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中国开放新阶段高峰论坛(二)”于2012年10月17日在清华大学举行。上图为“中国与世界的经济结构调整”论坛。

　　以下为论坛实录：

　　魏尚进：我代表论坛主办方欢迎大家参加第二阶段的讨论。本次讨论有八位专家，首先有请每位做5到8分钟的开场演讲，然后请各位讨论。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各位专家，他们是：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林桂军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隆国强研究员，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左学金教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高级经济学家王直博士，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教授，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 Carlos D. Ramirez，最后一位是清华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鞠建东教授。

　　首先有请林桂军教授发言。

　　林桂军：我主要想讲三点内容，今天主要是讨论开放新阶段的结构调整问题，如果要谈我们国家的结构，它面临很多的问题。总体来看，比较关键的是我们面临着从价值链的低端或者是从产业的低端向高端转移的升级过程。针对这个问题，我要讲三点内容。

　　第一，过去三十年，我们国家对外贸易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出口增长是最快的，大概有60%的出口总量是入世后实现的。我们成功的原因是不是由于我们入世了，所以才增长这么快？

　　同时，有另外一个数据反映，在入世的时候，我们正好成为零部件出口大国。这两个因素，到底哪一个决定我们的成功？我认为正是由于我们参加了全球的垂直分工，所以才获得成功。

　　这也带来很多问题，比如我们处于产业链的低端。过去的三十年，从出口的角度来讲，我们有没有升级？我认为出口产业也在不知不觉中经历了升级。过去我们是三来一补，零部件基本是进口，通过加工出口。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突然发现自己可以出口很多先进的零部件，实际上我们是经历了升级。开始的时候是纺织品很强，最后变成电信这类产品很强，也是经历了升级。

　　是什么样的政策使我们这样成功？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实行的开放政策，瞄准劳动密集型产品，给外商投资企业优惠政策，通过引进外资，使我们成为出口大国，虽然不能说是出口强国。走到今天，我们依然瞄准劳动密集型产品，通过引进外资，参与全球的垂直分工，我们还能不能持续下去，是不是到了需要转变的时期？我觉得我们要重新思考、重新定位未来要怎么做，我们的政策应该是什么样的模式。

　　第二点，从我国的外贸发展来看，我们具有优势的只是一些产品，比如说电信。在SSTC上的分类，比如自动数据处理机、电信录音设备、电机SSTC77号，我们的优势基本集中在这个领域，有相当规模的产业内贸易。但另外一些的产业优势不明显，比如SSTC71的飞机、直升机零部件就很少，SSTC72专用工业机器设备，还有SSTC74工业机器设备也很少。这导致反映了我们的装备制造业的零部件交易量非常少，参与国际的专业化生产，它的国际化程度也是非常低的。下一步我们怎么发展装备制造业，是不是像发展电信那样？还是有新的途径来促进产业的进一步升级？

　　第三，我们未来的贸易政策应该是什么样？最好的贸易政策就是自由贸易，但我相信在座各位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们未来可以转向自由贸易。过去我们是瞄准劳动密集型，通过给外商投资企业和出口行业以优惠。未来还是战略性贸易政策，但瞄准的方向应该是产业升级。我们又受到WTO的制约，产业政策不能违反公平竞争原则，这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约束。这就需要在学术上进一步研究支持性政策的落脚点在哪里。如果我们要继续进行产业升级，就要落脚再生产过程。如果人在升级过程中更为重要，这个人是谁，是海归？还是像Carlos？还是本土大学培养的？

　　从进口来看，我跟国强的意见一致，过去三十年，我们的进口政策和出口政策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贸易政策是二元的，这肯定导致一个复杂的结果，我们主要实行的是进口替代政策。这个政策在新阶段，还行不行？还是要从进口替代政策转向战略贸易政策。我们的装备制造业通过战略贸易政策的支持实现结构的调整。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谈这三个观点，谢谢。

　　魏尚进：下面有请许局长发言。

　　许宪春：非常感谢魏教授。经济结构调整无论是对经济政策的制定，还是对学术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十二五”规划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主线，但它的主攻方向是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在“十二五”规划中又分为四点，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这些结构往往都是流量的结构。我最近在考虑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结构，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影响非常大的结构，那就是财富结构。

　　我今天想介绍的是“国民财富和分配结构”。什么是国民财富？它是指一个国家经济总体拥有的所有非金融资产与对国外的净债权之和。

　　一个国家的经济总体是由这个国家的居民、企业和政府三类组成，非金融资产在国际标准里包括生产资产和非生产资产。生产资产又包括固定资产、存货和贵重物品。非生产资产包括自然资源、合约、租约和许可、商誉和营销资产。

　　居民企业和政府拥有的财富是什么？它是指居民和企业、政府拥有的所有资产价值减去没有偿付的负债价值。也叫资产净值。这里的资产包括所有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什么是国民财富，什么是居民、企业和政府的财富。

　　这里就涉及到财富的结构问题。国民财富就是经济总体的非金融资产和经济总体对国外的净债权，由居民财富、政府财富和企业财富组成。根据这个公式可以得到国民财富的三者分配结构。

