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中印商学院院长对话现场。(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刘万明 摄)

　　新浪财经讯 第四届全球商学院院长论坛于2012年10月18日-19日在上海举行，主题为“新兴市场的商学院教育”。图为中印商学院院长对话“中印商学院如何合作以开创新兴实践？”现场全景。

　　以下是实录：

　　Amit：就像一位已故的印度教授所说的，如果我们只注重西方所创造的理念，那么我们是没有未来的，如果我们要有未来的话，我们就要看看今后下一步的做法究竟怎么样。在这个方面，我们需要着眼于未来拿出一些更好的做法，而不是只关注过去的做法。今天这个环节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我会给大家讲一些内容，同时介绍一下我们论坛的主题。在我讲完之后就要开始我们的对话。今天上午讲过Universe.com这个机构，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对于整个全球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全球关于管理方面具有非常先进理念的、来自印度的教授，这些教授在全球也是非常有名的，稍候中方的嘉宾也会谈到这一点。讲到印度的MBA教育，我们现在已经有六十年左右的历史，现在在印度有几种不同的商学院，今天上午已经讲过了，现在在印度有3500种不同的商业教育教学的课程，这些课程都是一些独立的，如果我们看看商学院教学计划的总数，已经达到了3500种，这个数字是非常大的。现在印度上的很多商学院都是瞄准了印度，可以看到这些国际上的很多著名商学院的历史都是非常长的，在印度也有很多商学院在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方面有着很长的历史，这些商学院的院长都在台上，此外我们在印度还有一些教育体制之外的独立商学院，前面给大家介绍的都是关于印度商学院教育的主要概况，从我的角度来说，至少有三件事情对中国和印度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是要利用我们两个国家这么大的规模，其次是要对我们这两个市场面临的复杂性进行很好的沟通，还有就是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所以我们要收更多的费用，我们两个国家面临的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我们两个国家都要创造出更多的服务，这些服务需要提供给更多的学生，也就是我们要为中印两国的人们提供更好的服务。

　　我想邀请所有的嘉宾开始我们的对话，每位嘉宾有5分钟的时间来讲这个话题。首先请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所在的商学院，在你们介绍的时候千万要非常简洁明了，另外从你们的观点来说，不管是印度还是中国，对于中印两国之间商学院的教育到底应该做出哪些贡献。因为你们都是同事，我也想请你们讲一下中印两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机制，能够更好地推进我们MBA的教学。

　　周林：今天的会议时间非常长，我可以给大家一个非常简要的介绍，讲的是中国MBA的教育，今天上午已经简要地介绍了一些关于商业教育的情况，讲到了印度方面的MBA教育。关于中国商业教育的领域，现代中国教育体系可能要比印度起步的更晚，如果让我回到过去安泰学院成立的时候，在这个方面可以一直追溯到1918年，到了1931年才创立我们交大安泰管理学院。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就停止了，那时交大成为了一个理工大学，当时是在1951年的时候，这种模式一直保留了下来，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开始，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大多数中国大学重新建立起了他们商业教育、管理教学的学科和专业。讲到MBA教育，中国只是在1991年的时候才有了正式的MBA教育，就像刚才这位先生讲到的，他们的MBA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比中国要长得多。当然，中国的MBA规模和印度相比没有那么大，中国只有260个商学院，只有这些商学院才能提供这种有证书的MBA教育。随着今后进一步的发展，一些省级的教育机构今后也将会被允许提供更多的MBA教育。到了那个时候事情将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总体来说，中国总的商学院数量只有印度的十分之一左右。现在每年有30-40名MBA学生毕业，如果我们来看EMBA课程，就会更多一点。刚才说到在印度有六十种不同的商学院，我认为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大的，在中国基本上只有两种，一种是附属于大学的商学院，另一种是独立的商学院，其中最为著名的只有两家，一家是中欧商学院，另外就是长空商学院。中国大多数的商学院都是附属于某一个综合性的大学，现在我们也有越来越多的独立商学院已经开始运营，当然，他们的这些教学计划要么是合作的，要么是和中国在国外的大学进行合作，经过正式批准和没有经过批准的商学院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颁发的学位是不是合法的，当然，如果市场能够接受的话就不需要有任何批准，也就是说在中国有很多国外大学进行教学，这些大学是没有受到中国政府正式承认的，这类学校的数量正在不断地扩大当中，在中国绝大多数的商学院都是附属于大学的。

　　讲到挑战，对于中国大多数商学院来说挑战都是相同的。如果你是附属于一家大学的话，你要做一个多伦的模式，一方面大学的管理当局要求你对各种各样的学生进行教学，比如本科生、硕士生，包括博士的教育，特别是那些比较高端的大学。现在在安泰也有提供10种以上的不同学位。当然，中欧商学院不用担心我们交大，他们可以有他们自己的学位。

