士：非常感谢。如果我们认为增长可能是消费支出的增长，以及企业支出的增长的推动，或者说出口增长推动的话，大部分的进口增长，可以说在未来十年或者几十年肯定是来自新兴市场的。西方国家来讲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消费者借贷过多，政府过多借贷，西方的出口比较疲软，已经转向新兴市场。是整个大的宏观的背景。我非常喜欢财富的“金字塔”。现在大部分人每天消费很少，对于整个企业销售来讲是具有相关性的。在印度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企业，卖一些肥皂或者洗衣粉，也推动很多的消费。对于很多新型经济体的企业，如果你的成本比较低，是有很好的机会的。西方的企业你们要关注大众人群，这些消费者会成为增长的新动力。对于增长的辅助者，应该来自手机。手机可以给我们做很多的帮助，现在手机用于语音或者发送短信息，或者打电话。手机还可以做更多，交通管理，医疗支付。手机肯定会给我们提供很多的增长引擎。在孟买，我们可以在电线杆子上有小的广告，说我没有什么企业，我是个人，告诉你我的名字，我是一个水管工，你可以打电话。

　　约翰·布朗勋爵：我是比较喜欢能源的。我谈一下整个预测的局势。预测经常是不准的，五年之前大家可以看到报纸上有一些能源行业的专家告诉大家，石油现在已经枯竭了，没有了，天然气在美国也是要用完了。这些预测都是错误的，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主要是因为我们低估了技术的力量。技术可以扩大我们增长的领域。甚至在传统的行业当中，也会扩大我们增长的潜力。技术可以帮助我们扩张。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有很多液燃气，我估计现在的技术在五年之后肯定会进一步的从史无前例的角度来发现更多的来源。从技术角度来讲，可以降低成本，可以帮助提高效率和收益。

　　所有的国家也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现在有新的领域进行石油天然气的开采，在东非，在其他的国家都发现了能源的储备。可再生能源也是一样的。在规模上也是巨大的扩张，也是具有竞争性。在有些地方，本来是不太可能，比如德国这些国家，部署可再生能源的规模，也是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改变了能源开发的方式和交付的方式。

　　最后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增长也是来自于做的更少，做的更好。对于能源的需求角度来讲，发生巨大的变化，人们怎么样利用能源，更好的购买能源。过去很多的出行的做法使我们的效率非常的低下。现在我们的汽车变的更加轻。同时我们的住宅也变的效率更加高。所以我们使用能源的量将会下降。我们拥有的能源的量会上升，这一点是极大的推动增长的驱动力。根据最新的预测，在美国发现了液燃气和页岩砂带来的影响，对美国的GDP增长3%，未来七年能够做到这一点。仅仅是一个生产力的投入的要素有能得到这么大的影响。