　　影响国民财富变动的因素，国民储蓄、来自国外的资本转移收入、资本消耗、非金融资产和对国外净债权的其他物量变化、由价格引起的变化的金融资产和对国外净债权的变化。

　　国民储蓄是一个国家国民可支配收入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后的结余部分，这个部分一般来说是正的。也就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可支配收入用于最终消费之后都有结余。结余用来购买非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或者偿还负债，从而增加本国的国民财富。

　　国民储蓄又与国民可支配收入密切相关，它由两个因素组成，一个是国民可支配收入的大小，第二个是消费率，包括居民消费率和政府消费率。

　　来自国外的资本转移就是来自国外的资本转移收入和资本转移支出的差额。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正的就是增加本国的财富，负的就是减少本国的财富。

　　第三个是固定资本消耗，是指资产的资产退化、正常淘汰和正常的事物损坏导致的资产存量的下降。国民财富消耗是减少资本存量的，是减少财富的因素。

　　第四个是非金融资产和对国外净债权的价格变化引起的持有收益。持有收益的增加会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持有收益的减少会减少这个国家的财富。

　　第五个是资产物量其他变化，是指非交易因素、非价格的因素。比如说自然资源的发现、自然资源的开采、外部事件对资产的影响，包括巨灾损失和无偿没收。这都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国民财富。

　　第三个方面是影响国民财富分配结构变动的因素。也是刚才这五个因素，因为它影响国民财富的总量，同时影响国民财富在三个部门之间的分配结构。

　　我们来看居民、企业和政府的储蓄。居民和政府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最终消费的部分，企业没有最终收入。当储蓄是正的时候，增加部门的财富。储蓄是负的时候，是减少财富。

　　国民储蓄和国民可支配收入密切相关，国民储蓄由三个部门的储蓄组成，最后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公式。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储蓄由一个国家的国民可支配收入和居民可支配收入、企业可支配收入、政府可支配收入占整个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也就是国民可支配收入的部门结构影响到国民储蓄。第三个因素就是政府和居民的消费率。一个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大小影响居民储蓄，第二个是收入结构影响储蓄，第三个是消费率影响储蓄。国民可支配收入以及刚才提到的三个因素都会影响国民财富。

　　再看部门之间的资本转移，也是影响部门之间的财富。三个部门的固定资本消耗影响各个部门的财富，三个部门的物量变化影响到部门的财富，三个部门的价格变化也会影响到部门的财富。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各个部门的财富，从而影响到国民财富在部门之间的分配。

　　有五个因素，既影响整个国民财富总量的变化，同时又影响国民财富在部门之间分配的结构。

　　国民财富与国民收入之间有什么区别？刚才已经讲过，我不再展开。国民可支配收入既影响到国民财富总量，也影响到分配。国民可支配收入是国民财富的重要影响因素。

　　国民财富与国民可支配收入的区别，除了国民可支配收入影响财富以外，像资本转移、固定资本消耗、资产物量其他变化以及持有收益都会影响到国民财富和国民财富的分配结构。所以影响国民财富及其分配的因素远不止收入分配，还有其他很多因素。

　　保持国民财富健康增长和国民财富分配合理性要注意的问题。首先是保持国民财富健康增长和国民财富分配结构合理性的重要意义。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不仅取决于当期的收入，更取决于财富存量。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不仅取决于当期的收入水平，更取决于拥有的财富存量。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影响一个国家居民生活水平的，更重要的是国民财富，国民收入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需要注意的问题，第一个是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国民可支配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有什么关系？国民可支配收入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加上来自国外的净要素收入和来自国外的资本转移净收入。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对国民可支配收入产生决定性影响，而国民可支配收入对储蓄产生影响，国民储蓄对财富产生影响。

　　第二个需要注意的是保持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和消费率。因为收入分配结构和居民消费率、政府消费率决定储蓄结构，而储蓄结构影响着财富结构。要想保持财富结构的合理性，储蓄结构就要合理。储蓄结构合理，收入分配结构也要合理。

　　第三是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经济增长质量影响到道路、桥梁、机场、码头设备等固定资产的质量。而固定资产的质量决定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决定固定资本消耗，固定资本消耗影响财富的存量。这些都是密切相关的。要想增加一个国家的国民财富和经济实力必须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如果经济增长质量不高，固定资产的寿命不长，就会大量被消耗。

　　第四是保持合理的资产价格水平和价格结构。资产价格和负债价格的水平和结构影响到财富。如果资产价格和负债价格的水平不合理，带来的是国民财富分配的不合理。

　　最后一点是资产物量的其他变化，比如刚才讲的自然资源的发现、自然资源的消耗，以及其他各种非交易的、非价格的因素。这些因素也同样影响一个国家的财富存量和财富结构，必须要保护好自然资源，充分地发挥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我对收入分配的研究比较多，今天有两位老师，白重恩和李稻葵(微博)老师都讲到收入分配，但对财富进行深入研究的人不多。最近有几个机构研究了中国的资产负债表，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我希望可以引起大家的重视。谢谢。

　　魏尚进：下面有请隆国强部长发言。

　　隆国强：非常感谢清华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非常感谢建东教授邀请，使我有机会来参加中国开放新阶段高峰论坛。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时不时的来到清华园，当时的感觉是清华园真大。今天来了以后，感觉清华园不够大，外面没地方停车，会场里面还有很多人坐在地上，所以需要给清华园更大的空间。那么多空置的写字楼，是不是可以收编了给清华办几个分校。不过那是几十年以后的事。

