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第四届全球商学院院长论坛于2012年10月18日-19日在上海举行，主题为“新兴市场的商学院教育”。以下是第四届全球商学院院长论坛文字实录：

　　周林：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商学院的院长以及相关的负责人、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来到第四届全球商学院院长论坛。我是上海交通大学(微博)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院长周林，非常荣幸担任此次论坛的主持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院长论坛是每两年举办一次，可以看到今年的主题是有关新兴市场商学院的教育。这次总共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嘉宾参加了我们的开幕式，这次的论坛有很多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嘉宾。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秩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两年之前我们论坛的主题是关于经济箫条期之后商学院的建设，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今世界经济还是比较疲软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对于欧洲、日本、美国这些发达的市场，到目前为止虽然是有所恢复，但还是有很多的发达国家现在仍然处于箫条期。与这样的情况恰恰相反的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新兴市场，特别是“金砖五国”提供了全球发展的动力，这些新兴的国家甚至在全世界的发展过程当中取得了领导地位，也是确立了全球经济的格局。因此我们今年的主题选择了“新兴市场中的商学院教育”。

　　今年的论坛得到了很多学校，包括上海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今天也非常高兴能请到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先生参与我们的开幕式，屠光绍市长也是负责我们上海市的金融业务，上海也是致力于打造一个全球的金融中心，屠光绍副市长也是上海市委常委，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屠光绍市长致辞！

　　屠光绍：谢谢周林院长，很遗憾一会儿我要说中文，所以请各位外国嘉宾使用同声传译服务。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首先，我代表上海市政府向由上海交通大学主办的第四届全球商学院院长论坛在上海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也向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我是昨天晚上很晚才赶回上海，昨天在北京有朋友问我你为什么那么晚还要赶回去，我告诉他明天在上海有一场非常非常重要的论坛。那些朋友就问我是什么样的论坛，我告诉他们是全球的商学院院长的论坛。他们马上说我们能不能去参加？我说对不起，因为你不是商学院的院长，以后你当上商学院的院长再来参加，我想我们的主办方一定会非常欢迎。我的朋友们之所以对商学院院长很感兴趣，这跟我们目前在大的世界格局和全球经济发展背景下来开这样一个论坛有很大关系。大家知道，因为现在全球经济仍然处在复杂多变的大环境中，同时经济复苏非常艰难，而且应该说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在当前这种情况下，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寻找下一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一些战略和具体路径。在这个过程中，新兴市场也被大家所广泛关注。我们知道最近的二十多年来，应该说新兴市场的发展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当然，在目前全球的经济状况下，新兴市场要想继续在全球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推动作用，新兴市场本身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比如中国也面临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但是我想，新兴市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都不一样，最重要的就是关于下一步在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包括在全球经济平衡的过程当中重视人力资源的发展，这既是解决当前经济调整和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更是新兴市场在今后能够继续保持在全球经济增长当中贡献的一个重要战略，所以它是利在当前，功在长远。我想今天这样一场商学院院长论坛把主题定在新兴市场的商学院发展这一主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也一定会引起广泛的关注。这次论坛所产生的成果也一定会对全球下一步推动新兴市场的人力资源和商学院的教育产生积极的作用，因为商学院作为培养高级经济管理人才的重要渠道，本身也面临着怎样适应全球，包括新兴市场自身发展的需要，无论是在课程、方式还是在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方面都面临着新的任务。我们商学院的教育适应了新兴市场发展的需要，商学院的教育前景才能够越来越广阔、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我想今天的论坛意义就在这里。

　　另外我也想告诉各位，上海正在抓紧推进上海的国际经济、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的建设。我们一直强调，上海下一步推动上海发展最重要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上海要加快“四个中心”建设，要进行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源。只有人力资源在上海的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上海“四个中心”建设才有最坚实的基础，也才能实现上海的可持续发展。今天商学院院长论坛对于上海来讲也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我们衷心地希望通过今天的论坛，通过我们的交流，通过我们的进一步合作，必将在推动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商学院教育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一定会为上海在进一步聚焦人才发展战略方面起到积极的借鉴作用。

　　衷心地期待着这次商学院院长论坛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同时也借此机会衷心地期待大家能够在上海期间工作生活愉快。谢谢大家！

　　周林：屠市长已经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论坛了，屠市长也在我们的日常管理当中对于上海交通大学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我们非常感谢屠市长给予我们大学、学院的支持。

　　接下来有请Amit Agnihotri致辞，他是印度MBA Universe.com的主席，这次他也和很多印度商学院的院长来到了上海，下午我们会和他们进行对话。

　　Amit Agnihotri：非常感谢周院长。尊敬的副市长阁下，尊敬的各位来宾，来自全球商学院的院长及其代表，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多全球顶尖的商学院院长一起参加一个论坛，能够参加这样一场全球的论坛，这应该是亚洲地区最大的商学院论坛。对于我们印度MBA Universe.com来说也是非常荣幸的。

　　这次的主题是有关“金砖四国”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应该是我们论坛的中心内容，接下来我想和大家分享几点内容。

　　首先简单地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机构的情况，在座的各位可能不知道我们机构的情况，我们主要是从事一些研究工作、出版工作，我们也会组织一些会议和一些合作项目，当然，我们也会为印度的MBA和商学院进行推广。如果我们想进一步推动商学院的发展，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印度，我们两国都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大家可以看到在印度其实有很多的专家，无论是在伦敦商学院还是IMF的前首席经济学家，还有HBC以及其它机构都有印度的专家。印度在全球管理行业中其实是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可以看到在教育方面印度有着非常举足轻重的地位。

　　接下来我想和大家介绍一下印度教育的情况。印度有60年的MBA发展历程，当时是从1949年开始的，还有一个机构是IMMA，这是1961年成立的，就是印度管理学院，所以我们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获得的全球认证，对于印度来说，我们也是和其它的国家进行合作，比如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等等。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全球MBA市场正在蓬勃发展，可以看到有三千多家不同形式的商学院，有着不同的规模、不同的机制。虽然这些商学院可能不尽相同，有些是比较大型的，有些是比较中层规模的，但这个市场还是在生机勃勃地发展。印度MBA学院有着不同的办学形式，有些商学院在印度完全是由政府办学的，有些是由政府出资的，对于印度来说我们也是非常需要人力资源的，就像屠市长刚才所说的，我们不仅是在农业、工业方面发展，更需要在人才方面发展。除了政府支持的MBA之外，我们还有一些独立的私立商学院，还有一些国立大学或者是公立大学，比如孟买大学、新德里大学等等，还有完全私营的商学院。这里还有一个全新的发展趋势，就是由企业支持的商学院，也就是在学术界之外的企业界也参与到了商学院的办学。这段历史相对来说比较短。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印度总共有六个类型的MBA办学模式。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对于中国和印度两国来说，我们如何在全球MBA教育当中做出我们各自的贡献，如何进一步推进商学院的发展。我相信对于我们两国的商学院机构来说，我们可以充分发挥我们的规模优势，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人数也在不断发展。当然，我们也遇到了很多经济发展的限制，但是我们相信如果中印能够继续发展，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交流的话，我们可以在MBA市场上创造更多的价值。对于我们两国来说，我们的学生和高管也可以更多地交流与合作，我们也可以在全球的舞台上共同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们在印度也有相关的管理，还有我们商学院院长的论坛，这是在8月份的时候，在东南亚大概有300多家商学院的代表参加我们在新德里的相关论坛，明年我们也有类似的活动，希望大家能够参加。

　　周林：非常感谢Amit给了我们很多启发，也介绍了印度MBA商学院的办学形式。我们知道在印度也有非常高层次、非常尖端的商学院，再次感谢你们能够为我们的论坛提供大力支持。

　　对于安泰商学院来说，我们是一所综合性大学下的商学院，这对我们来说有着很好的优势。安泰在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内可以得到多学科的支持，我们也得到了校长的大力支持。我们学校有不同商学院的办学形式，但是我相信我们共同的目标都是打造最佳的商学院之一。接下来有请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教授致辞。我们知道，张杰教授是非常知名的物理学家，不仅仅是中国的院士，而且是美国科学院的院士之一，他也是在德国商学院担任院士，有请张杰校长。

　　张杰：尊敬的屠副市长，尊敬的周院长，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值此第四届全球商学院院长召开之际，请允许我代表上海交通大学对于会议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也对出席会议的各位中外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虽然全球经济正在遇到非常不确定的因素，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新兴市场正在成为举世瞩目的区域。可以看到现在在全球的诸多领域，来自新兴市场的需求是引领全球发展的主要动力。随着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突出，新兴市场的商学院教育也将成为一个风光无限，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行业。我们也相信商学院的教育在新兴市场的发展空间非常广阔，而且也具有蓬勃发展的国际竞争力，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目光。