　　亨利·德·卡斯特：今天在座的各位都认为世界受到的很多的威胁，因为面临着不确定性。现在互联网就像五百年前的印刷行业一样，正在颠覆着整个世界新的兴起。你来看一下历史，在文艺复兴时候，欧洲的国家，葡萄牙是最富裕的，最贫困的是瑞士。五百年之后整个状况发生很大的变化。你要了解你的环境，同时用你的竞争的优势，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看一下当今世界，我们的增长来自什么地方？可以来自于消费者的开支或者投资，或者政府的开支。欧洲和美国消费者的需求在未来一段时间并不会特别的强劲，但是在美国也许消费需求的上升会比欧洲更快一些，但是并不是主要的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消费者需求这块，在中国以及亚洲的其他国家，以及南美国家，他们有更多的希望。他们有非常大的一些购买力。这些购买力是积累起来的，他们的杠杆也是比较低的水平。所以我并不认为政府的开支能有太多的推动力。在一些很多的国家，他们所做的一些工作，就是要解决他们的结构性的赤字和不均衡的问题。在新兴国家里面，也许政府开支有更大的推动，他们要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同时和私营资本的合作可以有效的进行资本的利用，他们有更好的经济理由进行投资。从短期角度来讲，这些新兴国家的消费者的需求，从长期的角度来讲，从供给的角度来讲，看增长实际上创新以及技术，还有结构性的改革是我们最主要的驱动力。我们也不应该低估在这些主要的国家里面结构性改革所带来的驱动力。我们今天提出的一个愿景，可能在五年之内大家会看到。这些发达国家的模型已经过时了，但是结构性的改革它的速度也是不能低估的，尤其在欧洲一些国家也进行了结构性的改革。 在进行结构性改革之后，将会实现这些国家的再次的崛起。不用花二十年的时间，欧洲将会得到更好的管理，是更加均衡的欧洲，再次回到世界舞台上来。我们希望解决美国的赤字问题。我相信金融体系在各个国家都会面临很多的问题，不仅仅是在欧洲。金融问题是从美国开始的。所以结构性的改革将是非常重要的，我也非常同意斯蒂芬的观点，在监管这块可能有点过分了，在欧洲我们也要重新定义我们对自己的风险的偏好。如果我们是规避风险的环境的话，是不好的，没有风险就没有增长。如果在你的人生中没有风险，大家可以看到，在你没有风险的一天，就是你死亡的那天，每一个事情都是充满确定性的。

　　从长期来讲，技术是非常重要的推动力。在能源的领域，以及在医药领域，IT领域，这些都是我们新的周期，和新的阶段的起点和开始。我们首先要很好的定位自己，在这个时代，我们将会有一些行业消失，也会有新的行业的崛起。它并不是一面的故事。我们相信在很多地方，会有很大的增长，同时有很多行业，很多部门萎缩了，是由于技术的革命带来的这些行业的萎缩，这种萎缩的速度也许会更加快。比如保险这个行业，它对风险提供一些相应的保险。在市场上全球风险永远不会消失，也不会降低。二十一世纪最主要的驱动力，是人们对于预期寿命的兴趣。在1900年是45岁的预期寿命，也许在2000年，八九十岁等等，对于我们是很大的驱动力。在二十一世纪里面，我们预期寿命会持续不断的增长，每年预期寿命是三个月，明天出生一个婴儿比今天出生的婴儿他的预期寿命将会长六个小时。大家可以看到，每天我们的预期寿命都在不断的增长，未来人工作更长时间，消费更长时间，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消息。

　　只要没有战略性的巨灾的出现，未来世界是更加繁荣的，谢谢。

　　威廉·福特：对于PE投资者，我们思考很多的主题。首先第一个就是消费者。根据我们的预测，在未来15年里有新的30亿成为新的中产阶级。未来有50亿的中产阶级。这样使得他们人均的收入从两千增长到五、六千美元。会给我们创造很多的消费、金融以及其他方面很多的投资的机会。第二个互联网领域，2015年时候，将有20亿人连接到互联网。电子商务，社交媒体，定位服务等等，都是有很大的潜力的。新兴市场里面，互联网的渗透力是低于50%的，将有极大的增长在未来。

　　第三个领域就是我们的移动互联网。现在我们在全球有50亿—55亿的手机。很多智能手机是连到移动互联网。随着我们智能手机价格下降，有20—30亿人连接到移动互联网上。移动互联网支付功能，医疗、卫生的功能是特别巨大的机会。最后是医疗和教育两个领域。新兴市场对于医疗和教育的需求也在不断的增长。随着国家更加的富裕，消费者有更多对于医疗和教育方面的需求，所以这两个领域有更多的创新。发达国家也是如此。最后从地理角度来讲，我想评论一下，主要的一个驱动力，是在未来几年里面，是新兴的经济。中国以及巴西之外，我们还看了一下东南亚。2015年的自由贸易协定，将会极大的推动东南亚的增长。同时他们也的确从中国的增长中获益不少。拉丁美洲之外的国家，秘鲁、哥伦比亚、墨西哥等等，这些国家不断的推动增长的战略和政策，除了中国、印度等等之外， 将是对投资来说特别有吸引力。