　　我们说今天的事，大家都坐在这，很有人气，前面那么多演讲嘉宾说得非常精彩，也有你们的贡献。

　　回到本题，围绕经济结构调整，中国和世界，我有三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结构升级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前我们讲到产业结构升级，看看日本的历史，看看韩国和我们的台湾省，都是从早期的劳动密集的纺织服装、玩具，然后到汽车、电子，是产业间的升级。到今天，产业间的升级还有，但更多的是形成全球生产价值链，讲的更多是生产价值链间的升级。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很多统计数据就会误导我们，比如海关的统计，中国的出口结构里面，60%是机电产品，30%多是高新技术产品，比美国和德国的比重还高。说明什么？就说明我们现在的传统统计体系已经不能真实地反映全球分工的新变化。王直博士做的就是这个事情，怎么能够改革统计体系，真实地反映各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我们再来讲全球升级的时候，要更多关注我们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升级。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对外开放加速了中国的升级。作为一个后起的国家，追赶的就是升级的过程。很多经济学家观察的是从供给方来看，比如通过开放，我们引进了投资，投资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我们通过贸易，也进口了先进的技术、先进的设备。所以从供给的角度来看，加速发展中国家的升级是毫无疑问的。

　　我今天还想补充一点，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利用外部市场也是结构升级的动力。我们今天可以生产像iPhone5、iPad这样最顶尖的消费产品，如果仅仅局限在中国市场，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产品的。我们再看看大家穿的衬衣，十年前是什么样的？是因为很多消费品是面向发达市场的，它的需求结构决定了供给结构。

　　我们老讲结构升级，讲的都是供给面，但千万别忘了，供给结构是由需求结构决定的。所以我们利用好了外部的市场，可以加速结构的升级。我曾经到俄罗斯访问，俄方的专家说中国人不够意思，你们给美国人卖的都是那么好的服装，质量那么好，为什么卖给我们的是假冒伪劣的。是我们中国人不珍惜中俄友谊吗？我觉得不是。是因为俄罗斯在转轨过程中的收入水平很低，老百姓只买得起低价格，当然也是低质量的消费品，这是由需求决定的。

　　再回到国内，为什么假冒伪劣屡禁不止？是因为很多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比较低，他只能支付那么高的价格，一定会有很多低质量的产品满足需求。作为一个后起的国家，如果我们所有的生产活动都围绕本土市场，你的收入水平就决定了产业结构。如果我们更多地利用好外部需求，特别是发达市场的需求，就会加速产业结构的升级。

　　我想讲的第三个观点是产业结构的升级是全球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结构升级的过程，不仅仅是中国这样追赶型的经济体的结构要升级，即便是最领先的经济体也面临结构升级的任务。结构升级是没有终点的旅程。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结构升级取得很大成绩，我们也为此感到自豪和高兴，但千万别自满。即便有一天像建东说得，我们总量超过美国，人均水平超过美国，到了那一天，我们依然面临着结构升级的艰巨任务。

　　谢谢大家！

　　魏尚进：国强讲得很有意思，正好与林校长关于出口在结构升级中的作用相呼应，也能够与王直博士的演讲相连接。

　　接下来有请左学金院长发言。

　　左学金：今天参加这个论坛，我也学到很多东西。我感觉未来的结构调整的重要机制还是利益的驱动。结构调整从宏观上来说我们应该怎么调整，应该有什么样的目标。但从消费者、生产者和地方政府来说，还是从立以来考虑。我们要使利益驱动和结构调整的宏观目标相一致。

　　我认为其中有一个重要工具就是价格和税收。刚刚白重恩院长已经分析我们目前存在过度投资，规模很大、投资很高，但收益率越来越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价格比低估了。为什么很多中小企业很难贷款，很大的原因是低于市场利率，金融部门的寻租行为。我们的土地价格也被严重低估，所以就产生过度使用土地或者是土地资源滥用的情况。

　　我们认为消费过低有很多理由，但我们国家的零售和物流的效率过低，导致我们的消费品价格过高。在中国生产的消费品在美国购买的时候是低于在中国的零售价，更不要说奢侈品。我认为还是要按照市场均衡的价格来进行调整。

　　我们的过度投资跟税收有关系，我们的房地产价格这么高，当然可以说全世界的房地产价格经历上升的阶段，但我看到一个数据，我们国家的房价从2001年到2011年的十年间上升了500%，这远远高于日本八十年代末的增长速度。我们国家的房产没有物业税，这个问题的争议很多，这也可以成为解释过度投资的一个理由。

　　要引导生产者、消费者来调整结构，我们的价格信号应该是正确的，税收应该能反映宏观目标取向，应该在这方面做更多的调整。未来的结构调整很大程度上与人口变化有关系。刚才几位专家也提到工资的上涨是推动劳动力上升的重要因素。我们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也与劳动力的稀缺有关系。我感觉我们国家调整的重要基础是要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相对于对基础设施硬件和生产能力的投资而言，我们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还是相对不足的。我们不能说对清华的投资不足，但可以说对农村义务教育、对农民工子弟教育的投资还是非常不足的。当然，我们的医疗、基本卫生保健还存在更多投资、更好投资的领域。我觉得这未来的结构调整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基础，只有对人力资本有更多的投资，未来才会有更好的技术进步。

