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中国领导人才论坛”于10月21日-22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俊生。(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2012中国领导人才论坛”于10月21日-22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俊生。

　　以下为演讲实录：

　　刘俊生：谢谢主持人，谢谢会议的主办方安排了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题目。前几年就写过“60后”六大成长路径的分析，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中共的“十八大”召开在际，应该说一个月以后就基本上进入50后主政的时代了。按照这个规律，再过十年2022年会进入“60后”主政的时代，所以“60后”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应该是后备军，对他们成长的影响因素做一些分析应该很有意义。

　　今年上半年各省级的党委、省委都换届完成，应该说到现在做一个统计正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候。这个论文的题目就是“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成长升迁影响因素分析，是一个简单的资料性的统计性的工作，这是研究的路径。

　　基本的资料来都是官方的网站，都是有影响的新华网、人民网(微博)、中央机关和各省级政府的网站，截止到8月份。数据的这些资料应该说都是可靠的，可信的，以下的所有图表都是根据原始资料总结出来的。基本情况到现在统计“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现在有161位，其中十七大的中央委员3人，候补委员11人，两者合并占总数的8.7%，也可以看出“60后”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在向高层进军的途中。省部级的正职7人，占161位里面的4.3%，省部级副职154人，男性149人，占92%，女性12人，并且全部是副职，女性精神的天花板仍然是存在着，不过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事实。少数民族16人，涵盖8个少数民族，比例是占10%。

　　这个影响因素根据这些资料大体上分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党派因素。现代国家从广义上面来讲，大国都是用政党政治，包括狭义的政党政治，就是两党或者多党，好象我们国家这种一党和多党合作的这样一种情况。在政党政治当中，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当中处于主导性地位，政府高层领袖多为执政党的成员。所以说，我们国家过去说入党做官论是世界的普遍现象，尤其是现在如果要坐到高层，不成为一个主要党的党员几乎是很难达到的。也就是说政治上的这种仕途和党途基本上是相等的，我们统计数据也表明了这一点。在161位里面有确切党籍的159为，中共党员81%，民主党派17%，无党派人士2%，这也印证了我们理论上面的结论。

　　除了总体的数据以外，还可以看出来他们的入党时间，平均年龄在22.85岁，最小的只有18岁，最大是33岁，另外还有一位39岁，是双党籍的，先加入民主党派，后来由于其他原因再加入中国共产党，可以看出来他们党龄比工龄要长，90%都是在高三、大学四年以及硕士阶段的几年里面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由此可以推测，这些“60后”的领导干部在年轻时候就明白了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理论，或者说他们在年轻时候就立志进入到政坛当中从事政治事业，或者他们在早年就早早确立了他们的政治信仰。

　　第二个因素是学历因素，学历因素应该是一个人学业成就的显性标志，学历因素是在精英政治外在的一个显性标志，在西方的发达国家也是这样。我们统计当中的“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进入高等院校的学习基本上都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期间，绝大部分在这个时期里面接受的高等教育，在中小学的时候接受的教育是残缺不全的，那时候毛入学率非常低，1%-3%之间，现在比较高了。但是，他们硕士和博士的学历都是后来才取得的，绝大部分都是在最近十年里面才取得的，因为这批人都是42-52之间。所以说，是属于统领中的精英无疑。这是他们的学历分布，160位的学历情况非常确定，百分之百具有高等学历，这是按照最终学历做的统计，博士占第一位，45%，硕士占第二位，43%，本科11%，专科只有一个人。可以看到高学历的群体，用社会上流传的最大的博士群体在政府当中从这个数据也可以得到一些印证。

　　这组数据表明了两点，一个是官员的升迁与学历具有很高程度的关联性，在官场上对学历的重视程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尤其是博士和硕士这么高的学历。第二个表明“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追求学历的愿望十分强烈，和我们刚才谈到他们是中小学期间接受的教育是残缺不全，80年代正好赶上恢复高考时期，又促使他们追求学历的欲望非常强烈。

　　这是专业分布，从最终学历的统计来看，文科已经占到61%，理工科、农医占到39%，工程师治国的局面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来正在改变。在这61%，也就是70多位“60后”的100多位，文科里面按照现有的学位进行分布，第一大学位就是管理学，40%，第二大是经济学，然后是法学，然后是人文。可以看出来管理学和经济学学位的重要性。