　　克里斯多夫·高尔文：刚才的评论里面，大家都对世界特别的乐观。如果我们仔细的倾听斯蒂芬先生一个观点，他最主要的一个精髓就是全球的规则经常会决定我们整个游戏的一个结果。在美国1700年时候，我们在美国创造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保护个人的权利，包括自由、企业权利等等。在中国三四十年里面，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使中国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你看一下未来世界，我们也需要思考一下到底全球的规则是怎么样制定的？开放的贸易，竞争的规则，也许是保持同样的。斯蒂芬先生提到，如果国家选择了错误的规则和政策，会给他们增长带来负面的影响。政治的不稳定性等等这些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另外一点，归根到底，在全球推动大量增长的就是新的产业的产生。

　　我父亲在六十年代是工程师，他当时有相关的研究来开发一些蜂窝的技术。沃达丰开发的蜂窝技术推出很大的市场。宽带，路由器的业务得到极大的推动。

　　对于能源领域来讲，也得到了技术的作用。在医疗行业方面也是一样的，有人工假肢，人工膀胱。有一些生命科学作出巨大的创新研究。对这些领域来讲，有很多的增长的潜力。如果喜欢创新技术的话，在这些领域当中，你是有机会的，可以为世界创造增加值，谢谢。

　　李稻葵：首先我想道歉。我要向这些嘉宾道歉。如果你是母语是英语的话，我要道歉，因为主办方告诉我说中文，而且就我在中国和全球的经验来讲，如果你发言，应该以当地的语言来发言。 在我痛苦的经验里面，你如果不讲当地媒体的记者的语言，一定会在互联网上倒霉的，所以我讲中文，我这个经验和大家分享。增长点在什么地方？首先问一个问题，我们缺什么？今天的世界缺什么？第一步缺技术。大量的技术已经产生了。生物的，人体器官，到互联网，不缺技术。

　　第二步缺资源。美国现在很快能够几年之内很可能能源自己自足，而且出口。印度尼西亚大有量的煤铁矿石，他们抱怨价格太低，供给非常多。也不缺资本。今天这个世界到处是钱。美国的企业有两万亿的现金在银行帐户上睡觉，不知道怎么投资。更不用说美联储联手日本银行一起印钞票，这个世界不缺钱。不缺人才，清华大学这么多人都在等着创业。缺什么呢？缺的是良好的公共政策，欧洲、美国、日本、英国都是面临巨大的公共债务。

　　英国的债务水平公共财政情况比意大利差多了，利率很低，因为意大利的公共政策是认为糟糕的，英国采取一定措施开始进行改革。当今世界在我看来最差的最糟糕的就是政府的政策，政府的政策必须改革。

　　回顾一下历史，政策的危机是不断产生，不断被解决的。1890年的英国，当时认为资本主义崩溃了。英国的上议院自发的搞改革，在英国推行最最基本的公共福利，包括基本的住房、公共医疗。1910年美国也是同样的危机。很多人认为大的公司出现以后，小企业没有戏了，小罗斯福总统当时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一系列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公共的立法。1933年，大萧条之后，美国人必须采取措施，大规模的进行立法，进行改革。这些每一次的改革带来了世界的繁荣。最近的一次是1980年，当时的市场经济国家各个面临危机。我们中国正在搞改革。

　　当时的撒切尔夫人，里根推动改革的措施，带来了所谓的全球化的种种的繁荣。今天的问题也不能全归咎于1980年撒切尔夫人、里根的改革。今天的问题很复杂。既要让公共财政在收税方面更加有效，更加公平，同时支出方面更加的有效。美国政府70%—80%的公共福利性的立法性的，权利性的支出都是给了不需要的支持的人。真正需要的，真正需要支持的，支持市场经济发展的这些公共开支却没有落实到实处。下一轮增长来自哪里？来自那些在公共政策方面，在经济政策方面敢于创新，有新的思维，真正的落实到实处的地区和国家，在美国还看不到苗头，没有看到希望。