　　最后一点，我认为经济结构的调整需要空间结构调整的配合和支持。经济活动是在空间进行的，我们的城市空间有大量的工业园区，是制造业。相对来说，服务业的发展空间非常有限。我们在上海，办公地区在淮海路，这里吃午餐的地方越来越少。因为便宜的餐馆都被房租挤走了，剩下的都是吃一顿午餐要一百块钱以上的饭店。今后的调整是更多地发展服务业，特别是创新的服务业，这需要更多的空间。目前工业园区的地价非常便宜，我们进行过统计，居住价格上涨了很多倍，但工业地价在十年中只上涨了70%。发展服务业确实很贵，很难，今后要在空间上要做重要的调整。为什么要把工业的地价压得那么低，把服务业的地价抬得那么高呢？这是工业化时期要优先发展工业的考虑。我们现在的工业生产能力过剩已经很严重了，是否还要继续用这样的政策鼓励发展工业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发展能够带来创新、能够带来更多就业、能够带来更多大学生就业的服务业。我们在空间结构上要做出重要调整，这个调整也应该有很多政策的支持。

　　谢谢大家！

　　魏尚进：接下来有请王直博士发言。

　　王直：首先我要感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别是鞠建东教授组织这样一次会议，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特别是听到刚才几位嘉宾的主题演讲以及参加圆桌讨论的各位专家的发言，对我来说是一次学习的机会。

　　今天我也想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想讲一讲中国的结构调整是不是已经开始。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的产业升级，过去产业间的升级和转移已经被产业内部的升级所取代，这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最后有时间的话，我想讲一讲各位都比较关心的，如何以一个学者的客观态度面临中美两国面临的贸易磨损。

　　我觉得李稻葵教授讲得很好。因为外部的不平衡，一般来讲是顺差和逆差，它是一个国家对世界的顺差和逆差，还有双边的顺差和逆差，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宏观经济学的概念，一个国家对外的贸易顺差和逆差的总额是由投资和储蓄间的缺口决定的。如果储蓄过多，而投资过少，就表示有贸易的顺差。如果投资大于储蓄，就得向国外借钱。李稻葵教授的研究分析的是中国与世界的顺差或者逆差的关系，是宏观经济学的概念。我记得在2005年回国访问的时候曾经跟央行的领导讲到如果中国和世界的顺差不大，当时只占GDP的2-3%，这不是需要解决的急迫问题。跟美国的顺差很大，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决定的，不是宏观经济政策能改变的。可是，如果贸易顺差占GDP的7-8%，像2007年，就说明宏观政策出现了问题，必须加以注意。

　　今天我所讲的主要问题，即便中美两国存在巨大的贸易顺差，是不是已经出现了调整的时机？我跟李稻葵教授的看法是一致的，已经出现了早期的时机。从数据来讲，投资占三分之二，消费只有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的数据是不是非常可靠？还要跟统计局的专家进一步讨论。

　　中美两国的贸易顺差是完全不同的机制决定的。我今天提出的观点是这种贸易顺差是由于八十年代以来的全球化，特别是垂直分工和生产链所造成的。

　　这张图表示的是美国和世界贸易的逆差和顺差。用美国的官方数据把它分成四个部门。上面的紫线是美国服务贸易的平衡，从九十年代开始，它的服务贸易一直是顺差。红线是矿产品，一直是逆差。绿线是制造品。

　　中国的情况是制造品存在巨大的顺差，农产品是逆差，服务贸易是逆差，我们的石油也是进口的，制造品的顺差和矿产品的逆差几乎在同时发展，都是在加入WTO以后，这对我们国家有非常大的好处。也就是快速经济增长，如果没有外部市场的调整，是不可能这么快的在十四年内走完了美国六十年的发展过程。当今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中国和东亚国家都是受益者，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

　　中美两国的贸易顺差与美国的贸易顺逆差的情况是一样的。农产品和服务业，中国是逆差，美国是顺差。矿产品基本平衡。中国的主要贸易顺差来自制造业。从八十年代开始，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由于土地价格升高，他们将劳动密集型产品转移到了中国。实际是发达国家在八十年代末期开始，将其在国内生产向美国出口的产品转移到了中国。

　　这个数据是美国制造品的贸易逆差的百分比，在1990年，日本占50%，亚洲四小龙占26%，德国占10%。到了2010年，四小龙只占15%。1990年，中国制造品的顺差只占美国逆差的10%，而到2010年占到将近70%。实际是这些国家的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将组装这一部分转移到了中国。不光是中国，墨西哥的贸易顺差占美国制造品贸易逆差的8%，东盟国家的泰国、马来西亚、越南也占美国制造品贸易顺差的13%。

　　中国所占的份额太大了，政治家们不了解贸易顺差和逆差是由宏观经济决定的，而双边的贸易逆差和顺差与生产结构有关系。只要生产链结构不变，也就是各个贸易公司还是要把中国作为加工组装的基地，中美两国的贸易顺差状况是不会改变的。