　　对于上海交通大学来说，我们的前身是南洋学院，这是上海历史最悠久的学府之一。上海交通大学已经有116年的历史了，上海交通大学的毕业生也是在中国社会建设发展的过程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在政界、企业界、科学界、工程界和各个专业行业当中可以看到上海交通大学很多杰出的校友，包括江泽民、陆定一、丁关根、汪道涵、钱学森、吴文进、徐光先等等，他们不断地为中国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包括学界、政界乃至其它行业。上海交通大学有着我们的历史责任，我们也会在中国的发展和繁荣建设当中起到我们的作用。我们希望我们培养的责任有社会责任和广阔视野。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当中，上海交通大学也为我们的未来制定了发展的蓝图，我们会不断地把我们的大学创建成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论坛也是一直在探讨如何把我们的商学院不仅仅是办成一个学术研究的地方，我们也会在商学院的学习当中不断探究相关的解决方案，能够让我们商学院的研究有更系统、更前瞻的角度，我们也是希望商学院的教育能够更多体现出我们全球化的特色，希望我们的论坛能够取得成功，为我们未来全新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动力。

　　最后，再次欢迎各位的光临，希望大家在上海能够工作生活愉快，预祝此次大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周林：现在我宣布：全球第四届商学院院长论坛开幕式结束。请大家移步会场外集体合影。

　　(集体合影)

　　吕巍：各位尊贵的来宾、院长们，欢迎大家来到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举办的这次论坛。现在有些学者认为亚洲可能是整个21世纪经济的领头羊，我们现在发现全球经济的重心也在向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向巴西、南非这些亚太地区国家进行重心转移，除此之外还有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现在新兴市场国家正在逐渐变成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对于商学院的教育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机遇以及挑战。

　　近两年我去了六次美国，还去了五次英国，有的时候我也记不清楚到底去了几次。经过那几次的访问，我发现那边的人还在经济危机中挣扎，但是对于商学院的教育来说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学生，包括中国的留学生在去英国留学，给商学院带来了很多的收益和经济上的支持，所以我想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举办这个论坛的时机，不光是对于那些西方的成熟发达国家还是对于东方的一些新兴经济体，讨论商学院教育都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下面即将发表的嘉宾是Sally Blount教授，他是全球商学院教育的专家，尤其是在磋商以及领导力管理方面拥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他在凯洛格管理学院已经工作了数年，在整个商学院领域也工作了数十年之久。他在凯洛格管理学院担任院长期间为凯洛格管理学院画了一张新的发展路线图。有请Sally Blount。

　　Sally Blount：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首先我要感谢大家，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屠副市长、吕院长、张教授和周教授，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介绍。今天会有很多全球领先的商学院院长齐聚一堂，跟我们讲讲全球商学院的教育。

　　因为我并不是来自于新兴市场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全球那些合作伙伴那里学到很多的知识，并且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尤其是跟香港科技大学，还有在特拉维夫和多伦多合作办学的项目，所以我们在全球有很多经验，包括在新兴市场的经验。我们在中国大陆也有很多历史悠久的纽带，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见到中国大陆商学院的院长们，期待着在后面和大家有更多的交流。

　　我们凯洛格商学院是如何崛起的呢？我认为我们的商学院有两个非常伟大的院长，他们都做得非常出色，后来我在凯洛格拿到博士学位，然后去了NYU和芝加哥大学，我也成为了上海纽约大学筹备工作组的成员，而且上海纽约大学这周已经宣布了他们的招生计划。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要考虑到全球的世界，并且要考虑到我们在全球中的合作伙伴关系及角色，我们药厂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接受到优秀的商科教育。

　　在2008年发生了什么呢？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美国的商学院在媒体上得到了很多忧伤的信息，包括次贷危机和华尔街的忧伤信息。那时我知道商学院的教育是非常强大的，包括在座的各位，我相信我和你们一样，当时我不知道到底要怎样更好地改变世界，只有能够更好地培养未来的全球商业领袖才能做到这一点，而且我们要聪明地利用自由市场的理念和原则，这些就为我们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组织，我们要利用好自由市场的优势。对于我们商学院来说，我们应该去做正确的事情。我经常跟我的学生开玩笑，有的时候我跟他们说你们晚上睡不着觉是不是就是想着多赚钱啊？他们有些人是做得非常成功的，我跟大家一样相信商学院的威力可以改变世界，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而且我相信在21世纪也有很多的内容是我们如何能够变得更加国际化，包括和安泰经济管理学院以及交通大学在全球教育力量崛起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内，我们的学院也做了一些深刻的改变，从而迎合世界在20世纪到21世纪这样一个转变的历程。我们在政治上、在社会上、在文化上发生了如此之多的变革，在同一时间就发生了这么多的变革，以前我们说不光是西方的变革，包括年份的变革，不光是20世纪到21世纪的年份上的变革，同时也产生了很深刻的社会影响。我想让大家意识到在2001年有4个月份发生了什么。

　　在美国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影响世界的变革。就是2001年的9月11日，那时我就在纽约，我用双眼目睹了“9.11”的悲剧。除了我们自己个人的体验之外，我们要了解到全球政治方面产生了什么样的变革，而且美国也意识到我们不再是一个所谓的安全港了。在“9.11”之后的两个月，高盛发布了第一个使用“Brick”词语的报告，他们是第一次在他们的报告里使用这个词汇。他们说在这个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之后，那个“Brick”就是金砖国家将会占到GDP的10%，我们知道后来是占到了20%，虽然我们现在都在说新兴市场国家，但是如果用一个正确的词汇的话，我们应该说是增长国家，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内容可以说，但是请大家再来看看后面的变化。在有了“金砖四国”这个说法之后，在2002年的1月份我们开始有了实体的欧元，从2001-2002年发生的这些巨大的变革可以看到在新世纪的前10年发生了什么，我们觉得不光是卡特里娜飓风，包括BP石油泄漏、墨西哥石油湾泄漏，还有东南亚地震等等，这些都是产生了深刻的变革，而且象征着深刻的变革。作为一所商学院，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些变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只是要看我们取得了多少资产，或者我们有多少已有的渠道，实际上更多的是在于我们如何建立一个有影响力的网络，如何在全球的范围内建立这样的网络以及影响力。

　　大家知道，芝加哥的Crown家族是芝加哥最有钱的家族，他们现在准备建立一个新的Logo，不是去找那些芝加哥眼花缭乱的设计公司，他们在网上找了一个Design.com的公司，只花了一点钱就为自己设计了非常好的Logo，而且只花了700美金就得到了全球600多个报名的信件，最后他们选了一个印尼的候选人Logo，这让我们知道了技术是多么地有威力，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实现职业的发展。在20世纪末我们和现在已经不一样了，那时我们在培养知识工作者，我们现在是在培养廉洁的工作者，他们不光需要知识，并且也需要和其他人建立一个非常好的连结，能够用一些细微、细致的方式进行连接。

　　商学院也需要睁开我们的双眼，看到这些变化，迎合这些变化，其中之一就是技术上的变化。我们认为5年内在美国就会出现免费的、或者只需一点点学费的在线MBA项目，大家要相信这是会很快发生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怎么才能让现有的商学院去发展、去赚钱？我们需要市场方面的知识、对顾客的了解，包括公司合作方面，所以对于任何一个高效的商学院来说，我们不会把这些多学科进行孤立的分裂，我们会有更多企业家精神方面的课程。与此同时，我们也是非常关注我们公共机构和私立机构相互之间的协作，可以看到在20世纪末的时候很多美国的商学院其实很多时候并没有在这些公立和私立的合作方面研究的更多，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应该更多地考虑政府的介入，这是我们以前所缺失的。可以看到现在对于中国市场来说，我们相信21世纪应该更多地和这些新兴市场合作，因为我们也是希望更多地了解关于政府治理以及我们私营机构的合作，对于我们学术界来说，我们应该对其它国家的运营模式了解，一直保持开诚布公的态度，我们做了一项研究，大家可以看到对于我们商业咨询机构来说，他们现在也越来越多地和其它机构开展对话，另外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投入，使得这张图可以运行起来。对于凯洛格学院来说，我们也是希望更多地运用好这张图。这张图代表的就是跨学科的交叉学习，我们也希望能够进一步推动这方面的研究。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考虑商学院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对MBA核心课程有更综合性的考虑。因为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这种变化是非常深刻的。你们应该更多考虑自己独立的模式，而不只是美国的模式，我相信你们都有很多的机会，你们也有这样的经济实力，也有更多的人希望进行学习，不要仅仅是复制美国的模式。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也可以看到很多成功的办法。另外我还是喜欢这种不同的部门，可以看到有不同的学科，当然也有不同的专业和师资力量，但是在MBA的变化当中，我们要有更多的交叉、更多的融合。除了这两年MBA的学习之外，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考虑一年的MBA课程，其实我们也会推出一些其它的课程，不仅仅是学位的课程，我们也会花更多的精力研究其它的课程。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科技在不断发展，我们在技术的变化当中也会积极推进，我们在现在业务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采用了科技。除了这种科技的运用，我们应该和我们面对面的教学更好地结合起来，把我们的科技运用到我们的课程网络教育当中。我们还要考虑在我们面对面的讲座当中，就像今天这样的论坛，我们也可以通过其它形式来开展。比如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在网上复制的，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些更加灵活的学习方式。对于学生来说，他们可以在课堂之外综合性地来学习。我们还是要有很多的投入，当然，我们还要考虑大课堂和小课堂更加充分的结合。