　　欧洲整体上讲也没有看到希望，还需要折腾，还需要探索。直到新的经济思维，新的经济政策落实到实处的话，投资者才愿意投资，技术才真正的发挥作用，市场才能被打开。我们中国也面临着领导人的换届。我们衷心的希望中国的新的一代领导人，能够真正的研究不仅中国自己过去成长的经验和教训，也放眼看世界，真正意识到我们世界最缺的，还是改革，真正的改革的政策。一旦把改革搞对了，其他的问题都会轻而易举的解决，谢谢各位。

　　胡舒立：请教李稻葵教授，十八大之后，中国新一届政府会怎么样推动改革，你有什么期望和建议？

　　李稻葵：这是非常重大的话题，值得我们经管学院专门为此召开谈话会。也希望胡女士过来不仅给我们主持，也发表你个人的观点。我看来需要改革的问题非常多。一到两个最核心的问题要抓住，我们的经济能够上一个台阶。

　　第一件事，就是政府怎么样管理这个经济？这是最最核心的问题。很多资金，很多企业家，也有很多市场，但是没有投资，投资不到位。企业家比较悲观，因为卡在了政府的审批的环节。审批环节并不是最有效的，这个环节必须加以改革。部分的审批不仅要放开，还有一部分的审批，还有一部分的冲突，经济里面的冲突要有法院、法律体系来解决。非常具体的问题，我们的股市，中国经济过去22年，股市建立以来，接近10%的增长速度，我们的股市平均的年价格增长指数是1.3%，远远低于通货膨胀，且不要说我们的增长速度。归根到底还是我们上市公司没有真正的按规矩办事。上市之后，不认真按照我们公司治理办法开董事会，不认真讨论投资方式。违规以后，投资者没有地方打官司。我有很多的案例，各个上市公司都是地方法院管的，往往支持保护本地上市的大股东，这种法律体系怎么样能让投资者有信心呢？今天的股市价格太低了，对不起实际的回报率。长远来看，没有有效法制的体系，是不可能支持我们资本市场长期发展的。我建议，在北京或者上海，建立中央政府直接，中央级的高级法院，直接掌管所有的和证券上市公司有关的法律案件，抛离地方政府的干预。

　　第二个相关的就是要避免在我看来，部分的中等收入阶层所呼吁的，搭便车式的“福利”。有车的阶层是中国社会最穷的阶层吗？不是，中国要避免泛福利化倾向，真正建立一套为真正的穷人提供他们最底层的福利体制，这两条我看来是真正重要的。

　　胡舒立：中国的GDP增长出现的下滑，大概是7.4%的增长率。对于资源和采矿行业来说，目前你是怎么样的观点？

　　庞约翰爵士：采矿40%我们都是销售给中国的，包括煤炭等等这些一些产品。我们看到中国出现了一个放缓，但如果说其他国家也有7.4%的话，我们也特别的开心的。在整个采矿行业里面，都是有一个周期。未来是非常好的，短期来说是出现放缓的趋势。

　　约翰·布朗勋爵：首先我们要特别谨慎，不要让自己陷入一个死角，说资源会限制我们的增长。有一些国家有资源，有一些国家没有资源，他们两者之间的互动不会特别的充分和完整，会限制我们的增长。你谈到能时候，是我们整个资源流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能源有四个方面，第一，这个能源是可支付得起的。如果你生产的能源别人买不起，没有意义了。 第二点，能源必须是清洁的，不会使世界变成现在的糟糕的样子。有一些资源是清洁的，有一些不具有清洁性。所以要优先排序开发。 第三，有保障的稳定的能源的供给是特别重要的。你们探讨美国能够实现能源自给自足，可能会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如果发生的话，这点对于美国对于全球的一个安全，它的做法是不是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呢？这点对于其他国家又会带来什么样的责任和影响？这是非常大的而且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第四，在当今环境下，能源必须是人们能够接受的。当人们找到事实之后不可能做下去了，所以要进行一些改革和变化。比如监管机构和电力的提供者，在日本，他们互动有问题。曝光之后带来很大的问题。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进行了辩论，提出到底做什么样的工作来去监管？因为核电给人们带来极大的恐惧。人们害怕巨大的灾害的出现，在整个监管过程中，需要保证多大程度的透明度，这些问题都是人们在脑海中一直会思考的问题。

