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长江中原发展研讨峰会”于10月19日在郑州市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上图为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项兵。(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2012长江中原发展研讨峰会”于10月19日在郑州市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上图为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项兵。

　　以下为演讲实录：

　　项兵：首先我代表长江商学院包括在座的所有师生和校友，感谢河南省政府这次大力的支持。这次活动无论是我们省长、发改委、商务厅，还是国资委、工商联、青年联合会，包括我们长江校友会都给予这次活动的大力支持，所以首先非常感谢！谢谢！

　　今天希望和大家分享两个小问题，第一，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下中国的复兴和再次崛起。第二，全球视野之下的包容性增长。全球最为关注的有关经济的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实现包容性增长。不仅是可持续性，一个是可持续性，一个是包容性。我希望借此机会分享一下我对包容性增长是怎么看的，把包容性增长的思考放在全球视野下来考虑，哪些方面值得我们国家和企业去学习和借鉴。

　　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中国的复兴，其实最具影响力的一本书是一个英国经济史学家，2006年写的这本书，这是全世界认为最权威的经济学家。他说过去的20世纪中，中国GDP是NO1。在1820年的时候，中国的GDP在世界的比重是30%，在1820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的GDP是美国、欧洲、加拿大加起来的总和。那在2009年我们超越了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2010年我们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确实在一步一步地复兴。从中国占GDP的百分比来讲，1978年我们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我们中国GDP占全球大概2%，慢慢回到去年的10.43%。过去尤其在金融风暴以后，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的经济增长做出了最为重要的贡献，尤其是2009年全球是负增长1.1%，中国经济增长8.7%，在主要的经济体之中，能到2008年金融风暴之中一直保持增长的全球唯一一个国家就是我们中国。其实这个复兴的大格局就是这样的，从50%多一直跌到2%，现在一步一步上升。当然，经济学家们为了到底哪一天中国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GDP的第一的问题争论不休，最为乐观的是2018年，这是经济学家杂志的观点，他认为2018年中国的GDP会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的第一。IFM和我们社科院做的研究是2020年，我觉得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到底是2018年还是2020年还是2022年，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中国重新回到全球GDP的第一，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是什么成就中国的复兴？与邓小平先生谈的改革开放是息息相关的。中国经济的成功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全球化的融入，中国已经成为可能是全世界最为全球化的大的经济体。这里数据很多，龙部长做了很多的贡献，真正的经济增长是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增长的。中国贸易占GDP的比例是55%，远远高过美国和日本。这是开放的指标之一。中国2009年成为世界出口第一大国，没错，但是截止到今天为止，中国出口的绝大部分是外国投资在中国的企业出口的，截止到去年，外资出口占的比例每年下降，截止到去年，外资还占了55%的比例，这在所有的大的经济体之中是唯一的，不可以想象美国的出口是外资来走的，日本的出口是外资来走的，德国的出口是外资来走的，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的开放，在大经济体之中，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是最为领先的。

　　沃尔玛曾经一度占中国整体出口的10%，这也是中国经济开放的一个真正的印证。过去十年，中国吸引投资1.1万亿元，这也是开放的一个例证。过去六年、七年的时间，日本在中国的投资占到了4000亿美元，这也是开放的一个标志。那天我在日本演讲说，你们日本会允许中国投资4000亿到你们国家吗？即使我们有先进的科技和模式，但这个度量不是一般的国家具有的。即使有一个需求，国家允许不允许外国向你们国家投资4000亿美元。在中国超市你可以看到全国的品牌，你到日本的超市，很难看到不是日本的品牌。你到了韩国的超市，很难看到不是韩国的品牌，你到了中国的超市，你可以看到全球的品牌。三星(微博)，一个韩国企业在中国的销售收入去年是300亿美元，从中国的出口是300亿美元，三星这个公司中国的销售和从中国的出口占了三星全球40%的业务，所以三星的成功，中国至少贡献了40%。这也是开放的一个标志，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所以中国能有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开放，而这种开放在诸多方面我们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成就了我们今天的辉煌。其实，从历史上来看，历朝历代只要我们中国开放，我们就会繁荣强大。举一个例子来讲，唐朝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四个部级干部之中，两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印度人，一个是伊朗人。历朝历代，中国开放中国就繁荣，中国就强大。所以中国会沿着这条开放的路继续走下去，成就我们更大的复兴和繁荣。西方最近辩论比较多的，到底中国的模式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是国家资本主义还是西方的所谓的自由经济模式？这个给我们定论对我们本身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到底发展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