　　讲到研究，如果商学院要成为一家全球性的、国际性的学院，学术研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对于大学来说，他们对于商学院做的学术研究也会有更高的要求，如果你不做学术研究，你会不具备这样一个办学的资格。另外你必须提供产业界需要的人力资源，包括MBA的项目、执行MBA项目、EMBA执行项目。除了这些学位，你还要提供一些非学位执行MBA的培训，有些时候产业界也要求你去做很多的咨询工作，所以产业界对于顶尖的商学院来说也是有很严格、很广泛的要求。除此之外，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西方国家相比，政府参与仍然占到很大的份额，而政府也一直要求顶尖商学院向他们提供有用的、重要的、以政策为导向的研究。因此除了政府和产业界的要求之外，你还有这样一种需求，就要要有国际层面的研究，而且必须是能够在国际的刊物上面出版的。面对种种方面的压力和要求，对于我们来说的确是并不容易来在中国运作一个顶尖的商学院，这可能就是目前中国商学院存在的一个现状。当然，我们都被大学认为是另外一个级别的学院，比如大学的院长跑过来都会说我学到了新的东西，我每次到你们商学院来都是有所收获的，你们商学院的人的确和大学其它部门、学院是有所不同的，所以是不是印度旗下的大学学院也有这种感觉，至少我们在中国是有这种体会，我们可以互相学习如何处理这样一种现状。

　　我想就我们的学院和学校再说几句，但是你们已经亲眼看到了我们的学院是什么样的，所以我把时间交给其它院长。

　　Amit：接下来有请印度德里大学的Dhankar教授演讲。

　　Dhankar：谢谢Amit，也非常感谢各位讲者、教授和院长，非常荣幸能够收到组织方对我发出的邀请，并且代表我们德里大学发表演讲。今天的对话是中印商学院院长之间的对话，我们也要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中印商学院是如何合作开创新型实践的。我就简要地说几句，因为还有很多来自印度管理学院的院长有非常棒的经验和大家分享。昨天我们已经听到了印度管理学院的发展历史。印度的管理学院大概有超过50年的历史，它是在60年代起飞的，那个时候我们当时也是需要发展我们的产业界，这个发展就需要我们提供专业的管理人才。当时教育界并不能够提供这样的人才，所以催生了MBA和管理学校的诞生。当时就慢慢地有了很多大学出现了自己的管理学院。当时在印度有14家精英管理学院，印度的管理学院是以城市为基础发展的，大多数的印度大学都有自己的管理学院，但是这在质量上似乎仍然不够，特别是在全球化方面，即使这些大学数量上升了，这些公立大学的数量仍然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私立学校，超过3000个管理项目是由私立学校提供的，这也是我们在过去20年间看到的非常猛烈的发展。过去的20年是印度管理教育爆发式发展的20年，现在在全印度已经有超过2000个MBA和EMBA的项目，这对印度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今天我和多年前不同，非常骄傲，因为在印度管理教育的发展也是非常令人欣慰的。

　　之前谈到了我们有6种不同的类别，但是和周教授所说的不同，我们在印度并没有中国的一些问题，比如我们并没有这样的强制要求提供除管理项目之外的学位课程，我们一般会提供MBA学位和一些本科学位，有的大学会提供BBA，就是管理学士学位，所以对于商学院来说我们并没有强制的规定提供管理学士学位，我们一般是会提供硕士和博士学位，而大多数的大学也是这样操作的。这些私立的学校会提供更为广泛的学位范围，他们也有很多混合学位的提供。当然，我们对他们的总体感觉是喜忧参半，一方面非常欣慰地看到私立学校的增长，另一方面又为公立学校带来了压力。我们也做过一些师资的研究，我们发现在印度有超过50%的大学会提供管理方面的学位课程，为了维持这样的水平，尽管我们目前还不能够和沃顿、麻省理工这些美国顶尖商学院相比，但是从60年来起我们就和很多美国顶尖商学院开展了合作，其中就包括沃顿商学院，我们也提供了EMBA晚间的课程和全日制的课程，包括在职EMBA的课程，事实上我们现在是全印度排名第四，我们也在很努力地保持我们这个领先的排名。你会发现你每天都有很多压力，你的资源也不是那么充沛，但是我们也在一直努力保持我们高水平的体验。我们博士学位的教育也不错，我们有超过130位学生在攻读我们的博士学位。应该说我们博士学位背后的驱动力并不完全是钱，大多数是以研究驱动的。你们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人很吃惊地发现过去我们的学费只有500美金，严格来说这500美金应该是最低的了，这就是我们没有中国学生的原因，中国学生去澳大利亚和美国会付非常高昂的学费，而我们就在中国的隔壁，甚至还有10%的名额是给外国留学生的，但是我们一个中国留学生都没有，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我想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作为一个院长必须考虑的，而且这是中国商学院院长必须考虑的。