　　胡舒立：政府以及公司都在清洁能源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在中国我们的确也加入到了游戏，改变了整个布局，您是怎么看待的？

　　约翰·布朗勋爵：可再生能源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增长，这也是在整个能源组合中增长最为快速的部分。在过去七年里面是如此，增长非常快速。最早是很小的部分，后来增长很快。增长最早是由政府政策强制推动的。现在全球很多政府推广可再生能源。随着支持不断的增长，可再生能源的行业出现了扩大和增长。随着规模的扩大，成本就会下降。成本就下降了，目前的问题是到底对于这个行业恰当的支持水平应该是怎么样的？当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之后，是否能够在市场上进行竞争？是否有一席之地？我相信会，会极大的推动全球电力的清洁性。德国，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决定他们将不会有任何的核电。在他们的能源组合里面，本土的煤在德国特别的昂贵，所以就不考虑了。在能源行业里，有两者，一个是天然气，一个是可再生能源，这是两个非常大的支柱。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到底什么是可行的。在市场机制下怎么样确保能够奏效。比如，可再生能源，太阳能白天发电，晚上不能发电了。但在白天时候，人们并不用电，但白天有大量的电。晚上人们用电，但没有电。这些问题就是我们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胡舒立：问一下亨利·德·卡斯特先生，中国出现老龄化的趋势，对中国的增长模式发生了影响。在这样的转型过程中，是否有一些商机呢？中国的金融行业自由化，是怎么样的？从事业务和从事商业你感到舒服吗？

　　亨利·德·卡斯特：人口老龄化问题很明显，给我们创造很多的机会，包括医疗保险领域有很多机会。一个非常根本性的中国的问题，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中国将会改变计划生育的政策。对于金融行业的自由化，现在是非常谨慎的起点的开放。给国外带来一些机会，我们的忧虑是，比如和中国大的公司进行投资，我们和中国企业成立的合资企业里面，怎么样建立很好的企业治理结构？双方必须作出努力。这点是外资企业进入中国面临的问题，从治理的角度怎么来做。另外一点，要相互的尊重，相互倾听，确保我们合资企业能够长期角度来讲是成功的，能够开发整个市场。

　　胡舒立：现在谈到中国非常的悲观，现在中国的资本流出非常多，什么原因？

　　威廉·福特：中国和巴西出现增长放缓的现象。这些是资本非常大的起点。很多年里面，新兴市场是非常大的吸引点。从长期角度来讲，对资本来说是特别有意思的。在我们的投资管道里，几个最大的投资，一个是中国的餐馆行业。另外一个是印度金融技术方面的公司，另外一个是巴西的金融服务的公司。  很多的创业型的企业来到了中国。他们在香港得到了一些相应资金的支持，但是他们在亚洲没有进行IPO上市。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资本市场得到推动，吸引很多高质量的公司。这些公司在市场上获取资本，不仅国内投资者，全球投资者进入市场进行投资。对于投资者来说，国外的投资者很难对中国的资本市场进行参与，这些是需要我们推动的。

　　胡舒立：加上的资本证券这条，对中国市场意味着什么？

　　克里斯多夫·高尔文：斯蒂芬他们都谈到了政策方面的挑战。当人们有太多债务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违约。违约或者是他们可以进行退出，或者是可以增加抵押或者还款，在美国和欧洲带来了压力，而且带来了增长的放缓，也造成了其他很多监管方面的问题。央行也是希望找到其他的方法找到流动性，资本证券，联邦储备已经没有选择了，他们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提高市场的流动性。所以他们把一些债券买回。对于中国的政策来讲，肯定要从整个世界的体系审视。目前来讲，中央政府希望能够延缓衰退，将系统量化注入更多美元、欧元、人民币，注入更多的货币，是另外一种技巧或者策略。