　　西方说我们是国家资本主义，他引经据典，证据是不少，比如说中国上市公司80%是国家或者国有企业控制的，发改委的朋友在这儿，包括很多产品的定价都是发改委定的，包括药——处方药。政府在资源配置，包括国有企业在诸多重要核心行业的影响力是存在的。但是同时你要意识到，民营企业确实一跃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中坚力量，这里包括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超过60%，包括创造了80%的就业机会，和超过90%以上的新的就业机会。国有企业创造的就业机会是每年在减少的。所以从这点来讲，我认为其实中国可能确实是双轮驱动，有国家资本主义的烙印，也有民营企业的巨大的贡献，都是并存的。

　　前一段时间，在国资委做报告，我是知道国有企业所有的管理、治理局限性，因为我最早研究的课题之一是国有企业的改制和改革，也参与做了很多次的研讨，包括方案的制定。但是为什么中国在短时间之内需要若干个国有企业，至少有两条理由：第一，因为中国目前为止，没有像IBM(微博)、通用电气、西门子这些公司，超越家族，股权分散，能给社会创造一大批资产，所以国有企业和资本主义差异是很小很小的，从管理上来讲是很小的，有差异，但是差异不大。所以，中国在没有一大批自己的IBM、通用电气、西门子以前，也许我们需要国有企业。这个对财富的分配是一个制衡。

　　第二，我们儒家思想影响是很大的，儒家思想影响比较大的，我们很难超越家的概念，我们往往永远希望把自己的领导权传给儿子，如果一定把领导权传给儿子和女儿的话，那中国人能干的行业是很少很少的，靠儿子和女儿去和全世界最顶级的公司去PK的话，中国在诸多行业是没有竞争力的，管理比较简单的行业，像华为要传给他的儿子和女儿，那挑战是非常非常大的。国有企业最大的好处之一，他的接班人不是从董事长的儿子中来选，不是从董事长的女儿中来选，他是从全国乃至全世界来选。所以在中国出现IBM、通用电气以前，我们更多的人超越家族管理以前，我们需要若干个企业。因为我们没有西门子，没有IBM，没有通用电气，也不是说中国要扩大国有企业的存在，我是希望国有企业的存在相对少一点，给民营企业更多的空间，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还需要若干的国有企业。中国的特色就是这样。所以中国的成功无可置疑，民营企业尤其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来，加入WTO以后，放松管制的行业越来越多，所以他们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至少就业机会创造的一个中坚力量，这是事实。这是第一大问题，看待中国的复兴，包括1978年以来推动中国经济进步的两个重要的因素。