　　为什么会出现完全没有中国留学生到印度就学的惨状呢？中印高等教育交流似乎完全是缺失的，我们的学费的确是非常低廉的，你上哪儿去找500美元的学费啊？我们还有10%的位置是留给外国留学生的，我们很多学生在毕业之后年薪可以达到140万美金，这样算下来是完全能够值回票价的投资。事实上我们所提供的教学和学习体验也是不逊于一些西方顶尖商学院的，这一点就是我们缺少中国留学生的原因。

　　我们能够为中国商学院带来什么呢？这么说吧，就是两件事。我们说21世纪是属于亚洲大陆的，这种振兴经济的重心在亚洲，很多亚洲的投资都放在了印度，也有很多印度的投资者投资在中国，如果在未来的20-30年间我们的贸易额是不断上升的话，对于我来说这些公司、这些产业将需要管理者拥有对于中国和印度两国国家政策的深刻理解，所以这就需要我们的管理人才在中国和印度两国都有学习的经验。另外就是你出国和出差，那个时候我是出国留学访问，去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访问。中国和印度的教授都会去挑他们的学生，为什么同样的情况不能发生在两个国家之间呢？为什么不能互相访问、互相选学生呢？所以我希望大家深切地考虑这两点。

　　Amit：下面有请中国复旦(微博)大学管理学院的陆雄文教授演讲。

　　陆雄文：各位朋友，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今天下午的会议。在前面两位的介绍以后我还想补充一下商业教育，其实在中国商业教育的历史是非常短的，而且我们整个中国教育的规模非常小，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在全中国总共有260个商学院可以提供MBA教育，也就是说中国现在还处在快速发展的阶段，在这个方面我们今后的增长潜力是非常大的，我们相信未来无论是EMBA还是MBA的规模将会增加2-3倍，现在在美国EMBA和MBA的规模差不多是18万人，不管怎么样，今后中国的商业教育会有一个持续、快速的发展。

　　我们来看一下GMAT的数据，GMAT已经成为了全球的一种考试，我们每年参加这个考试的差不多有26万人，其中有80%来自印度，还有10%左右来自中国。中英两国总的参试人数是最多的，在英国这些院校是接受GMAT成绩的，但是中国商学院现在还没有接受GMAT的成绩，在这方面我认为今后可能还会发生一些改变，也有很大的发展余地。另外即使是在中国，如果我们看看中国不同的地区这样一个MBA商学院的教育质量是不一样的，在有些地区还是处于婴儿阶段，而有些院校是做得非常不错的，这个礼拜一《金融时报》发表了全球商学院的排名，排在前10名的还有清华的商学院和负担的商学院，还有另外一家中国院校，这三各学院已经上榜了，这就表明全美顶尖的高端商学院联盟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地把排名和认证给予中国，所以中国商学院的发展和崛起都是非常快的。

　　讲到中国商学院的教育，我们也推出了中国版的认证体系，叫做“中国优质MBA认证体系”，这个体系是非常新的，这是一种适应性的认证计划。我们今后的目标是要把这个认证体系扩展到更多中国的商学院上面去，在中国商学院的基础还是薄弱的，在经济的角度还不是特别强的，中国这些商学院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数字还是非常小的，这是一个弱点，但是中国很多商学院还是有很多优势的，比如他们可以通过招生收取很多的费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很多学校都是非常羡慕的。此外中国商学院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很好地得到政府的支付，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发展是这样一种非常不平衡的状态。安泰管理学院的院长非常自豪，事实上很多商学院并不是属于中国大学本身的。复旦大学商学院也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学院，我们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了我们商学院的教育，后来停了一段时间，从1985年又开始重新开始了我们商学院的教育。现在学生的人数差不多是5000名左右，此外我们和全球其它商学院都有很好的合作关系，可以提供各种各样非常完整的教学计划，包括本科、硕士以及博士，比如我们和香港大学、挪威大学以及欧洲的很多大学都有很多合作关系来举办EMBA课程。当然，我们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提供中国最好的MBA教育，同时我们也要在国际上做得非常具有竞争力，要把我们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越做越大，在这个方面我们也试图跟世界上更多的合作伙伴进行合作。现在我们想要增加我们学生的人数，5000人的学生人数看起来是不大，因为中国有13亿人口，如果和印度相比我们应该有1万名学生，和美国相比应该招收到2万名学生，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和美国、印度竞争了，这也是我们今后要做的工作。