　　对于QE量化宽松来讲，可以看到股票市场有增加，对于消费支出影响并不是那么大。有一些国家在基础设施进行投资，这作为一种方式能够改进经济的发展，可能是更安全的。2007、2008年，中国拉动消费是比较明智的，我希望看到政府是这么看的。

　　李稻葵：在我看来，美国、欧洲也好，他的公共财政上面的问题是过去十几年来慢慢的沉淀下来的，历史上形成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此巨大的公共财政的困难，很难用简单的短期多印钞票，未来逐步的改革这种方式来解决。我担心的是，尽管短期来看，QE还有OMT是需要的，对短期市场是有帮助的，但是这种短期的政策，最后可能会以一种比较剧烈的更加大的一种矛盾或者危机最后凸显出来。我担心可能还会有第三轮大规模的冲突。如此巨大的社会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整体的比较思路很清晰的方案去解决的话，光是补印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需要撒切尔夫人或者里根总统那种风格的改革。我指需要在学术界，思想界有比较清晰的思路，通过若干的政治家贯彻成公共政策，一种新的政策才行。

　　今天看看各位要不然是极端的小政府，要不然回到凯恩斯主义，多增加公共开支，没有解决新的公共政策的思路。这是我最担心的。我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的决策者，企业家，中国未来的领导，一定在西方还没有提出明确的解决答案的时候做好准备。未来这个世界还会折腾，我愿意用“乱世”来形容这个世界。

　　胡舒立：我有一个共同问题，问所有在座的嘉宾。既然你们都是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的顾问，你们也一定可以顾问中国经济。中国的现在经济下滑比较明显，你们对这个怎么看？究竟是可控的放缓，还是长期的衰退，需不需要新一轮的刺激，如果需要的话，应该怎么刺激？

　　威廉·福特：我认为政府应该作出一些响应，美国、欧洲有很多的政策工具供他们使用，他们的银行体系非常的健康。第二个，他们有外汇储备，要刺激的话，他们肯定会要刺激。 “十二五”规划中，重点转向消费的刺激，不只是投资和出口。从长期的角度来讲，应该让三架马车真正并驾齐驱。不仅是经济刺激，还有其他方面的刺激，就可以保持比较令人吸引的增长率了。

　　约翰·布朗勋爵：这里我观察到的，在英国，我想用能源做一个例子。从增长来讲，我们都是面临着是允许低效的。增一定程度之后，要调整低效性。中国未来“十二五”规划中，第二个目标是提高能效。再和我自己的国家进行类比，我也会给政府提供咨询，关于结构改革提供咨询。有一点非常清楚，从公务员角度来讲，资本的支出要更高效，要比放到商业实体当中更高效。需要很好的纪律，要给公务员提供教育，要让他们提高资本的效率，这是我们的经验。尤其当增长放缓的时候，或者呈负的时候，要看一下，如果他怎么支出，他的效率高与低会有巨大的影响，尤其资本的支出来讲也是一样的。资本支出是需要延迟的效率的，所以要提高资本的效率。

　　庞约翰爵士：中国过去已经做的很不错了，新的增长来讲，现在是7.4%，所以我觉得这里没有担心的理由的。中国来讲，有最高的现金流的比例，世界上最大的。消费数量来讲是低估了，消费可能实际要比大家所想的高得多。

　　亨利·德·卡斯特：没有什么补充了。中国已经表现很好了

　　克里斯多夫·高尔文：当企业从一亿美元增长到10亿美元收入的时候，在扩大规模的时候，情况是非常不一样的。就像中国一样，中国它的规模非常大，希望打造可持续的发展。能够进行扶贫，包容性的社会的发展，我觉得“十二五”规划是比较合适的，考虑规模去设定它的增长速度。