　　实际上中国已经开始了贸易转型的过程，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2000年的时候占40%，到2010年只占四分之一，而中国的中等技术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已经占到40%和33%。中国的劳动密集产品、低技术产品是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但是，资本品也出现了顺差。我在九十年代末的时候研究中国加入WTO，在2000年的时候就曾经预见中国将成为世界的制造业大国，不仅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而且也成为多数资本品的出口国，主要原因就是加工贸易。经济模型可以帮助我们思考，是可以预测未来的。

　　这张表上有六张图。上面的两条线全部是制造品，中国与韩国和台湾的中间产品的贸易，中国是逆差。中国对欧盟15国和美国的最终产品是顺差。蓝线是我们对越南出口的中间产品，中国的顺差越来越大，越南是逆差。同时，越南对美国和欧洲出口的最终产品有越来越大的顺差。南亚的不发达国家也存在同样的趋势，甚至包括泰国、欧洲的12个成员国，都存在同样的现象。这说明中国正在升级，不仅出口最终产品，而且已经开始出口中间产品。

　　这张图给出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17、18、19是服装、纺织品和运动产品。中国开始向这些国家出口中间产品，这些国家开始向美国和欧洲出口最终产品。劳动密集的产品已经开始转移，一部分转移到周边国家和其他低成本国家，一部分转移到内地。

　　中国的转移还没有完全完成。发达国家还是把中国作为中等技术和高技术的产品最终生产国，我们跟台湾和韩国在中间产品上是有逆差的。这个转移刚刚开始，这是市场驱动的过程。

　　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谢谢大家！

　　魏尚进：接下来邀请今天讲座的房东，白重恩院长。

　　白重恩：今天的主题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其实经济结构包含很多的内容，今天的很多学者，包括我刚才讲的都是需求的结构。需求结构有内部、外部的，贸易顺差占GDP的多少。还有内部的需求结构，我们刚刚讲到投资与消费。

　　我觉得我们对供给的结构强调的不够。刚才学金院长谈到结构的一个方面，就是产业的结构。他特别强调服务业的发展面临很多人为的障碍，在资源的配置上，对服务业有很多歧视性政策。

　　我想讲另外一个供给结构。当生产能力增长的时候，这个生产能力的增长来自于哪个方面。我前面讲的时候，给大家看了一个表，生产能力增长，一个是使用更多的人力资源，一个是使用更多的资本，还有就是效率的改善。

　　其实我已经跟大家谈到了，在过去四年中，这个结构是恶化的。效率的改善对GDP增长的贡献，从2008年到2010年之间，要比前面的二十几年少很多。前面几年，效率改善对GDP增长的贡献很大，资本投入的增加对GDP的贡献不是那么大，但过去四年有很大变化。这样一个结构变化对我们来说显然是不利的，我们还是希望回到生产的增长主要是由于效率改善带来的。长期来说，只有效率的改善才能带来长期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问题是说在这样的供给结构中，为什么效率的改善在过去四年中的作用减少了，未来怎么增加。效率改善这个方面，过去三十多年的效率有比较大的改善。来源于几个方面，一个是改革开放，可以把它叫做制度红利。一个是城镇化红利，当一个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进入制造业或者服务业的时候，劳动生产率有巨大的提升，这是效率改善的重要原因。第三个原因是在开放的过程中向别人学习，向邻居们学习，向全世界其他地方学习，学习带来了巨大的效率的改善。

　　问题是这三个方面在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改革开放仍然是非常的重要，向别人学习起到的作用不会那么大。我们跟发达国家差距很远，学习的空间很大。但是，有这样一个问题，我把它叫做大国的负担。人们讲到国际贸易的时候有一个概念叫“中国价格”。当中国企业做什么的时候，这个产品的价格就会快速下降。当中国企业需求什么的时候，这个产品的价格就会快速上升。这就是大国的负担。因为你不再是市场中微不足道的经济体，你已经能够影响价格了。你跟别人学就有这样的问题，别人做得好，你去学了，你突然发现“中国价格”起了作用，你不赚钱了。

　　当我们买东西的时候，价格变得更高是特别关键的因素。全世界资源供给的增长速度能不能赶上资源需求的增加速度。这是很大的问题，对于大国来说，就必须考虑这个问题。我们跟着别人学，随着体量的增大，像建东教授预测的那样，到2021年，我们跟美国一样大，再过数年，是美国的两倍大。那个时候，国际贸易中的“中国价格”问题会变得更加突出。那个时候，一个大国向别人学就变得比较难。在未来，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我们还讲到城镇化红利。从数字上来讲，未来可能也会减弱。1978年的城镇化率是18%，现在是52%左右，一年增加一个百分点。从18%到52%，这是290%左右的增加。比如我们未来的城镇化率可以到90%，从52%到90%，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增加。确实还有很大的空间，但我们考虑经济增长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变化率。这也会给未来提出很大的挑战。