　　我们对于我们的全球合作伙伴也是感到非常自豪，这是是我们全球的合作伙伴，我们也非常感谢香港科技大学对我们的支持。我们也非常希望和在座的各位进行合作，特别是来自新兴市场的商学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是在不断地开展这些合作的项目，比如在MBA的教学当中我们也和很多新的学校，比如在泰国我们也有合作，还有一些师资交换和研究工作，比如我们和北大也有合作。我们希望在这些研究工作方面能够有更多的合作，我们也和巴西很多大学进行合作，希望更多地了解这些新兴市场的知识，我们和在座的一些学校已经开始合作了，我们也会通过校友会来开展这些合作，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继续我前任院长的工作，能够为我们的市场，特别是来自于新兴市场的商学院有更多的合作。我希望我们的知识和你们的知识能够为我们MBA未来的培养水平更上一层楼，我们希望充分利用我们的实力，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吕巍：非常感谢Sally的精彩演讲，我也和很多美国商学院的院长做过交流，我也一直在考虑凯洛格管理学院为什么能够保持这样的领导地位。今天讲了很多有益的策略，包括很多全球方面的协作机制，对于凯洛格学院，可以看到你们开诚布公的合作，包括和迈阿密、香港、泰国等等相关学院的合作，确实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接下来有请我们另一位来自欧洲的演讲嘉宾，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和新兴市场的学生在欧洲学习，我在一个月之前应西班牙政府的邀请去了西班牙，我也见到了西班牙的教育部长，包括皇后陛下，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生去西班牙学习。我们在英国可以看到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是来自中国、印度或者其它新兴市场的，经常有些非洲的同行问我，为什么我们要去这些国家？这些国家是造成金融危机的地方，为什么要去那边学习？这些国家是在不断地吸引这些新兴市场的学生，但是这些发达国家又要应对自己的危机，我想我们就来听听欧洲法国管理学院的前任院长，来自巴黎的Pascal Morand教授的演讲。他在运行很多法国的教育项目，还在很多欧洲相关委员会担任咨询，上个月刚刚卸任，如果你像Sally一样担任院长的话可能需要比较谨慎，但是现在你已经是前任院长了，相信能够更加畅所欲言。

　　Pascal Morand：各位上午好，非常感谢刚才吕教授的介绍，非常荣幸能够和大家分享，非常高兴能够在这个论坛上和这些商学院的院长齐聚一堂。我在欧洲管理学院担任了六年的院长，之前也担任过经济学院的职务，也担任过创新以及竞争课程的教授，其实我也参加过现在IMF主要格拉齐女士之前的一些经济项目。我想分享一些我在法国欧洲管理学院的经验，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对于成长型、增长型市场的管理经验。

　　现在我们有五个校园，在巴黎、伦敦、柏林、马德里和多伦多，我们马上在东欧又会有一个新的校园。可以看到我们在全球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对于法国来说，我们也是全球最早的商学院，我们的校园分布在巴黎、伦敦、柏林、马德里和意大利的都灵，我们原先是在欧洲发展，我们这些学生和师资也是来自于90多个国家，我们原先是一个商学院，现在也是提供我们的硕士和博士的课程。刚才我也介绍了我们的五大校园，应该说我们的学校也是非常国际化的，我们非常欢迎来自中国的学生。我们在每个国家都能非常好地融入当地，我们也和全球很多其它的学术机构有这样的合作关系。我们在我们的校园也有不同的教学机构，我们也有我们的管理章程，我们是用这些管理章程管理我们的五大校园。这些章程总共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关注学术性的价值，这就是我们传递知识或者是教学的任务，另一方面是整个欧洲的价值，对于我们机构来说，我们非常关注我们的社会学，还有我们人类学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到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仅仅是经济和管理方面的课程，我们也会融合我们欧洲的一些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内容，这是我们的历史发展背景所决定的。

　　刚才Sally教授讲到了企业家的创业精神，讲到了创新和变革，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我们的课程当中把这样一种创新和变革的精神融入到我们的课程设置当中。因为我们是一家欧洲机构，欧洲公民的学生并不是一个身份证，可以看到整个欧洲其实是共同发展的，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这些国际的学生来到欧洲能够感到是在自己的家里，能够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大家要知道，这两年的管理学课程不仅仅是在校园当中上课，我们也会把他们带到其它的校园，我们要让所有的学生，特别是我们的国际学生感到特别舒适，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有这样一个舒适的生活、学习的环境。另外我们也希望在商学院的发展过程中为欧洲竞争力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特别是在现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希望为欧洲的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

　　刚才讲到了我们欧洲的特点，但是我们希望能够保持我们的全球视野。其实我们有很多来自欧洲之外的学生，刚才讲到了有90多个不同的国籍，现在我们也是在大规模地招收我们欧洲以外的学生。我们有那么多的学生，有那么多不同的背景，大家的背景也是不尽相同的，我们的校园现在还是全部在欧洲的，未来是在这5个校园之外的，未来可能还是在欧洲，但可能会是在东欧。我们也在我们的课程设置过程当中更多地关注这些欧盟的内容，但我们还是积极地参与到全球的合作，特别是在一些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有这样的合作机制。

　　我想强调一下我们和金砖国家的合作，我们和金砖国家有一些传统师资交换的项目，我们也会越来越多地开展这些项目。但是我想强调两点，我们建立了这样一个代表团的机制，这个代表团其实是分成两方面，不仅仅是有双方的代表参加到这个代表团访问，也不仅仅是学生参与到这个代表团当中，我们相关的商学院和当地国家其它的代表也参加到了这样的代表团当中进行访问，我们也有很多来自于金砖国家的代表参加进来。另外不仅仅是管理学科的合作，对于政界和其它行业来说他们也越来越多地考虑到这种相互的连接，我们在拉丁美洲有一个研究中心的合作，另外我们还有和印度、欧洲的研究中心，我们也是建立了一个综合管理协会。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仅仅是希望开发我们的课程，也想了解国际上社会发展的动态。

　　接下来，我想强调一些不同的方面，我们认为与金砖国家的商学院合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仅仅是因为金砖国家正在飞速发展，他们的商学院也在飞速发展，而且我们相信与金砖国家商学院的合作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发展，而且也带来了很多信任，因为如果大家看看金砖国家的情况，他们因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非常活跃，非常有创造性，并且非常乐观。我们相信这种关系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好的影响，因为现在在欧洲有这种财政紧缩的政策。我们知道现在在欧洲紧缩政策是一个经济政策的大趋势，但是如果只有经济政策的紧缩，最后只会是一个死胡同。我们需要对一个新的世界进行开放。在欧洲，很多人说欧洲就是一个奇迹，享受了这么多的繁荣以及和平，那么欧洲的明天在哪里呢？我们知道这不光是取决于那些政治家之间的对话，而且我们要解决欧洲的两难选择，我们的问题有很多。在西班牙年轻人的就业率只有50%，这是很麻烦的，包括在希腊也有很多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潜在风险，所以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需要正视和解决这些风险。对于我们商学院教育来说，我们如何跟金砖国家互相合作、互相支持、彼此影响和学习就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欧洲也需要更多的企业家精神创新，更多对于社会新的视角。这些新的视角和创新是来自于世界各个角落的，我们欢迎这些不同的见解和创新。对于商学院来说，我们当然能够为此做出贡献，并且互相提供帮助。我们的教育是要培养全球的商业领袖，并且为我刚才讲到的这些角度来服务。我们知道现在新兴市场国家，或者像凯洛格院长讲的这些增长国家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启发，我们要采用一个全球化的视角、多样化的方式来进一步发展。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知甚少，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大家进行交流，倾听彼此的声音。比如现在在中国变革的文化以及社会和谐这样的观念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商学院的教育是一方面，如果我们不把这种和谐的中国文化融入进去的话就是不适当的，所以我们要有多元化，我们需要多元化，如果大家想要创新的话，我们需要采取一个本地的对话，能够跟本地进行合作和倾听彼此的声音。