　　这组数据表明两个情况，刚才已经介绍过了。实际上前两年做的文章第一个已经比较明显了，第二个就是刚才的学科当中，管理学和经济学合起来已经超过了七成，这也表明公共管理在政府管理当中对这两块知识的需求，也反映着“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在学历取得的过程当中的一种倾向性。

　　第三个是经历因素，我们的干部制度是交流制度，干部制度当中，关于企事业单位还有党政机关进行交流，有好处也有坏处，但是我们一直坚持了60年了，一直这样做。我们把这161位的交流种类分为四类，最大的一类——中地交叉任职的经历，包括从中央到地方，或者从地方到中央，或者两地三个来回，省省交叉的任职16%，完全一省任职34%，完全中央任职4%，这个数字也出乎我的预料。直接在中央成长起来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是少数。这组数据表明有三个结论，一个是“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中中地交叉，包括中地和地中两大路径，有时候还有两三次的中央和地方的交叉任职已经占到五成，是属于“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成长的主要路径。在现有的7位正职的领导当中，6位均属于这种成长路径，可见这种成长路径的重要性。如果包括把省省交叉，就是没有中央的任职经历，而在省与省之间的交叉任职，还有15.7%，已经达到61.6%。人挪活，达到了验证。其次，完全在一省交叉任职的比例34%，这是第二个途径，这个途径也是比例比较大，达到1/3，但是因为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当中只有7位正职，剩下的150多位都是副职，副职只在自己省里面成长，可以解释第二个结论。第三个是在中央任职经历的位居末位，低的可怜，4%。如果只在中央，只在北京不舍得下到地方去，只能够混在中央，或者混在北京，或者置于司局这么一个道理。

　　第四个是籍贯因素，籍贯一般是祖居地，祖居地的生活方式对一个人的影响很大，所以出生在哪儿也是很有关系的，并且正好我们的统计数据当中，这些东西可以统计出来。按照一级政区划分籍贯，也就是31个，没有包括港澳台，经过统计明确籍贯的有157位，除了北京市没有，30个省份都有，平均每个省份5.19人，人数位列前三的就是山东省、浙江省。第二大类就是接下来的6人到9人的有7、8个省，占到31%。第三类就是1-4个人的，只有将近20个省了，十七八个省份，合计起来才50人，才占到31%。从这些数据也可以看出来籍贯的分布情况。

　　这是籍贯的分布情况我们做了另外一次归类，就是刚才的这个归类。鲁苏浙华东主要的三个省份是36%，第二大类分布也基本上除了新疆以外，基本上都在东中部，除了新疆比较特殊，因为新疆“60后”一下子干了4、5个人，也占到32%，其他20省加起来才32%。

　　也由此得出几个结论：第一、华东三省已经占到35%多，如果联同华东的上海四省，华东7省的“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多达74人，占47.13%，印证了江南在政治人才方面是一个人才库，7个省就占据了官员总数的47%。另外，从全国来看，基本上除了新疆以外，这9个都是在中东部，达到了107人，占到67%，占到2/3，也是出高官的地方。应该说是这10个省，加上那7个，这17个半数是领导干部成长最快的一级政区。

　　那么，这是从统计的现有资料当中可得出来的一些最粗糙的一些统计性的结论，综上所述，这四大因素是影响“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升迁的四大因素，政党成员明显高于非政党成员，高学历明显优于低学历，硕士、博士研究生优于本科和大专，交叉任职经历优于其他任职经历。祖籍华东地区的明显优于其他地区者。

　　当然，领导成长升迁的因变量的影响因素，它的自变量还有很多，比如家境状况，婚姻状况，幼年到少年的成长环境，人脉的资本，社会资本，尤其是你官场的贵人等等。因为这些因素甚至还比我们这篇文章里面分析的那四个因素更为重要。只不过我们这四个因素都是有客观的数量的衡量指标，对成长升迁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其他的那些因素我们都知道它存在，但是那些因素这种施政注意的路径做不成，必须要通过深入的访谈，这个成本是及其高的很难做到。尤其对所有的官员进行分摊，并且没有关系的人也不接受访谈，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们这四个影响因素，虽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但是还是止于一个外表的和潜在的，这是通过数量印证了我们过去已经有过的一些结论。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从逻辑学上看，这些影响因素的自变量与成长升迁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属于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也就是这些因素存在越多，升迁的可能性越大。例如非政党成员，尤其非中共党员升迁到高官的几乎就没有可能，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者也是如此。这些因素自便量与升迁因变量的区别在于其必要性的程度上。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