　　讲到和印度的合作，很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和印度的合作基本上是没有，因为很少有中国学生到印度学习，印度也基本没有学生到中国学习，他们会去其它东南亚国家，即使是在中国有很多奖学金提供，但是印度学生还是不愿意来。我们对这些学生做过一些调查，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更希望去那些说英语的国家，也更希望去那些比较先进的国家。印度很少有学生去日本，因为他们并不认为日本是个先进的国家。如果我们未来想要发展，在商学院教育方面两个国家应该开展更多的合作，我们也在进行一定的研究。中国学生现在对于商学院的知识是非常渴望的，对于中国学生来说他们更加希望去到一些发达的国家。今天我们的话题非常不错，因为我们今天要讲到印度和中国的关系，还有商学院的发展。

　　Amit：谢谢陆院长，刚才你为我们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印度和中国两个国家的学生加起来比美国都要多。现在在北美有50%，中国差不多是14%，印度差不多是8%，印度和中国加起来MBA的人数占到了全球的25%。现在有请印度管理学院的院长Xavier。

　　Iyer：印度有着一种跨全球的做法，我们也要和印度的使命一样，需要拿出一种全球化的方式来运作。如果我们要讲到管理效率的话，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经理的技能和能力，也是取决于到底如何让他手下的人来工作。在印度很多院校都有自己的计划，作为印度的大学，我们希望获得西方的效率，同时我们也要结合一些东方的智慧，所以我们在印度也是这么做的。印度的商学院把我们的重点放在商业、竞争和消费者行为上面，在这个方面印度关注的是一个比较现代化的话题，在很多国家都有很多很多的差别，在世界上有50%的人还是处于贫困线之下，印度绝对不能闭门造车，否则就是非常糟糕的。

　　讲到经济危机，他们都在考虑一个问题，商学院到底应该向何处去？很多印度商学院正在考虑应该对社会做出什么贡献，甚至印度的商学院到底应该对世界的经济发展做出什么贡献。他们认为赚钱绝对是一种不可行的方法，绝对是一种短视的方法。我们都认为我们应该拿出一种更加持续的做法。当然，赚钱是一种非常短视的方法，从长远和可持续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拿出一种可持续的方法。在这个方法，我们印度的商学院非常关注如何完成一些非常复杂的工作。印度有着非常好的理念和文化，我们认为全球都是一个整体，印度也是在这个整体当中。印度也是全球的一部分，我们印度商学院都认为全球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我们要造成全球的冲突。如果商学院本身要获得长足的发展，这取决于我们商学院到底对全球到底能够做出什么贡献。上午讲到我们必须意识到在印度这个国家，甚至是在全球都有很多不太平衡的情况，在我们商学院当中我们可以分享两个方面的情况。一个是让人们意识到，就是通过他们的贡献，他们也可以为这样一个全球经济的变化做出一份努力。他们的努力是完全可以得到回报的，也就是要让他们获得这方面的意识，要让老百姓有这样一种认识，在我们的课程当中，我们试图让我们的学生有很好的发展，我们也安排了学生和印度的穷人生活两个月，让他们体会一下在印度还是有很多穷人的，我们需要让未来的经理了解这些穷人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们在国着一种怎样的生活。史蒂夫。乔布斯说过，他在做创新之前曾经多次来到印度，也就是说创意是来自于人们的思想，我完全相信创新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还有其它方面的情况，如果软件好的话是另外一个方面，也就是说我们在这样一个商学院当中，我们要让我们的学生了解到一些必要的东西，对于我们学生来说，首先要让他们培养一种正确的态度，然后再来开发他们的技术。现在在外面也有很多培养你的机遇，你要用东方的理念拥抱这些机遇，不能全盘皆收，需要分散你的聚焦点，你的态度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应该是一种发自内在的动力而不是外在的刺激，应该是用你想要贡献的热情来驱动你，通过这些内在的驱动才能创造出领导印度这些国家领导人的驱动力。还有就是和所有印度管理学院有关的，我们要和师资、学生进行交流。我们和国外的商学院都有很好的联系，和沃顿商学院也有联系，我们可以从你们身上学习，从你们身上获取优势，所以这种协作的机遇仍然是无限的。

　　Amit：谢谢Iyer教授，相信大家都在想西方效率和东方哲学如何能够在商学院进行完美的结合，稍候听众一定会对此提出问题。接下来我想请中国南京大学商学院的陈昭全谈两句。他们昨天晚宴上谈到一句话“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是陈教授几年前把我们介绍给了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他也坚持我们参加最早的几届论坛，这就是为什么我要非常感谢陈院长。

　　陈昭全：谢谢，我相信合作以后是未来的趋势，这种实践应该是由中印两国共同创造的，但是这种实践应该为中印两国之外的国家进行，包括校访。另外这种实践不应该仅仅是独特的、新的，应该是更棒的，应该创造出这样一种能使我们世界变得更好的学生，只有我们超越经济的考虑、超越薪酬的考虑，在人性的层面上去改革、去实践，我们才能够达成这样一个目标，使我们的实践真正全球化，并且能够真正反映人性的价值。