　　对于我们来说，教育未来商界的领袖人是一方面，我们还要培养未来世界的领导人，不仅仅是商界，而且他们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个崭新的世界，也可以带来新的观念，进行这样多元化的对话，为我们带来更加多元的理念以及社会的繁荣，还有全球社会的和谐。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

　　吕巍：我们现在非常期待着贵学院能开出第六个校园。我们知道在会议上总是美国和欧洲的嘉宾先演讲，因为在现代的商业中我们往往会认为美国和欧洲在过去做的非常好，而且现在仍然是处在一个领先的地位，所以我们总是乐于首先倾听美国和欧洲的声音。接下来我们就转到新兴市场这边，接下来有请Arnoud De Meyer教授，我跟他见过四次面了，每次见面他都换新工作，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是在新加坡，他是印西亚新加坡校园的创始院长，后来我在伦敦剑桥跟他见面，他就变成了Cambridge的院长，后来变成了新加坡管理学院的第四任校长。我们知道新加坡其实是东方和西方之间的一个联系桥梁，虽然新加坡是一个小国，但是他们一直在全球经济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发展得非常迅速，也起到了一个重要的桥梁作用。相信他会跟我们分享新兴市场国家商学院的创建经验。

　　Arnoud De Meyer：非常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就像吕教授提到的那样，我们见过几次面了，每次我的职位都不一样，这个原因是我们认识很久了，并不是我跳槽跳得那么快。

　　我想跟大家讲的主题是“创造适合世界商业管理格局的大学”，这和Sally、Pascal讲的不太一样，我的视角可能有所区别。我在剑桥和其它学院任职之后，现在很有幸能在新加坡管理大学任职，我们这所大学有法学院、社会学院、软件工程学院、国际会计等等，所以在新加坡管理大学之后，我不光是有商学院的视角，而且还有多学科的视角，我想从这个角度来阐述一下我的看法，不光是对商学院，也包括整个多学科商业与管理格局方面。

　　我是从西方来到东方的，非常庆幸能够来到这个新兴市场工作，能够感受到新兴市场的巨大飞跃和发展。我想首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看到的学校。如果用非黑即白的方法，我认为现在大部分的大学教育都是建立在五个已经过时的原则基础上，而且现在很多大学的研究方式和研究大学都是建立在几百年前的理念，其中包括19世纪的德国模式，后来又被康德带到了剑桥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现在我们仍然在使用这些理念。如果作为商学院的院长，我要说这些都是正确的理念，但是这些理念强调研究要根据学科来设置，并且教育就是给单一民族国家培养精英人士的一个副产品，那个时候学校是半自治型的，而且是通过同行的评审运行的，我们学生的年龄一般是18-28岁左右，现在的学生有本科生，也有研究生和博士生，但是这些学校是高高在上的，他们是半自治的，他们往往被认为要领先于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而且我们是先在学校研究好了再到市场上应用，这是一个直线型发展的模式，也是现在仍然在使用的一个模式。另一个原因就是现在信息是稀缺的，并且这些信息是由那些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所把持着，除此之外政府给予大学一个独特的特权，就是授予学位的特权，所以在学校我们觉得很了不起，因为只有我们有这样的权力，事实上这些大学建立的原则现在已经慢慢地过时了，虽然他们之前一度风靡于世。刚才Sally也有相似的内容，现在这些研究更多的是多学科的研究，而且现在最有趣的问题也是多学科的研究，比如现在的创新需要很多学科方面的创建，比如经济学、知识产权和管理变更方面的很多创建才能进行相应的创新。

　　现在知识的更新越来越快了，每七年就会产生百分之百的增长，而且你不可能得到一个学位就能用一辈子了。现在社会要求我们的研究能够解决更广方面的社会问题，比如数字科学、生命保健、可持续的替代能源等等。事实上我现在也在做一些研究，以前我往往侧重于看那些科学方面的商业应用，其实科学往往是解释型的，比如在蒸汽机发明几百年之后，其实科学还是在解释它，而且我们在解释现在整个社会、整个商业的飞速发展，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需要跟业界进行紧密的合作来发展我们的科学技术以及应用。除此之外，我还想谈谈Sally讲到的技术发展，这是信息方面的一个巨大的革新，因为我们现在的信息能够以爆炸的速度来发展，并且已经不会受到地理区域的限制了。现在全球每个人对于知识都有同样的获取地位，并且知识和信息的爆炸也是一个很大的趋势。另外很多私立的机构和公司也有学位，虽然没有政府的认可，但是它却被市场广泛地认可，并且质量是非常高的。现在在印度有这样的框架协议，你在一些机构学到的知识、取得的学位并不受到政府的认可，但这种教育是非常高质量的。可以看到我们原来五各大学的管理和办学原则其实已经过时了，现在我们有一些新的变化，比如我们教学的国际化，另外就是网络化的机构，Sally也讲到了，其实我们不仅仅是有很多国际化的发展，网络的连接也更加紧密了。在这样的大环节下，我们要考虑师资应该扮演怎样一个角色，现在的师资力量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了，我们的师资力量其实也是在这个网络当中的重要成员，我们的师资力量更多的是一个激励者，是一个推动者，对我们学生来说应该不像以前我们的老师是扮演一个完全绝对权威中心的地位，以前的老师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去教相关学科性的老师，更多的是一个推动者，一个鼓励者。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市场的增长并不是那么快，这是事实，所以我们变化的一个动力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新兴市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不同的理念。可以看到我们新兴市场的发展，包括印度管理学院发挥的推动作用。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很多新兴市场的理念可能还是从这些发达国家，或者是从欧美这边学过来的，现在我们把最好的学生送到一英国和美国进行学习，然后让他们在那边工作。对我们来说，我们其实应该更多地考虑我们独立的、不同的模式，也就是我们自己市场的独特模型。你在美国还能做什么？你在欧洲还要做什么？你要学的地方应该是在这里。我们要根据我们自己的基础、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因地制宜地来制定我们的模式。刚才讲到，国际化是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理念，另外还有我们的网络化。我们也知道在中国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汇，其实在其它地方也需要这样的关系。对于新兴国家来讲，我们相信这种全新的模式应该是来自于这个全新的市场。现在我们师资力量比较缺乏，人口发展速度非常快，对于我们的教学来说，我们近期会遇到师资力量的短期，对于我们的商学院来说更是如此。

　　我想做一些提议，就是如何重新打造我们的大学。女士们、先生们、同行们，这些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已经学到了一些东西。因为我也是来自于欧洲的，我也是在美国进行学习的，其实我们已经学到了欧洲做的事情，从美国那边也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很多欧美商学院在教育当中还是处于领先地位，与此同时，我们在某个时间点上其实也会变得越来越成熟。我们应该创造我们自己独有的模式，我们也可以把我们自己独有的办学模式推向我们的国际舞台。我们可以更多地去考虑我们自己因地制宜的一些东西，比如我们在多学科、跨学科方面的教育可以做得更好，因为我们以前没有这样学科分立的模型，我们在跨学科方面可以做得更好，我们相信通过这样一种灵活的教育模式和整合方式会有更好的跨学科研究和教育体制。我现在所在的大学其实就像Sally教授所画的矩阵图，我们没有这样一个严格的划分，我们也会和这些金融机构针对科技方面和社会学方面的数据进行研究。

　　我们需要一些批判型的精神，我们的阅读能力需要增强，这种阅读指的其实是理解力需要进一步加强，还有就是在沟通方面需要加强，我们的沟通模式需要有很多种，这也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的。我们的教学内容不应该只是去教一些原则和规则，我们应该更多地共享。我也经常和我的学生做这样的互动，有的时候我也会做一些教学的工作。我说的东西有很多他们都能在网上看到，所以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我们要说的有很多他们都可以在网上看到，所以我们自己也要有这种理解力的提高，我们需要去沟通，需要增强我们的分析能力，而不仅仅是教学。我们不像以前只是传递知识而已，要更多地互动、理解和分析。另外就是在我们设计课程的时候，刚才也讲到要有更多的互动、更多的在线教育，刚才Sally教授也讲到可以免费接受MBA的教程，比如哈佛和麻省理工大学，还有很多的商学院，现在很多课程都可以在网上看得到了。当然，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还可以更好地设计我们的课程，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在设计课程的时候应该让我们的学生有更大的自由度，我们也相信我们会有更多定制化的教育课程，不断地改变我们的设计。