　　从城镇化的质量来说，我更觉得质量上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我们现在的城镇化质量是很低的。当农民工进城以后，有的人没有把家庭带来，孩子的教育成为问题。即使把家庭带来了，因为种种原因，孩子上学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但仍然面临很多问题。很多农民工没有举家外迁，有一部分外迁以后，仍然不能成为所谓正常的城镇居民。这个现象对效率的改善有非常大的阻碍作用。从长期来说，孩子的教育受到巨大的影响，而教育是提高效率的重要因素。从短期来说，也有很大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对今年北京过年期间的现象有没有很深的感受。我们发现北京过年的时候，到餐馆吃饭的时候就没有人替你服务了，因为服务员都走得差不多了。很大程度就是他们没有举家外迁，到过年的时候就会回家，而且回家的时间越来越长。给你的感觉就是农民工过年的时间越来越长，这对效率有很大的影响。

　　在增长结构中让效率的改善起到很大作用，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一个是让真正的城镇化持续下去，而且不仅在数量上体现出来，更重要的是在质量上不断改善。这对未来效率的改善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刚才学金院长提到很多资源的配置、价格和税收还有很多扭曲。学金院长更强调的是贷款的利率，我觉得存款利率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存款利率似乎对投资没有直接影响，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存款利率影响了人们对回报率的追求。因为我的钱存到银行就拿那么多，投资回报率的要求比较低。当人们对回报率的要求比较低的时候，投资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城镇化是一个部分，另外就是理顺各种各样的价格和相应的税收，这对提高效率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总的来说，一个是城镇化，一个是市场化的程度能够走上一个新的台阶，对供给结构的改善都是至关重要的。我特别想强调这一点，因为我刚才讲的更多的是侧重需求方的结构，我觉得供给方的结构也许比需求方的结构更加重要。

　　魏尚进：接下来有请Carlos D. Ramirez教授。

　　Carlos D. Ramirez：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在研究生院上了一门课叫做历史角度下的结构调整。白教授当时也修了这门课，他很清楚地记得这门课。他们让我们读一本书，主要是想通过这本书告诉我们结构调整在很多国家是怎么进行的。首先先是农业，然后是制造业，再转向服务业的结构调整。结构调整会带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是二十年前的模式。这样的模式适用于所有国家。

　　中国是体量非常大的国家，可能不会完全照搬这样的结构调整模式。但我想结合我刚才讲到的话题，结构调整也适用于研究腐败问题。我们知道在美国，之所以腐败会在二三十年代有所缓解，是因为当时的劳动力工资在上升，政府官员以及工人们的工资都在上涨，他们没有必要再去收受贿赂或者是进行贪污。对于政府部门，在劳动力工资上升的时候，他们也采取很多措施来打击腐败。

　　我想要说的重要问题，就是在结构调整当中如何从低技术的到时候转成高技术的劳动力。我的理解是，在中国有10%的成人劳动力已经有大学本科的学历。但如果你看这个数字在美国的情况，我记得是45-50%的比例。如果再加上接受过两年大专教育的人数，这个比例可以达到70%。这个数字在1960年以后有所改变，在美国以前上完高中以后，不再上大学的人比较多，现在的情况有所改变，进入大学的竞争更加激烈。所以人力成本也是要强调的一个内容。

　　在几分钟之前，也有发言人提到显然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很重要的，我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对于未来，中国将会从转变的过程中大大受益。谢谢！

　　魏尚进：下面有请建东教授发言，您可以继续讨论接下来一千年的结构调整，也可以谈接下来一千天的结构调整。

　　鞠建东：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大家都在讲结构调整，我们还出了一个讲法叫“开放新阶段”，我就在想“新”在什么地方。

　　如果我们回顾经济增长的历程，我们的教科书或者历史通常讲推动经济增长的最左的原因，是人力资本的增长。人力资本是一个中心因素。

　　推动经济增长主要是两个部分，一个是城镇化，一个是开放。开放的不仅仅是国家对外国的开放，也是各个地区的开放。如果说这样来看，我们的开放，尤其是农村县城以下的开放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以前的开放更多的是集中在东部的大城市和对国外的开放。我的第一个观点，开放是以县城以下的中小城镇的开放为中心。

　　如果以县城以下的中小城镇的开放为中心，马上就要问一个问题，人力资本从哪儿来？人口增长已经不够了，就要从10%继续增长到50%以上。每个县城有没有可能建一所大学？在县城以下的开放和人力资本的迅速推动，这种人力资本的迅速扩张，自然而然地要求国内的生产结构进行调整。我们上次提到，第一个是以县城为中心的开放。第二，有那么多了人力资本，需要有供给，需要有需求。我们现在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是不够的。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和农民工的工资相比，反而低一些。我们要增大本科以上学历的劳动力需求。

　　在中国市场上，要建立以中国企业、中国品牌、中国技术、中国规范为主导的中国市场。只有这样才能吸收人力成本。

　　第三，既然把注意力放在中国市场上，自然而然的会关注中国周边的开放。所以要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地区的开放，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地区的统一市场。东亚地区的统一市场，最好是中国和日本。如果中国和日本在政治上在近期之内不能达成统一意见，很可能是以华人经济为基础的中国周边地区的，我提到的是以华夏共同体为驱动的东亚统一市场。