　　我有三重身份，我是新泽西州立大学的教授，我在20年前就在这个大学任职了，是那边的全职教授，同时我也是中国研究机构的顾问，我们的研究是致力于为中国创造出适合于中国的管理政策，现在我也刚刚被授予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的职责。南京大学商学院是全中国最大的商学院之一，我们有超过150名师资，同时还有经济和商业两个下属学院，我们也在追求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商学院正在进行一个追求打造成为世界一流商学院的战争当中，并且还在不断地扩张和扩展我们的研究实力，拓展我们的师资力量，所以我个人的任职也可以说是南京大学商学院追求全球化的一个步骤。我也在此非常感谢周教授和安泰的各位院长和教授给予我这个机会参加本次论坛。

　　我想和大家分享中国和印度两国如何能够合作创造未来的实践。我相信，如果缺少研究合作，那么商业合作就不能够达成我们的预期目标，研究合作是未来商业实践的关键，能够创造和分布知识。中国商学院和研究机构的合作也是一种很好的创造知识的方式，并且把这种知识向我们交大和安泰，交大本身和安泰学院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一种非常好的例子，我也要感谢陆院长，他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院长，你们是我担任相簿主席的第四个项目，事实上南京大学也是第二届论坛的赞助方，北大和浙大也是我们的赞助方，所以可以看到中国商学院和研究机构有着这样一种长久的合作关系。

　　在美国商学院，如果你看一下这些师资力量，印度人和中国人可能会占到国际师资一个很高的比例，有的时候甚至能够占到三分之一乃至一半，这是一个巨大的资源，两个国家都应该去利用，而在这个方面中国商学院做得非常好，联系到了非常杰出的中国研究学者，他们大多数在美国接受教育，并且在那边通过他们的努力在美国站稳了脚跟，并且创造、发展出了进行研究的能力。这些学者和西方学者并不尽然相同，因为西方学者的主要兴趣还是去让他们的理论更加精准，而中国学者的目标是去解决中国和印度的问题，他们对于中国和印度本土的问题更加有兴趣、更加有热情，同时他们也有这样的能力和远见来创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知识，因此本地聚焦加上全球影响力将会通过他们和商学院的联系得以实现。我要说我们已经慢慢地开始这样一种合作了，今年我自己作为中国商学研究协会这样一个主席，我和很多国际上面的商学院和研究机构见面了，如何能够更多地邀请在美国具有终身教授职位的这些华裔和印度籍的教授帮助中国和印度解决他们的问题，通过他们的才能、他们的知识来创造出更为全球化的知识，我想借此机会创导这样的一种研究方式。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和产业界进行合作，也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教室内部的合作，只是说我们需要采取多维的方式，从董事会到教室再到打印室，我们的知识正在慢慢地生产，但是这样的一个链也可以反述，谢谢。

　　Amit：非常感谢陈院长，你强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除非我们能够在研究上进行合作，否则我们所进行的商业方面的合作就是不合格的。接下来有请MJ Xavier教授演讲。

　　MJ Xavier：刚才讲到全球有40%的人口是在中国和印度，我们相信中国将会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第二大经济体将会是印度。讲到教育，现在我们和美国的体系相比还是差得比较远，看看GMAT考试的人数就知道了，现在还只占到全球的25%，今后这个数字将会有所增长。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可以完全照搬美国的方法，完全按照美国的做法来做。讲到科学教育的话，中国现在是在按照这样一种方式来走，中国也在邀请一些海外教授的队伍。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如果我们能够做一些不同的事情，那么我们就会拿出一个全新的模式。讲到中国和印度的管理教育到底有什么问题，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方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都想成为一个产生领导力的国家，中国和印度也不例外。世界上的主要领导都有共同点，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他们的工作非常勤奋。讲到全球卓越领导人的名单，这里还有很多很多。讲到管理教育，这里可以看到很多问题，56%的学生在考试的时候都会作弊，MBA教育还有更多的问题，我们可以举出一些比较成功的、非常具有创新性的公司，他们是通过MBA教育来获得的。很多MBA教育还是有些缺点的，我这里列了几点不同的关于MBA或者管理教育的弱点和缺点，会让学生采取更加急功近利的方法。也会迫使学生单方面地关注考试的成绩，比如GMAT的成绩，我们要采用一种比较科学化的做法来做。