　　大学不仅仅是一个短期的学校，也不仅仅是一个专业的培训，应该是一生的学习、终身的学习。对于大学来说，我们不仅仅是要考虑我们所在的这几年当中的学习，我们应该不断地进行研究，让我们的大学变成一个终身性的学习。相信我们可以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更多地提供这些学习。另外实践也是非常重要的，在研究和教育当中都有很多实践的机会。大学应该意识到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科技和应用应该是同步的发展，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实例。很多时候科学可能是在具体的技术和技巧之前，对于科学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属于一个领先的，比如爱因斯坦就是在分享了他的理论之后具体的技术才会研发出来，大家可以看到在二战之后美国也是根据这样的模型建立了自己的研发。先解决科学的研究，再解决技术的发展。当然，有些时候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实践，这和科学研究应该是同步的发展。有的时候研究工作做得比较少，我们也有很多同事在跟我说，如果不是美国的资料你可能很难出版，但我们觉得在美国的商学院之外还有很多其它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自己去研究，建立自己的数据。你自己要建立一套全新的数据，这才会成为你的优势。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师资力量能够更加多元化，我们的老师过一段时间可能会到其它地方去，或者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行业当中把有些经验的人纳入进去，让我们的学生获得知识。我们也需要有更多知识型的工作者，在知识型的经济和公司当中，对于员工的知识能力应该是会越来越高。

　　当然，我们也可以指出我们体制当中存在的很多缺陷，刚才提出了一些建议，那么如何付诸实施呢？我们应该在新兴市场重新打造我们的教育体系。当然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发生，应该是在不同的地方开展不同的教学实验，然后我们要进行分享，分享我们在不同地方开展实验的这样一种模式，所以我也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样一场论坛，能够让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所做的一些教学实验，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的经验都是有帮助的。我们在新加坡管理大学也做了这些研究，其实我们在12年前创建新加坡管理大学的时候她还是一所非常年轻的大学，只有十几年的发展历程，但是在新加坡总共有3个学生，7000多名本科生，1000多名研究生，现在还在不断发展，现在总共大约有1万名学生左右。说到我们的研究工作，我们希望能够发展我们的一些优势和卓越的领域，也就是说我们是有的放矢地来做研究的。我们会关注我们跨学科的研究，包括我们的商业和社会学的分析，还有我们的金融机构和创新，特别是技术以外的这些创新。

　　说到我们的金融研究，我们有很多软件工程师，还有一些数据研究方面的特长。在我们的教学过程当中，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个相同的核心能力，我们不希望把我们学生打造得太偏，我们希望强调我们学生的团队合作，让他们有这种演讲的能力、沟通的能力、服务的能力、海外的经验，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能力很好地整合起来放在我们的身上，也就是全面性的合作。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核心内容，如果你是律师的话也要了解我们工科相关的东西，工科的学生也要了解文科，所以所有的东西学生都要学习。当然，我们还有核心实践的课程，所有的年龄段都可以进行专业的培训，不像以前可能只有18-28岁的学生，现在对于年龄段根本没有任何限制。我们也会跟行业、政府进行合作，新加坡也是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国家，我们也有很多贸易方面的公司，贸易公司的专业人士也会到我们这边来进行授课，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重要的金融机构、贸易机构，会把行业的知识带给我们的学生。另外在我们的课程当中，通过这些行业的专家也会和我们介绍他们公司治理结构，包括银行界、金融界，包括财务、服务等等。所有的这些做法可以让我们的学校和我们的企业精诚合作，我们的校董事会和咨询委员会也是在企业当中担任非常重要的位置，我们总共有18个来自行业和政府的代表，对于他们来说我们就像一个企业一样，我们运营起来也会更加方便，所以我非常愿意和企业代表、政府代表合作。

　　除此之外，我们也和中国、美国、欧洲、印度的朋友们建立起了非常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和沃顿商学院的合作关系是非常深厚的，与卡耐基梅隆大学的合作关系也很好，我们有200多个与全球各个学校的交流协议，包括在座的很多朋友在内，除此之外还有很多PHD研究生、博士生项目，这些都和在座的各位大学院长之间建立起了很好的合作关系。我们在总裁PHD方面也有很多项目，我们可以为那些想在工作的同时用自己的企业、自己公司的经历进行PHD研究的人士可以提供EPHD的学习机会，因为我们需要一些长期的EPHD项目，因为他们可以做很好的研究，可以很好地了解理论，并且能够为我们的教育界，为我们下一代的教育提供很好的创建和奉献，这是一个实验型的项目，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创造出一个非常有趣、非常独特的理念，为本科生的教育、为其它层次的教育提供很好的实验田。非常期待着大家能够和我们一起合作，因为我们相信可以从大家那里学到很多知识。

　　吕巍：非常感谢Meyer教授分享的独到的见解和建议，相信您的下一份工作肯定是中国教育部部长或者印度教育部部长了。

　　刚才我们听了几场非常棒的演讲，接下来是茶歇环节，然后会有更加精彩的演讲等待大家。

　　(茶歇)

　　吕巍：我们知道中国是全球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二十年前，上海市政府、欧盟和上海交通大学联合起来创建了一个新的商学院，叫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微博)”，今天这个学院成为了在中国大陆以及全球非常领先的学院之一，在《金融时报》上的排名非常高，并且创造了一个新兴市场的新的商学院模式，他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John A.Quelch教授为我们分享他们的经验，他第一次来到这个会场的时候讲的是品牌管理，当时我是他的翻译，后来我们去哈佛大学进行回访，当时他还是哈佛的副院长。Quelch教授还担任过伦敦商学院院长的职务，后来他希望在职场上更进一步，所以来到了新兴市场。现在他已经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作了几个月，所以关于如何在新兴市场建立一个成功商学院方面会有很多跟大家分享的要点。

　　John A.Quelch：非常感谢大家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回到这个会场，安泰学院是上海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管理学院，我们在这里得到了很多政府的支持，其中包括沈副市长、上海市长，还有交通大学的校长先生给予非常多的支持，我向对大家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们的教授都是在美国常青藤大学的顶尖学生，可能还要再等一等，因为如果是非美国籍想在常青藤获得领导职位的话还要再等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在中国有很好的师资融合，包括中方和西方的融合，今天清华的朋友也来到了这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商学院，在中国和美国都做了很多工作，为我们的商学院做更好的教学方面的设计，培养出更好的学生。刚才Sally和Pascal讲到了在这个日益变化的环境中商学院教授和商学院所要采取的一些措施，我的报告更多的是关于中欧商学院的具体情况，因为我们是一所年轻的商学院，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印度和俄罗斯的一些年轻的商学院，我相信大家能够从我们的经历中获取一些益处。

　　对于中欧商学院来说，我们从一开始就保持了始终如一的价值观，但我们的使命和愿景是有一点变化的。现在我们的使命和愿景变得更加雄心勃勃，我们也相信在未来数年可以完成这样的愿景和使命，我们在未来也将会更加侧重于有责任的领导力。有责任的领导力是植根于中国的深度和全球的广度当中的，中国的深度和全球的广度是一个很好的结合，后面我们会进一步阐述这样的结合。而且我们处在一个独特的市场位置上，我们相信我们的定位也是独一无二的，并且是植根于我们这样一个合资的根基，并且可以引领我们商学院未来的发展。刚才吕教授也提到了，我们事实上是欧盟以及中国的一个合资学校，后面也会进一步介绍我们的渊源。我们的定位和时尚是非常相关的，并且我们在未来十年也要保持这种定位的相关性。