　　所以我认为对外开放有三点，第一是以县城为中心，第二是以中国企业为中心，第三是以东亚为中心。

　　魏尚进：下面进入讨论阶段。今天下午，白重恩教授在发言里面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他提到中国现在征收五险一金，本来是为了改善储蓄状况，让居民多消费，但白教授认为这个做法在短期之内挤压了可支配收入。就这个想法，我想各位嘉宾进行评论。如果有这个问题，怎么处理为线一金挤压收入的情况，怎么完善中长期的社保体系。

　　左学金：我是赞成重恩教授的提法。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险费的缴费率太高。按照国际比较，我们已经很高了，重恩教授提到我们的排名是第十三位。我们的目标是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实际上这个原则很难实行。因为我们的强制缴费率太高了。你刚刚提到的40%是强制缴费率。如果有那么高的强制缴费率，就不能保证基本。坦白来说，收入低的人缴不了这么多钱。他要放弃目前的消费来为未来储蓄。如果他们现在的消费还顾不上来，他就不愿意加入，农民工都愿意多拿一点工资。

　　不能广覆盖，多层次也不能达到。因为只有百分之几的职工能够买企业年金、行业年金。为什么呢？因为强制缴费率已经那么高，他已经没有钱去买商业保险。可持续也很成问题，中央政府对社会保险采取非常稳健的政策，只能存银行，但银行的回报率非常低。一个人买养老保险可能买四十年，这对未来收益的影响非常大。如果回报率是1%，1块钱变2块钱要六十四年，如果回报率是9%，1块钱变2块钱是八年。没有办法进行市场运作，也不符合养老保险的本意。你刚才说40%是比较饱受的，我们上海发一百块钱工资，城保交142块钱保险费。我们个人交的14%硬是从我们工资里面扣出来的。这样使得可支配收入大量下降，而且财政现在大量补贴。

　　我认为社会保险的改革方向首先要大幅度降低强制缴费率，真正做到广覆盖、多层次。如果高收入的人的个人偏好是未来做更多投资，他可以个人选择做多资助的保险。当然，我们要设计一个过渡的办法，让现在养老金比较高的人不因为改革受到影响。我非常赞成重恩教授的提法，这是需要进行改革并提高消费的重要领域。

　　魏尚进：还有哪位嘉宾源于就这个问题进行评论。

　　王直：我想这主要是欠帐的问题。因为改革转型中的国家都有这个问题。我们曾经和徐天庆、王燕一起做过研究。养老保险是过去欠帐。怎么解决？我非常赞同白院长和左院长的意见，缴费不能太高。怎么办呢？要从中央财政以及央企利润中来找到办法。

　　还有一个途径是增加退休年龄，要把这个议题逐渐提上议事日程。在欧洲，如果要增加退休年龄，他们马上会抗议，但中国不存在这个情况。因为现在的人均平均寿命很长了，而且中国的剩余劳动力再有十年的时间就会不足。政策讨论总是要提前，什么时候可以实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白重恩：刚才我讲的也是有一点研究依据的。我们用城镇居民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确实对消费没有正面的影响。刚刚王直老师提到我们有欠帐，我想再深入地讲一下。我们的抚养比在过去三十年中不断下降，应该说现在的抚养比到了最低点，未来的抚养比要上升。按说在抚养比下降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有积累，但在抚养比下降的过程中的大部分时间没有社保，就没有积累。那个时候，大部分企业是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的退休职工后来都纳入社保系统。他们过去在国有企业没有缴费，他们纳入到社保系统以后，我们是有积累的现收现付制度。这一部分人本来应该有积累的，但是没有积累。这个责任应该用国有企业的分红来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积累的责任在于过去的这些企业，这些企业应该为过去的欠帐来承担一定的责任。我们提到说用国有企业的分红来支持社保是非常公平的方案。

　　魏尚进：刚才几位嘉宾的发言中都提到了关于中国产业结构、出口产业结构、进出口的顺逆差的问题。我也想提一个问题，在王直博士发言的时候，他提到一个观点是产业结构是贸易双边顺差的重要原因，学金院长不同意这个命题。在学金院长表达疑问以后，我想请各位嘉宾回答一下问题。

　　左学金：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理解了王直的意见。国内有很多学者说我们国家的贸易顺差和汇率没有太大关系，汇率哪怕调整了，还是有很大的顺差。我的一个理解，卖东西可以卖得贵，但卖得贵了还是照样卖，那我就要问，为什么你不卖贵一点呢？我总是感觉在逻辑上有一些问题。

　　如果中国提高兑美元的汇率，美国会不会自己生产呢？它确实不会自己生产，但它会减少对中国的进口，会增加向越南、孟加拉国和南非的进口，从国家来看，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我只是想阐述这个观点。

　　隆国强：可能我比较愚钝，没有理解二位的差异，我觉得他们各说各话。王直博士讲到的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其实它是整个东亚地区的产业链对美国的顺差。以前很多产品是从韩国、日本、台湾直接出口到美国，我们还没有真正参与到东亚的产业链。随着中国的加入，日本、韩国、台湾省是向中国大陆出口上游产品、中间产品，经过大陆加工以后再卖到美国去。有很多数据，在十五年前，韩国每年有500万双运动鞋卖到美国去，现在一双都没有，从哪儿来的？是中国做了。不是说它没有参与到分工，它还有一些上游的部件和产品先销售到中国。我们跟台湾省每年有800亿的贸易逆差，跟韩国也有几百亿的贸易逆差，韩国的制成品里面，有70%是中间投入品。