    那现在全球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从经济发展的模式上来讲。1978年邓小平先生把市场经济引入了中国，1979年撒切尔夫人在英国进行了新的一轮私有化和资本主义运动，包括当时英国最高的税率是90%，挣了100块钱，90要交税，撒切尔夫人做的是给富人减税，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管制，推动全球贸易。所以这是1979年撒切尔夫人做的事。1981年里根执政以后，里根在美国效仿撒切尔，他们把相对社会主义特色比较浓的福利制度一步一步变成了资本主义制度，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在中国，撒切尔在英国，里根在美国，东西方推动了世界经济市场三十年的辉煌，一直到2008年金融风暴。而金融风暴当然原因是诸多的，但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也是收入和财富不均导致的状况。这个问题不仅在我们国家存在，在美国、英国同样存在，也是相当相当的严重，我们的收入财富不均也到了一定的程度。美国基尼系数到了0.4。去年在美国演讲，说美国也会出现相当严重的社会骚乱和不稳定。当时美国的朋友还不认同，一个月以后就出现了骚乱，两个月以后占领华尔街就开始了，其实它是一个结构的问题。因为中产阶级的收入在过去十年每年都在减少，收入不均必然会引起诸多的问题。所以美国的历史，才两百多年的历史，如果三百年一个循环的话，从中国历史来看，它还没有完成第一圈，在美国的制度之下，它也没有根本上解决收入财富不均的问题，这个社会结构性的矛盾它还没有有效的解决方案。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我认为可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可能需要在全球范围之内，探讨新的一代政企关系。这是去年在美国的演讲，我说对西方的政治体制也是尊敬和尊重的，但是历史终结论这个结论也太稍微早了一点，西方政治体制的局限性，第一，是国家债务，在诸多国家都是难以为继，况且这个债务问题的解决在民主制度上能够解决的概率是很小很小的，太少的国家能够像德国、韩国那样，国家困难的时候老百姓说我们一起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绝大多数的国家是国家是国家的，我的是我的。

    第二，几乎所有民主国家中的一流人才不愿意从政，从政的都是二流和三流的人士。除非到打仗的时候，才会出现丘吉尔、艾森豪威尔这种顶天立地的人才加入政府，否则永远是最优秀的人不会去从政。精英治国是不可能的，在信息民主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优秀的人不愿意从政，这是西方的主流，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所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也找不到解决的方案。在西方国家之中，例外之一可能就是法国，法国基本实现了精英治国，这个作为我将来研究的课题，将来可能还会研究。另外从南欧很多国家来看，很多国家是负担不起社会主义福利制度，如果一个国家实施免费医疗、免费念大学，这些福利的特征如果具备的话，N多国家是会丧失竞争力的，国家可能破产。其实更为根本的问题，不是西方的问题，中国也面临这个问题，就是经济全球化、政治本土化。像G20国家组织真正实现对全球进行治理，我觉得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全球这样那样的风暴我认为会此起彼伏，目前我看不到希望。当然面向未来，我也不说我们国家有非常成熟的解决方案，但是我们确实有一些优势，我们能够做到精英治国。第二，层层提拔的制度还是有它的优势的，直升机就是竞选一下，也没做过县长，也没做过区长，也没做过郑州市的市长，直接上去，这是有问题的。我们有我们的优势，我们确实需要一个机制，第一可以防止腐败问题，第二是可以防止社会财富不均的问题。如果在现有的体制之下，经济发展速度又快，收入财富不均，过去几年的统计结论和我说的是一致的，收入不均不是全国通过发展可以解决的，甚至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所以我能想象政企关系的理想模式是这样的，第一，首先实现精英治国，精英治国非常重要的是，国家需要领导力的时候，优秀的人愿意上来，用孔老夫子的思想学而优则仕，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在这里我不展开了。同时我们希望对政府的权力有一定的制衡和限制。新加坡是一个经典的案例。第二，尽量减少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第三，实现增长的同时，尽量做到包容性的增长。这个难度很大。第四，相对来讲有比较完善的福利制度，同时还要保持全球竞争力。福利制度做的很好，没有竞争力，那就成了西班牙，成了希腊。打破阶层固化，使老百姓永远有梦想，这个免费大学教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同样重要的，在强调和谐的同时，还要弘扬创新，否则的话我们就走到日本这条路上去了，这就麻烦了，日本是超级和谐的社会，日本这个社会是很难甚至不可能出现大宗创新，过于和谐的社会有可能是扼杀创新的，因为没有至善至美的体系。无可置疑，全世界面临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实现增长，而这种增长必须是可持续性的，必须是包容的。我们中国做了很多的探索，这个挑战是巨大的，而这个挑战在全球都存在。在过去三十年，市场经济撒切尔夫人、里根做了重大的贡献，在未来十年时间，实际上我认为会做一个调整，理念和哲学思想的调整是有可能的，新的三十年可能会改善。

    说的不对的地方大家多多包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