　　西方的教育模式已经在很多情况下被证明是没有效果的，我们认为现在到了让东方的国家拿出答案的时候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关注西方呢？中国在过去的历史上拿出了很多产品，包括玻璃、陶瓷和丝绸，印度也在很多科学方面有所建树，包括数学、精神等等方面。佛教就是从印度发掘的，如果我们看看经济的循环，中国现在有了4500年的历史，印度差不多有3000年的历史，印度的历史比中国的历史稍短一点，然后才是阿拉伯世界、希腊和拉丁，然后才是英国的工业革命。西方的经济周期历史远比中国要短。我们有着一种思维的模型在印度，我们在印度也有很多思想家和哲学家，过去我们在印度还有很多国王和统治者，此外印度还有很多经商的人员，同时我们在印度还有很多专门提供服务的，也就是服务提供商，服务提供商就像在座的。我们看看日本的这样一种概念，大家对日本的概念都比较了解，过去已经采用了很多日本的做法，比如很多的理念，包括看板和5S的管理体系，这些都是来自日本的概念，这里也是贯彻到了很多管理教育上面。那么中国的理念到底是什么呢？中国在管理方面也是找到了越来越多的位置，包括“全片”，还有孔夫子的一些思想，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在2000年前印度已经有了一些关于从商的基本做法，当时他们就认为客人就是上帝，印度采用的是一种以目标为导向的做法，无论做任何事情目标都是非常重要的，有了目标我们就能拿出很多非常有效的做法。古代商业教育已经有了非常早期的雏形，印度现在需要拿出一种更加新的模型，也就是说西方的这些模式过去东方已经采取了很多，但是现在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按照这种白色的理念。我们需要发挥我们的潜力来赚钱，我们也需要一个非常完全的教育模型。光是西方的模型是不可行的，中国和印度都是这样。什么叫做新的模型？就像一个金字塔模型，这里包括了战略、策略等等非常完整的理念，还有一些技能，这些技能对于这个行业的成功都是非常重要的。最最下面的是基础，我认为要想获得上面的成功，最最基本的文化、理念和思维是要具备的。另外一种模型叫做“III”，第一个是知识，第二个是直觉，第三个是无限，我们都要拿出更多的新型模型来重塑我们国家的辉煌。如果我们做得好的话，离开西方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我们两国要在教育方面重新投资，也要投资开发一些新型模型，更好地适合中印两国管理方面的教育。

　　Amit：刚才讲到中印两国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下面有请来自台湾的李书行院长演讲。

　　李书行：谢谢大家，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论坛，感到非常荣幸，结识了很多新朋友，也遇到了很多老朋友。我们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有讲过教育这个话题，这是我第一次站在讲台上讲中国和印度两国之间在管理学教育方面到底能够进行什么样的合作。如果要到我们这个学校来读书，你必须是排名前五的学生，要是公司的总裁或者副总裁。说到院长，我们现在正处于寻找新院长的过程中，台湾地区现在对于管理的需求还是很大的，我们录取的标准必须是属于3%的最好的学生，我们的做法和中国大陆是有点不一样，台湾的管理学教育主要是受到美国的影响比较多，目前我们有差不多3300名学生，我们师资当中85%的教师都是获得美国大学的博士学位，其中55%的教授都是来自于美国排名前五的管理学院大学毕业的。当然，台湾大学管理学院会发一些相关的学位，我们现在和美国一些大学也有一些合作，比如和密歇根大学等等。当时有位教授获得了密歇根大学的学位，这是过去的情况。现在在台湾几乎百分之百的教授都已经拥有博士学位。另外我们学院从2007年开始推出了EMBA的课程，我不知道在中国到底是哪一年推出的，我认为我们的教育体系是非常受到西方影响的，教学方式完全是中国化的。如果大家到教室里看的话，我们教的时候用的教材是英文写的，但是我们教学的语言都是用中文来做的。现在对于台湾管理学院的方式做出一些改变，在两年之前我们设立了一个本科MBA商学的课程，现在我们已经有了260人的学生规模，讲到本科教学，现在总共有500名本科学生，他们是进行为期四年的学习，现在海外学生的比率目前是60%，未来我们希望有更多国际学生的比例。那么到底有多少来自印度的学生在管理学院学习呢？我们学校国际部告诉我现在只有两个印度学生，现在只有一个学生从我们学院回到了印度。所以讲到我们学院当中的印度学生数字其实是非常少的。当时我觉得这个数字不对，后来我又做了一次检查，就是他们是从印度什么地方来的，他们就告诉我去年总共有27名来自印度的学生，这些来自印度的学生都是到我们这里来读学位的，现在在我们学院当中需要有更多来自印度的研究生到我们学校学习，现在我们学院的院长还没有批准，我们和上海交通大学(微博)也有一些相应的合作。大家可能会说我们的学费是很高的，事实上每个学期是900美元，对于国际学生来说是1800美元。政府的费用是40%，现在对每个学生的费用是2万美元，从他们身上收取的学费只有900美元，国际学生的费用只有1800美元。现在有些人等于是免费就学的，而且你可以获得财政的资助，这也是我们支持学生交流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只是空想而已，而是要真正地为未来投资，去考虑学生的需求，还有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更好地去做一些中印的合作，我们要做一些投资支持未来的合作，使其成为可能。