　　我们知道东方和西方的投资贸易流动正在逐渐加速，这使很多国际公司来到中国，并且在中国生根、发展、繁荣，也有很多中国的企业正在走出去，走到世界的其它国家，有效地运营他们的业务并且取得成功。除此之外，我们对于东方和西方桥梁的角色是非常看重的，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角色，我们不是把西方的一些史鉴搬到中国，而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转换和适应，比如在治理方面就是一个转换和适应的工作，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反向学习，就是把中国的经验介绍给西方，未来这一趋势将会日益重要。在过去的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市场的经验在以美国主导的全球期刊上得到了认可和发表，事实上在数年前我们可以看到因为现在全球经济的重心转移越来越明显，所以对于很多学习和科学的期刊，他们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个趋势，并且认识到了世界上发生的充分变革，以东方为基础的研究也得到了在国际期刊方面的充分认同，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和市场研究，我们也可以从这些数据和研究中得到很多的收益。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讲讲我们和中欧商学院的渊源。作为中国和欧盟的合资，我们有两个实体赞助人，这对我们中欧商学院的日常运作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是上海交通大学，因为中国和欧盟签署的是广泛的框架性协议，双方都有一个具体负责任的实体支持这样的协议。交通大学和CBS的校长就是相关的负责者，通过我们两个学府的合作也获得了很多的益处。除此之外，EFMD是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他们的负责人是Marry-Conwell。如果我们看看我们合资机构的治理结构，大家可以发现我们的治理结构是对称的、平衡的，50%的董事会代表是中国人，50%的董事会代表是欧洲人，有些是来自政府的人士，也有一些来自于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市政府的代表，他们分别来到欧洲和中国的校董事会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理结构，非常简单、非常平衡、非常对称，并且非常有效地管理我们的机构。因为我们是有两个院长、两个校长在为中欧的商学院工作，有中方的校长、欧方的校长以及中国的院长。昨天下午中方的张维炯教授也发了言，我是另外一位院长，这是我们的合作模式和共同工作的模式。我们的办公室距离非常近，这一点非常重要，另外我们在我们机构的愿景和使命方面达到了一致，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我们还有12000名校友监督我们，确保我们中欧商学院的发展是正向的，是向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发展的。而且我们在管理架构方面都有分享我们的责任以及工作。在刚才Arnound和Sally描绘的日益变化的世界中，我们需要把我们的领导者送到世界相应的教育机构，确保他们正确地引导学院的发展。还要确保和政府的紧密合作关系，有些是需要负责其它关系的发展，所以我们不可能让一个人做所有的工作，我们需要两名院长帮助我们进行各个方面的联结、互动和发展。

　　过去几年来，中欧商学院在战略和学校发展方向方面做出了非常大的调整。我们现在在中国越来越从世界工厂的模仿转移到了创新这个方面上，而且中欧商学院也把从教学作为主要的关注点转为“研究+教学”的关注点，并且从知识的传授转到了知识的创造。此外我们也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平衡，在访问学者、专职教师和全职教师之间做出一个平衡，因为我们需要整个知识群体的支持，其中包括很多全职的教职员工，也包括兼职的教师，所以我们现在有75%的课程内容是由全职教师来授课的，事实上对我来说这也还是偏低的，但是我们现在也在做出更多这方面的努力。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做得非常成功，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

　　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简单明了，但是非常重要的表格。在过去的十五年中，我们都在告诉大家如何让一个商学院腾飞，如何让一个商学院成功。实际上对于一个年轻的、刚刚诞生的商学院来说，一开始要在教职员工的培养上花费很多精力，因为如果我们不能让这些教职员工有很好的工作的话就很难取得成功，所以我们还要给我们的学校建立一个独特的使命和愿景，能够让有价值的人被这些使命和愿景吸引并加入我们，如果没有顶级的教职员工就不能吸引顶级的学生，没有顶级的学生我们就很难吸引那些顶级的公司，如果没有顶级的公司，作为雇主，我们的学生就很难去找到顶尖的工作，这样的话我们的校友就不会有足够的成功。我非常感谢中欧商学院提供的课程，因为如果没有学过这个课程就不能取得现在的成功，所以它其实是我们整个成功链条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需要不断地坚持投资，并且支持我们的教师队伍，能够让他们得到很好的待遇、很好地留存这些教师为我们工作，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紧密的链条。如果要让这个链条开始运作，我们首先需要建立一支很好的教职员工队伍。教职员工的队伍质量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美国的经验，很多非常好的学校都有非常漂亮的建筑物，但是他们的软件并不像硬件这样棒，虽然他们的教学大楼很好，但是他们很难实现一个长期的学术机构所要达成的目标，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没有好的教师队伍就好像只有乐器没有演奏家，就好像有一个管弦乐团但没有很好的小提琴手一样。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不断地提升我们的师资队伍。大家可能知道，我们对于全职教师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作为一个中国深度、全球广度的学校，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中国教师和外方教师的平衡，如果我们想要在中国深度上下功夫，要想在这方面取得优势的话，对于所有的商学院，包括我们商学院都必须作到这一点，我们要比中国的商学院更好地建立中国的深度，比那些外国的商学院更加重视全球的广度，在这两方面都要取得成功，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教师队伍当中有50%的中方教师、50%的外方教师，另外MBA当中大概也是50%的中方学生和50%的外方学生。

　　除了这些，我还想谈谈我们的教学课程项目。我们中欧商学院的模式是我们MBA是整个课程和收入群体组合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在我们全球声誉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收入来说，我们MBA课程和兼职的金融MBA，它们是占我们整个学校收入的70%。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并不是非常强调我们整个学位的学习，我们会更多地强调我们的跨学科，我们也希望我们学生之间取得相互互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我们的中国学生，还有我们多元化的不同的学生，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结合，而不只是强调学位的学科。

　　对于我们中欧商学院来说，我们学院的发展动力其实就是我们的EMBA，我们每年的毕业生大概有800名，其中700名学生都是针对中文的学习，我们也会提供同声翻译，还有60名全球EMBA接受的是英文的学习。可以看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的学生，包括来自上海的学生也能越来越习惯英语EMBA课程。此外我们还在西非有些学生参加了中欧商学院的学习，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整个商学院的收入50%都是来自于EMBA的，所以MBA只占我们收入的15%，EMBA占到我们收入的50%。我们也可以看到，EMBA的课程可能更适合于高管这些更年轻的学生。另外我必须承认，如果要在中国进行商业学习或者商学院的教育，现在可能还是不够的。因为现在在中国参加MBA的学生越来越多了，几乎高管都会考虑MBA的学习，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基本上30-40岁的高管在读MBA之前可能没有接受MBA的学习，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对于MBA和EMBA的课程会非常担心。刚才说到有700个这样的中国学生从我们的EMBA毕业，但是我们应聘的，或者希望参加EMBA学生报名的人数其实要超过1000人，我们只是招收了其中的700名左右，也有一个筛选的过程。另外我们可以看到EMBA这种成本结构肯定会比MBA的结构更好，对于我们EMBA来说，我们不像MBA有专门的教学委员会这样的很严格的限制，我们也可以看到EMBA整个收入结构都是一个更好的课程，我们也没有什么奖学金，应该说EMBA的现金流是非常好的。EMBA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应该说EMBA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如果一个学校主要是关注MBA的话，哈佛商学院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研究和出版物。EMBA的教学重点和MBA可能是有所不同的，学术方面的研究可能没有那么强，但是EMBA的特点是学生对学校的要求会更加严格。大家知道EMBA的学生可能是40多岁了，MBA的学生有些可能只有20多岁，所以我们对于EMBA的课程必须进行更加有效的组织。对于我们来说，EMBA的教学标准会更高，但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EMBA这种更高的学生要求、更高的教学标准也可以和我们MBA的课程进行分享，从而共同提高我们教学的水准。另外EMBA的学生也可以去带我们MBA的学生，我们有三分之二的MBA学生都和EMBA的学生进行了结对。EMBA的老总们也可以为MBA的学生提供一些实习的机会，EMBA的学生作为高管也可以更容易地为MBA的学生提供实习的机会，而且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些实战的经验。对于我们的EMBA学生来说，我们大概有2万万个校友，其中17%都是来自于中国企业的CEO、老总和董事长，你可以看到这些校友其实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好的资源网络，而且他们也是覆盖了中国的很多行业，这17%的中欧商学院校友其实也是中国社会的很重要的动力。一般的学生可能要花20多年才能有这么多的校友资源，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在很短时间之内集聚那么多高素质的校友。

　　EMBA和MBA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欧美和中国的不同，EMBA其实是一种旗舰式的课程，但是在欧美有的时候讲得太综合性了，我们在中国也可以看到所有这些课程的专业性，还有在伦敦经常有一些人说他们欧美的东西太传统了，学费也不是很优惠。在欧美学校开设EMBA课程的话资源会非常受限，因为他们的税收制度和其它种种限制使得欧美的EMBA并不是那么蓬勃地发展，但是在中国这些新兴国家，我们也可以看到EMBA其实在一些顶尖的商学院都是非常蓬勃发展的。比如我在和中欧商学院的一些校友交流的时候，一个是哈佛商学院的损益表，一个是中欧商学院的损益表，如果看我们两个商学院的话，我们的整体收入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去看哈佛商学院的收入，他们的收入当中有多少比例能够转到这些师资方面，而且你可以看到哈佛商学院这些老师的负担和他们获得的财务资源比例和我们的中欧商学院就是不一样的。对于哈佛商学院来说，他们的很多收入都是出版这些案例分析，整个收入成本和结构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的商学院其实就跟一个企业运营一样，和其它商学院是不一样的。就像Around教授所说，我们的很多校友就是商人，我们不需要他们做捐款和慈善，我们希望他们做一个投资，让校友投资到我们的学校。我们相信这些校友把他们的资源投入到我们的学校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品牌的宣传，不只是一个无偿的捐款而已。对于我们商学院来说，我们更像一个企业，按照企业计划来进行运作。