　　李稻葵：首先对庞约翰爵士说的事情做点回应，他说中国的消费没有那么低，有着非常好的经济学的直觉。我们做了一个研究，中国的消费率从2007年开始逐渐的回升，大概占到41%，比之前认为的百分之三十多要高。当然，41%还是很低的数字，消费占GDP的比重还需要一些年份，才能让消费真正拉动经济产生的作用。这一轮的减速如何看待？这次的经济的减速，从去年前年的10%以上，去年9.2%，降到现在头三个季度的7.5%左右，降了将近1.8个百分点。表面看降的非常厉害，但是一定要记住，这一轮的减速，并没有带来大规模的失业。是没有失业的减速，如果说西方或者美国是没有就业的恢复，我们是没有失业的减速。

　　前几天，温家宝总理在一个重要场合发表了一个讲话。他用了一个数字，他说今年一到9月份，新增就业，是1100万人。往年中国经济每年的目标是一年产生新增就业900万以上，有的时候是新增就业一千万以上。今年1—9月份超出往年很高目标了。说明这一轮的减速并没有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痛苦。新增就业还产生了，第二，应该看到，我们可能正在面临深刻的经济结构的转变，这个经济体里面，剩余劳动力已经相对不足了。工资开始上涨，内需开始上涨，消费开始上涨，这个结构变化是非常健康的，非常好的。这个结构的变化，对于经济增长适当的减速而言是缓冲作用，让经济增长的痛苦来的少一点。

　　我特别要讲，减速的另一个成本也必须要谈。另一个成本是金融体系，尤其是银行会出现一定呆帐、坏账。相关度非常强。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数据，这个风险是完全可控的。换句话说，我个人观点，不应该因为经济的减速而过分的担心。适当的减速对于经济调整而言，可能是有利的，而不是有害的。

　　胡舒立：谢谢大家。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是全球增长的新引擎。现在进入提问阶段。

　　问：我是来自人才杂志的记者，我想问卡斯特先生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谈到很多的变化，包括中国的变革，以及全球发生的变化，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安盛集团在中国一家公司的股权变小了，这是否意味着放弃了你们过去的战略，还是说很小的变化？

　　亨利·德·卡斯特：我们没有放弃控股权，你是要对小的公司占有51%，还是说对大的公司占据30%的股权。我们做了一个决策。在未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去投资更大的蛋糕。在合资企业里面，我们看到销售额正在不断的上升，合资企业收益更好。我们并没有丧失掉我们的兴趣，我们和中国非常杰出的机构合作，来创造更多的财富，可能比之前的战略更成功，谢谢。

　　问：早上好，我是来自人才杂志的记者。有很多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影响到中国的经济，我想问庞约翰一个问题，房地产行业在未来是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庞约翰：从长期角度来讲，房地产是具有很强的周期性的。在全球很多国家房地产长期角度是保值的。

　　问：目前你觉得是否在房地产投资方面好的机会？因为中国政府已经采取很多措施去控制房地产价格。但是没有成功。

　　庞约翰爵士：我想是中国政府做的决定的，应该是由中国政府来做决策。

　　问：我是清华经管学院的学生，斯蒂芬·施瓦茨曼先生早上提到过今天有总统的第三次辩论，辩论过程中，中国也将是非常重要的议题。我的问题是，你认为中美关系在新的总统选举之后怎么样演化？中国的换届之后，全球经济体中中美关系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问李稻葵这个问题，还有其他的演讲者。

　　李稻葵：根据经验，由于大选过程中，双方都会把中国作为重大话题，话题温度很高，因此大选之后，不可避免会有一段时间，新任或者连任总统部分兑现在大选过程中他们的承诺，中美关系会有一定的波折，我也相信，我们新一代领导人非常的务实的。我坚信困难时期会比较快的渡过。谢谢。

　　问：我想问一下布朗勋爵，我来自清华经管学院。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可再生能源公司怎么样解决电力，比如一些国网公司垄断的现象。在未来电力的组合里面，可再生和传统能源之间的比例大概会是怎么样的？对于企业家来说，可再生能源方面有什么样的建议？