　　Amit：接下来有请H.Chaturvedi教授演讲。

　　H.Chaturvedi：大家晚上好，我来自于一个私立的管理科技学院，位于印度的北面。我们有25年的历史，这个家族创建了两个学校，我们是其中之一。今天我们听到的整个对话和辩论都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个世界未来的经济核心到底是在哪里，我们谈了资本主义，谈了动力，谈了不公平，也有教授谈到全球经济的增长存在极度的不公平、不平等。我们知道美国、印度的基尼指数都不尽相同，印度和中国的商学院都应该考虑如何减少经济上的不平等性，推动经济的平等。我相信未来我们会看到更为显著的经济不平等的现象。除此之外还要谈谈创业家的精神，这应该作为商学院的重点。商学院有着这样的挑战，就是现在市场增长的模式并没有对于可持续性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可能有这样一个资源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是目前的分配是不均匀的。这一点应该是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商学院的决策人应该考虑的。如何实现一个更为持续的发展？2008年在西方出现的金融危机不应该再重复，更不应该出现在中国或者印度。保证这样一种危机不重复的责任部分落在了我们商学院领袖的身上。国家每天都有超过20亿人挣扎在贫困线上，而在2000年联合国(微博)的“千年目标”上面都有除贫减困的目标，目标是到2015年实现扶贫减困的计划，但是2015年就在眼前了，我们国家是不是已经做到了这样一个目标了呢？这一点我们要扪心自问。我觉得如果中印两国能够携手起来合作，我们能够更快更好地完成联合国的千年目标，包括一些财政廉价房和政府资助的房子，还有一些公共医院的设备，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中印两国可以互相交流的。中印两国可以合作开发出更具有可持续性的发展战略，同时也可以提供公平与透明化形成的政策。我和很多的创业者、很多的企业家、很多的政府人员都交流过，他们认为商学院在整个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合作更是不可缺乏的。今年有来自印度的10个代表团，我想在3年以后会有超过15个中国的院长每年去印度参加这种类型的院长论坛。会有50个印度院长每年来中国参加这样一个论坛，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请鼓掌支持我们这样一种想法，那就是每年都会有几十名院长的互访。我们如何达成这样一个梦想呢？这绝对不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这取决于我们中印两国商学院合作的力度。当然，我相信这种合作也是解决20亿人民贫困问题的核心，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商学院的课程当中增加更多关于这一方面的课程。鼓励更多商学院的毕业生来中国和印度投资工作。我相信这个前景一定会是非常广阔的，而且很多大城市已经出现了这种合作项目，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解决这些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因为这些贫困地区的贫穷率更高，摆在我们面前艰巨的挑战还有很多，为了解决这些挑战和问题，需要我们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携手合作。

　　Amit：接下来有请来自中国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的院长张维教授。

　　张维：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样一个对话环节。在这个会议的过程中我和一些国外的院长进行了一些交流，我觉得需要讲讲我的大学和商学院。我来自于天津大学，这所大学位于天津，天津有着3000万的人口，从天津到北京坐高铁只要30分钟，所以天津是一座大都市，天津大学是成立于1895年，也是我们中国最顶尖的研究性大学之一。

　　关于今天的主题，我非常同意之前所有讲者的提议，就像陈院长所说的，他谈到了战略，如何发展我们中印的合作实践，通过研究合作来完成这样一种实践，我非常同意，但是除此之外在研究合作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和任何国家去做，所以并不一定是中国和印度，而且还有一些讲者谈到管理的知识是以内容为基础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切入点，也就是如何向世界贡献更新的管理知识。我们两个国家在有些方面是非常相似的，同时又和世界上许多其它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基于此，我们两个国家应该可以合作创造一些新的理念。比如两个国家都有非常庞大的人口，我们的教育水平、教育结构和收入水平都和其它国家非常不同，特别是和这些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在城乡差异上面也非常巨大，两个国家都是如此。正是由于这些相似之处使我们能够有更好的共鸣，携手创造一些属于我们的管理知识。我和印度的学者有过一些合作，当时是做了草根创新的项目，这是由草根阶级为草根阶级做的创新，另外的一位清华教授也做了一些项目，叫做金字塔底层的创新，它和我们草根创新的理念是一致的，这样的一些知识是和社会阶级危机这个概念紧密相关的。我相信如果未来和印度在教育领域能够合作的话将会是非常好的，这就是我的提议。