　　EMBA课程都有哪些挑战呢？我们对于EMBA师资力量的要求更高，要教一个40多岁的学生绝非易事。你要知道，在中欧商学院，不是说你是一个学校的教授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到我们这里来教授，这肯定是不够的，我们会有更高的要求，我们要确保在我们EMBA的师资力量真正能够去教这些高管人员。很多时候我们是对这些教授感到抱歉的，我们解职了很多教授，因为对于我们EMBA的课程很多教授没有办法胜任，因为我们会有更高的要求。今后我们也更倾向于请一些全职的教授进行教学，我们也可以看到EMBA的整个结构，特别是成本和财务结构是不同的，我们也要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取得平衡。不管怎么说，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招聘教授的时候都是非常严格的，特别是在招聘我们师资力量的时候不仅是有研究能力，而且还有真正教授高管人员的能力。我们在中国也是大受好评，有些人认为我们中欧商学院是非常优秀、卓越的，但我觉得我们也是非常幸运的，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有那么多的人愿意接受商学院的培训，我们也是非常庆幸我们的运气。对于MBA的学生来说，这些学生也能够到哥伦比亚大学、伦敦商学院和沃顿商学院作为交换学生进行交流，都是一些顶尖的商学院。另外我们也会对我们学位的课程进行研究，我们会和一些非商学院的学校，包括一些国外非商学院的学校共同合作开设课程，包括美国弗莱彻斯学校，我们中欧商学院和美国的这些学校在两地进行硕士的课程，他们也可以在两地学习他们联合硕士的学位，两个学校都会颁发硕士学位。另外我们也会和其它机构共同合作，可以看到我们的交换学生也是互动的，其它的商学院也会派学生到我们这边来，我们也和Insight、沃顿和哈佛有一些高管发展的EDP项目，我们也和一些其它的国际机构签订了谅解备忘录，很多国际机构也认为中欧商学院是在全球商界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所以我们也和这些国际机构进行了合作。我们也和世界经济论坛进行了合作，他们的管理层和员工来到我们这里学习，我们也会去支持他们的活动，与此同时我们也和中国的企业家俱乐部签订了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我们也希望与他们进行更加精诚的合作。

　　应该说在我们的战略当中有五大要素，我们也会从教学慢慢转向研究，我们也在关注中国的深度、全球的广度。我们会继续推进EMBA项目，也会更多地招聘一些有全球视野的师资力量，更好地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合作实现共赢。说到我们的合作，很少有机构在合作的过程中真正有这种战略的能力，但是我有这样一个建议，由于我们中欧商学院其实是有双重血统，就是中国和欧洲的血统，可以看到我们的学生、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校友能够真正理解什么叫做合作，因为这是我们学校的课程所决定的。因为很多学术性的研究机构，他们很少能够真正在学校内部学到这样的合作，对于我们学校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例子。在此之前我所在的学校并没有真正做到这种合作，很少有哪个机构能够真正做到这种合作。我们学校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学院，很多事情我们自己没法完成，所以一方面要挖掘自己的潜力，另一方面也会更多地找我们的合作伙伴。合作伙伴的能力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发挥我的作用。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

　　吕巍：非常感谢John的报告，在过去的18年间我们可以看到中欧商学院的蓬勃发展以及成功经历，中欧商学院是中国一所非常独特的商学院，它的管理系统是非常独特的，所以他们有更多的资源来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不管是EMBA还是其它教学项目都是如此，但是大多数的中国大学，包括韩国、台湾、日本这些顶级大学，他们大多数时间是国家性的大学，所以他们会有一些相应的具体情况。我们知道清华大学是中国领先的大学之一，改革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话题。2006年举办第一场商学院论坛的时候钱教授也提到了清华的领导，现在7年过去了，他仍然在清华大学任职，这确实很让我惊讶。他作为清华的领导者，这实在是很重要的工作。下面就有请钱颖一教授为我们讲一讲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情况。

　　钱颖一：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事实上我在清华能够活下来也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奇迹。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为大家做报告，我是怀着一颗谦卑的心和这些伟大商学院的院长们在一起交流。我想利用这个机会介绍一下商业教育方面的话题，尤其是商科市场的教育。我的教育是和商科教育密切相关的，尤其是清华大学的商科教育，但是我很喜欢新兴市场这个词，因为我相信中国确实是一个新兴市场，而且对于我们国家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听了我的报告你就会更加明白为什么我喜欢新兴市场这个词。

　　首先要跟大家讲一点，作为清华大学管理学院的院长，任职六年来我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在新兴市场的商科教育应该做两件事情，而且这两件事情要同时去做。一个是“追赶”，另一个是“飞跃”。《Financial Time》的记者采访过我，那时我说的话都发表在这份专刊上，这是6月份的采访。对我来说新兴市场这个词非常重要，商学院在新兴市场里也需要了解所处的这个国家。新兴市场相比那些发达市场发展得更快，并且在未来几年仍然会保持这样的发展势头。新兴市场代表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独特的机会，那里的商学院可以在商科教育方面取得一些飞跃性的发展，我想用两个部分跟大家更好地讲一讲我说的内容，并且给大家一些具体的例子。

　　首先是关于赶上的必要性，现在中国的商科教育往往只有很短的历史，不到三十年的历史，我们在过去学到了很多国际的经验，并且要从发达国家的商学院那里继续学习，尤其是在美国和欧洲的商学院那里学习，因为我们现在仍然是处在落后的位置上。虽然我们在过去十年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我们仍然是处在一个落后的位置上，所以我们必须要赶上。

　　现在我想谈一谈研究和教育项目，先讲讲研究吧，我并不是指基础研究或者金融管理，还有经济学方面的基础研究。即使是在新兴市场的商业以及金融方面的研究，现在在一些学术期刊上鱼鳔的文章对于我们乃至对于中国的商学院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过去的十年专业的研究和案例的研究在SCI和ICI上发表的数量越来越多，而且在中国经济以及商业实践方面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在质量方面虽然有所提升，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提高，比如每一年商学院做了很多的案例研究，但是因为质量并不是特别好，所以很少在商学院得到采用，我们也有很多哈佛商学院的案例，虽然跟中国的实践是有所区别的，所以我们需要赶上，我们现在还处在一个赶上的初期阶段。过去我们在清华大学只做了10个案例研究，这些案例研究的哈佛质量和哈佛商学院的案例研究的质量是可以抗衡的，但是只有10个，我们有一位来自哈佛商学院的副院长在领导这方面的研究。很多人在关注中国的新兴市场和中国的发展，但是我们的案例研究并没有赶上，而且我们也并不知道它背后的原因，我们现在知道一些本地机构的文化情况，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文化如何起作用，即使我们知道了这些机制以及原理，但是我们还不能和全球沟通这些事情，因为这些原因，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研究上追赶上去。

　　谈到教学，现在我们的差距是有的，对于中国的一流大学，比如上海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我们的教学项目是很不错的，因为我们有非常优秀的本科生的生源，我们还有最高分的学生进入我们的教学项目里面学习，他们被中国的一流大学所录取。很多学生能够进入经济学院或者管理学院学习，在中国也有很多高分学生并没有选择法律或者医学作为他们的专业，而且现在科学和工程并不像以前那么热门了，金融经济管理都会变成最热门的选择，所以我们现在能够从高中那里录取到中国最聪明的学生，其实这跟录取的机制是有密切关系的。另外我们本科生的课程设置在过去几年有所进步，而且我们还有技术内容，包括国际金融经济等等内容能够容纳到我们的课程设置当中。但是考虑到自由这样一个真谛，我们需要做更多的事情，包括沟通、批判性思维和推理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加强的，也是很多之前的演讲嘉宾提到的。清华大学有着叫做批判性思维和道德推理这样的专门课程，现在仍然是最热门的课程之一，有很多的学生从中国毕业以后就到欧洲和美国的商学院进一步进修，现在虽然还有一些国外的学生从国外的国际金融毕业之后来到中国学习，但是这些学生还是很少的，而且我们毕业生的数量也有非常大的发展，现在的毕业生每年超过了3万人，不管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有很大的提升，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向国际学习。清华前几年出了MBA的课程，结果也不错，但是我们在过去的5年里，如果我坐在清华MBA的课堂和哈佛商学院的MBA课堂上会有非常明显的感受，我们还差得太远，需要做很多事情才能赶上。