　　约翰·布朗勋爵：有两点，首先有一些国家通过税收激励政策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对于投资者来说，他们只要获得社会的回报率就可以了。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些政府税收的优惠和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看到如果人们要去进一步的获得更高的回报率的话，必须大幅度的削减成本，或者获得更多的客户等等。但是未来前景是很好的，公共政策怎么样的比例呢？可能取决于地方。比如在沙特阿拉伯，他们燃烧大概他们所生产的石油的15%，进行海水的淡化。他们通过石油生产一些工业的用电。如果说能够有可再生能源，成本的方式推动低成本的发生的话，整个能源结构发生一些变化。整个经济体也会不断发生结构的变化。我们可以通过节能手段，节约的能源，也可以放到其他的地方去。在中国我相信有很多的机会，在中国的某些地方是有很高的太阳能资源和风能资源，这样也会给中国的发展提供很好的服务。

　　中国在降低制造成本方面也作出重要的贡献，我希望将来会有新的技术，新的投资者和企业家，能够更好的捕捉风能和太阳能，这是毫无疑问的。

　　胡舒立：非常感谢。

　　问：非常感谢这样的机会。我是新华社实习记者。而且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学生。在最新的经济学家的杂志当中讨论中等规模企业对于经济的恢复扮演的角色，中等规模的企业表现非常好，这些大企业有了很多的问题。大企业消减了三百万就业岗位，中等企业创造了220万的就业岗位，对于中国的经济有什么影响？我先问庞约翰爵士。你曾经说过，中国的增速是7.4%很不错，其他的国家是比较低的。

　　庞约翰：我不知道你是从哪看到的经济学家这样的数字。美国来讲，有2500万的中小企业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全球五百强的企业在就业岗位创业方面真的无法媲美。对于德国来讲，德文有专门的术语。怎么样给中小企业提供融资资金的支持。我曾经任职汇丰银行，当时研究中小企业融资的机制。我们可以看到最好的SBA就是美国的机制。他们怎么去创造比较有利的融资机制，他们毕竟是我们增长的引擎，我们要去研究它。你们到底是喜欢到一个行业里面，有一个人给你买10亿的业务，还是你到一个经济体里面，有10亿的购买方，每个有一点，可以进行风险的分散。所以对中小企业发展，对中国来讲，融资是关键，谢谢。

　　问：目前全球经济面临重大的下行风险，对保险业风险多大，中国保险业如何应对？外资保险公司决策层如何看待中国保险市场前景？在中国市场扮演怎样的角色？谢谢。

　　亨利·德·卡斯特：保险行业在全球来讲，我们从消费者得到的保金之后可能得到返还，对银行业来讲是比较安全的，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受到危机影响。石油公司来讲，还有财险的保险，人们确保他们商品、工厂，其他财产的安全。能够避免破坏，保险行业受下行的影响不大。可能寿险方面储存有一些影响，因为这里比较低的长期的利率，经济下滑可能会影响央行的一些行动，使长期利率人工干预比较低的话，不是很好的经济政策，可能会扭曲风险的情况。我们也知道这一点。在我们资产的回报率现在也开始下降，我们相信这种政策将来肯定会结束的。人们还是比较乐观，比较感兴趣比如说将利率长期比较低，比较热情。但是我觉得这长期的低利率来讲，如果时间太长会有负面的影响的。因为会创造人为的资本，会造成未来的泡沫。在你还债的时候，可能是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如果你要将利率保持太低的话，从长期来讲不是太好。中国的保险市场比较好的，而且不断的扩张，随着改革进一步开放，我们希望能够参与。财险方面我们外国的企业来讲，我们希望加入第三方责任赔偿方面，在一些新型国家方面，参与车险财险领域，我们希望成为这方面的一部分，谢谢。

　　胡舒立：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非常尊贵的，非常有见解，很坦诚的发言人，请鼓掌，谢谢大家的倾听，谢谢大家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