　　Amit：非常感谢张院长的讲话，这里涵盖了很多信息，讲到了我们中印两国如何在今后的管理学方面取得进步。最后一位讲者是Sanjay Verma先生。

　　Sanjay Verma：大家晚上好，我发现他们给我的话题正是我想讲的话题，因为印度和中国现在正在开展很多合作。简单地介绍一下我本人，我是在15年前在MDI毕业的，那个时候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刚才各位教授都讲到了关于管理学方面的学生情况，里面是有很多不同的情况。这个话题有一点奇怪，中印合作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景象，我们有5位来自印度的代表，也有5位来自中国的代表。讲到美国和加拿大的合作，他们具体操作的模式可能会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在中印两国之间进行合作，谁来负责这个课程的制定？到底如何制定？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共同的课程？当然，现在我是在公司这边工作，我也看到了我们公司当中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教育背景，我本人现在还不是一个商学院的院长，如果看看我们现在的公司经理，我们在46个国家都有运作。我们公司在全球确实是需要有很多很多的经理，讲到目前整个公司的情况，最为重要的就是那些经理人到底应该具备一种什么样的能力来应对目前的危机，所以在你们制定这个课程的时候，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很多事情都会发生变化，这个世界在6个月之内就会发生很多的变化，当你做好准备之后又会发现这样一种变化。按照中国的话来说，“计划是永远赶不上变化的”，我认为这是最大的挑战。我希望现在公司的经理人具备非常快速地适应这种变化的能力，他们要能够有这样的能力承受一些负面的压力。如果我们认为当今中国和印度的商学院，甚至包括全球世界的商学院都要具备这样一种能力应对这样一种挑战，这是最为重要的。有一个人在过马路的时候在十字街口左顾右盼，一个司机过来说你在看什么，他说我皮夹子掉了，你是不是可以借我点钱呢？后来又过了十五分钟之后过来了很多人看热闹，就问你是在哪里掉的，他说我不是在这儿掉的，我是在另外一个路口掉的，那个路口没有路灯，不像这个路口有路灯。问题在于，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如果今天我们只是看看全球经济发展的情况，中印两国是非常重要的。当今世界我们处于一个全球化的环境，当你在做全球贸易的时候你甚至会忘记你的国籍是什么。现在国界的概念已经变得越来越淡了，如果我们要做生意的话，你很可能会碰到一个来自英国或者印度的经理人，或者你会跟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公司做生意，如果我们看看这个购买力评价计算的话，受到这两个国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今后大多数的管理教育能够在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展开，我认为今后就可以应对世界上的很多问题。

　　讲到合作，我认为合作并不能简单地说一件好的事情，有的时候大家没有什么事情也要讲合作。现在管理学的课程并不能很好地应对全球的现实。在几天之前我在北京碰到了一家非常大的制药公司的高管，我们进行了交流，他认为在做生意的过程中人是最为重要的，他说到他们公司有80%在中国做的市场营销都是用这样一种新型的社交媒体来做的，所以人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这就是印度和中国面临的情况。我们必须了解中国和印度面临的挑战，讲到影响，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能够开展很好的合作。现在全球的教育必须迫使这种合作发生，在亚洲必须使用一些中国的教师，如果在中国这边做这样一个管理学教育的话，有个印度学校到中国来办学的话，中国当地的师资是必须的。现在的问题是，现在我们需要紧跟现在形势的发展还是仍然沿用过去的这种做法，我认为印度和中国在这个方面都是做得非常好的。我认为这个课程的基础应当基于当今世界一些发展得最前沿的情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为我们的学生提供更多更好的能力。讲到课程的设计，中印两国的商学院要有更多的合作。

　　Amit：他的要点在于我们是沿用最新的做法还是老的做法。刚才嘉宾们讲了他们的观点，如果要做一个总结的话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还是请周教授来做总结。

　　周林：作为今天会议的主持人，我觉得我可能是不够资格的，在座的几位讲者都讲到了非常前沿的，特别是针对商业教育方面最为前沿、最为重要的问题，另外就是关于新兴市场的管理和商业教育，在这方面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双边合作也是今天一个非常热点的话题，诸位嘉宾都谈到了未来两个国家到底应该进行什么样的合作，我们应该把这个话题放到一个比较宽阔的背景下面。其实未来的合作是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合作，在这种情况下，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人们相互之间应该有一个更好的了解，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在迪拜的那次会议上，Nick讲到了他的观点，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流程。从新兴市场国家的观点来看，我们并不  需要非常彻底的革命，我认为作为中印两国管理学领域的人士，我们需要获得更多的元素、因素或者力量，也就是说我们要在我们两个国家现有的基础上加入一些更多的东西。你可能更愿意把它叫做“Dynamic”，不管怎么样，这些词汇代表的都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我本人对于我们两个国家今后的合作也是非常乐观的。相信在座的各位对于今后全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寄予厚望的。

　　今天是星期五，我们上海交通大学有请在座的各位嘉宾参加我们的黄浦江游江项目。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