　　我还想讲一讲飞跃的可能性。现在新兴市场的商科教育需要追赶那些发达国家的商科教育，而且我认为追赶和飞跃并不是一个现象。我认为在一些情况下我们可以把赶上和飞跃同时实现，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关于在中国的EMBA教育，Quelch刚才讲到在中国的EMBA教育，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现象，现在距离2002年已有10年，中国也举办了EMBA教育的10周年，现在EBMA的毕业生数量，不管是总体数量还是单一学校的毕业生数量都是非常多的，我们今年的招生数量是非常高的，虽然受到了政府的一些限制，而且中欧商学院的招生数量是我们的两倍。不光是学生的招生数量，包括学生的质量都是很不错的。中国的EMBA学生一般是在30-40岁左右，而且他们并不是像发达国家那样作为中层的管理者，他们一般是40多岁，并且他们愿意付很高的溢价去读EMBA学位，而且EMBA的学费在中国是非常高昂的，对于中国的很多顶尖商学院都是最大的收入来源。除此之外，中国的EMBA也在被全球机构越来越认可，《Financial Time》发布了全球EMBA排名，他们有9个关于商科教育的评分项目，在这9个项目里我们有6个项目都有中国商学院的排名，并且在其中的很多项目上都可以看到中国商学院的影子，有7个EMBA的项目也参与了排名，顶级的10个EMBA项目其中有3个是中国的，清华在全球是排名第四的，这是一个联合办学的项目，事实上这是在所有排名当中中国商学院取得的最高的名词。中国EMBA项目可能是目前在商科和管理方面唯一的一个取得卓越地位，并且取得世界认可的项目。

　　为什么EMBA可以做到这一点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现在发展得非常快，企业也发展得非常快，从而推动了中国商科教育的发展，很多高级管理人员在年轻的时候，比如现在40多岁，在他20多岁的时候没有机会来学习MBA课程，所以他们希望得到这样一个学位，从具有良好声誉的学府那里得到这样的学位，并且学到知识。二是供应方面的原因。中国的学校也把这个市场作为一个机会，充分地发展他们EMBA的项目，并且他们利用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经济方面的优势来融合国际方面的思维，建立合作的EMBA项目。而且EMBA的学生也能够得到一些独特的知识。我们在清华为EMBA学生提供独特的课程设置，并且在毕业之后还给他们持续的服务。现在我们有28个不同的EMBA校友组织部分，他们散布在中国的各个地方，已经有了强大的校友组织，而且这些项目都是行之有效的，可以帮助大家发展。除此之外，EMBA也是一个终生学习的机制，我们会有不同的形式进行办学，另外还有很多世界级的合作伙伴，他们有很多实践性、创造性的想法都会从商学院传递给我们。

　　我们的学习是通过科技进行推动的。对于新兴市场来说，我们也会越来越多地使用这样一种科技方式。比如在肯尼亚的增长已经超过欧美了，这也意味着对于新兴市场在技术方面同样可以引领世界。另外对于中国和亚洲地区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IT技术方面，无论是从大众还是从高层领导很多都是工科的背景，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领域当中我们也能够跨越式地发展。在我们EMBA的研讨会上我们也是使用了这样的设备，这看起来像一本书，实际上这是一个i-Pad，它的封面其实就和一本教科书的封面一样，但是可以看到里面有我们所有的课程，我们称之为i-EMBA。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推出了新的学习方法，为我们的EMBA学生提供教学。这也是专门为清华EMBA的学生设计的，不仅仅是可以通过无线来下载所有的资料，我们的学生也可以通过上网的方式相互进行交流。通过这些科技的支持，我们相信所有教育的项目都能够更好地推行，包括我们EMBA的学生，EMBA经常需要用手机出差，所以他们平时需要携带这些教材会非常困难，所以通过移动的方式就非常简便。这并不是意味着所有新的科技都是有效的，就像今天演讲当中就没有PPT，完全是纯粹的演讲，我觉得这样也同样可以行之有效。谢谢各位的聆听。

　　吕巍：谢谢钱教授。不仅仅是要能延续下去，而且也发展得非常好。

　　嘉宾：我是来自荷兰商学院的Merry，我非常喜欢Meyer先生的演讲，刚才您跟我们分享了你们在新加坡办学当中的例子，因为现在有些商学院也有一些失败的例子，刚才你讲到了我们创新的变化，根据您在全球的经验，对于我们的高管来说，对于在座的各位来说，如果我们要根本性地改变我们商学院的教育，不仅仅是增量上的改变，最根本的改变应该是什么？

　　Arnoud De Meyer：其实我并不教战略管理，只是教一些基本的管理课程，在座的各位在这个方面都很有经验。新加坡管理大学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机构，也有很多年轻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应该说是有更少的既得利益和负担，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也是非常幸运的。所以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你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对我来说我现在遇到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非常年轻和有活力。另外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愿景，在我的全球经验当中我是一直希望把我的愿景和我们的老师、学生和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交流，我们希望让他们理解我们所做的事情，让他们相信我们的方向是可以实现的。师资力量本身就是老师之一，我们不仅仅是一个管理者，未来可能还会有新的校长，未来也会有新的领导人，所以作为老师，我也要让别人知道我是愿意进行改变的，与此同时必须要给相应的资源让大家来做一些实验。对于教学者来说，我们要同意，也愿意接受一些失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要有更多的资源让他们尝试新的东西，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非常成功，这没关系，我们可以继续新的尝试。有的时候我们失败的实验也会有一些，但是没关系，我们会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刺激这些改变。刚才很多嘉宾讲到了科技的运用，其实我们也是用了很多的科技，很多也不是非常管用的，所以我们要持续地投入我们的资源，而且我们要容忍这些失败。另外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应该就是跨学科的，其实对我本人来说我们都是单一学科的学习，这样的学习严谨性当然是好的，但是我们应该进行更多的开发。我们要向跨学科、多学科发展的话，对于我们年轻的老师来说，他们还是要在这个领域当中多探索一点，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挑战之一。我们的师资也是非常小心翼翼的，应该说这种非常小心翼翼和认真仔细的管理是一件好事，我们可以逐步发生变化。对于我们的CEO，对于一些国家领导人来说，并不是说所有的权力都要下放，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应该是高瞻远瞩的，对于我们的商学院来说，我们要非常明确、非常小心翼翼地进行管理。

　　嘉宾：我是来自伦敦的John，刚才说到有很多学生应聘，在1000个学生当中只招收700个学生，他们第二年会不会再次申请你们的EMBA的课程，还是会到其它学校申请？还想问一下钱教授，你们EMBA学生当中使用i-Pad的比率有多少？有些学生可能会给他们的秘书去用了，而不是他们自己。

　　John A.Quelch：我们对于我们招收的每一位EMBA学生都会进行认真的审查，会有面试的过程，也会有测试的环节，所以应该说我们要选择具有竞争力的学生。对于你刚才说的问题，有一些学生确实会参加我们其它EDP的课程，还有一些没有被我们录取的学生会到其它学校参加EMBA课程，我们也知道其它学校的课程也是非常好的，应该说有30%-40%的学生如果今年没有被录取的话在接下来的两年当中还会再次申请。

　　钱颖一：其实我们是在上个月刚刚开始使用这样的模块，下个星期我就会教授这个课程，所以下个星期就可以告诉你他们喜不喜欢这种方式。其实我们是希望停止发放这些纸质教材的，所以他们必须采用这种方式。

　　嘉宾：我是来自《新民周刊》的记者，请问Sally教授，现在在中国EMBA的学费越来越贵了，也有超过8万美元的EMBA课程，相当于50万元人民币，您觉得这样的课程怎么样？

　　Sally Blount：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有5个EMBA课程，根据不同的市场有不同的价位，我们也会非常敏感，需要确保我们在当地有足够的竞争力，在美国EMBA学费大概是13.5万美元，当然，我们一些联合的学费没有那么贵，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学费就有点不同，我们也会对于价位比较敏感的学费进行考量。

　　吕巍：就像Sally所讲的，现在高端的商学院来说也在考虑如何在学费当中取得平衡。上午的环节到此告一段落，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所有演讲嘉宾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