　　中美贸易的不平衡是东亚地区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大陆，特别是有了王直这样的好同志，让美国人少了很多误会，看起来数据很大，但因为三角贸易的关系，他也知道这是整个东亚地区对美国的顺差。因为中美双边贸易而对中国施以重手的话，得罪的不仅仅是13亿中国人民，还有韩国人民、日本人民。为什么中美之间的贸易可以斗而不破，就是因为王直在，所以美国人弄明白了。

　　林桂军：我补充两句。关于汇率的讨论，我觉得中美之间的汇率讨论和美国国会的层次都比较低，好多问题都混淆了。王直讲了以后，我们都清楚了，贸易不平衡是国内宏观经济的不平衡，汇率是宏观经济失衡的反映。只不过它的表现形式可能是汇率，也可能是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实际上中美两国都存在不平衡，只不过表现形式不一样。其实问题正好相反，但实质是一样的。

　　至于汇率是不是影响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从百分之七八十来说，我说不是。但汇率会不会对中美的贸易不平衡产生作用呢？会。这个作用是不是确定呢？我觉得还是不确定。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是九十年代以来生产能力转移的原因，只能说它进一步加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其实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出现了，我记得1979年的时候就在讲这个问题。美国在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时候，一般都是采用价格手段，就是汇率。最早是贸易内部结算价，1981年实行，用双收汇率来补贴。然后就是市场汇率。实际上在八十年代，这也是汇率问题，就是中国存在出口补贴。出口补贴了，可能使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增长，但并不一定对美国的出口增长。1992年取消了出口补贴，然后是调整市场规律，到1993年以后调整市场规律并轨，然后是人民币汇率。这三十年就是关于汇率的问题。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用汇率的问题来解决可能还是简单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层次比较低。

　　双边的贸易结构还要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不管理论怎么讲，我们与美国是很大的贸易伙伴，我们不买他们的东西也存在问题。到底美国能给我们卖什么东西呢？他们能卖的就是废铜烂铁。我问美国人可以向中国出口什么。他们就说鸡爪子。因为他们到中国来的第一道菜总是上凤爪。他们就觉得这个东西在他们那里不值钱，在中国这么值钱，是不是可以出口。所以我觉得双方之间的沟通还是要提高一些战略层次。

　　王直：我想我跟左院长的看法并没有太大的冲突，我们只是说了不同的问题。汇率反映的是价格信息，它一定会对贸易量产生影响。但问题在于今天的这种生产链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的产品都不是本国生产的。现在WTO在搞“世界制造”。真正影响汇率的东西是国内增加值的一部分。在2002年，中国制造品的增加值只有50%，其他的都是外国的增加值。

　　人民币升值以后，进口产品便宜，价格可以不变，企业还可以维持同样的市场。但是，升值的过程确实加速了中国产品的转移过程。如果大家去看我们写的文章，人民币的名义汇率从2005年到现在上升了30%，这也加速了中国的劳动密集产品向周边国家的转移。虽然增加了30%，但中美两国的贸易顺差是增加的。

　　中国在加入WTO的时候，我也帮助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做过研究，研究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对美国有什么影响。我研究的结果是中美两国的贸易顺差会增加。这跟他们行政当局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他们认为中国加入WTO以后，由于中国的开放，关税降低了，大量美国产品会到中国去，贸易顺差会减少，我的结论跟他们是不一样的。当时我们犹豫了很久，但还是在报告里写到中美两国的贸易逆差是会增加的，但采取了比较保守的数字。有人看了以后，他们认为我们低估了中国加入WTO以后给美国带来的危害。我们作为学者，我们的看法是非常客观的，我们是国会和政府之间的机构，我们的任务是发现事实，没有政策的推荐，只是把事实找出来。事实是什么，我们就按事实说话。

　　魏尚进：有没有哪位听众有问题。

　　提问：我在我提问之前，我特别想用中国最传统的礼仪鞠躬礼给各位老师鞠一躬。上次在经管学院里我向吴敬琏老师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提得还是不够深刻。到经管学院以后，给我一个特别大的震撼。在五年以前，我到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我们的李校长也给同学们讲过一次课。刚才上海的教授在分析房地产的政策和税收政策。当时我跟很多同学分享过自己的一个判断。刚才鞠教授讲了一个一千年以后，作为我们来说，我们是草根，我想在座各位都有房子，无非是两类，一类是自己买的，一类是党分给我的。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如果把央企的房子直接推到市场去，我想房价很快就降下来了，大家就都买得起房子了。尤其是央企领导的房子，直接推到市场。

　　魏尚进：由于时间关系，只能再提一个问题。

　　提问：我的问题比较有针对性，是想问许宪春局长的。许老师一直进行国民经济核算的大量研究，在2004年到2005年之间公布了居民各类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2004年到2005年居民各类消费占总消费的14%，2006年到2010年占17%，房租只占其中的3%，其中大部分是用在水电和房子装修方面，是没有计入房租的。许老师于2010年在深圳主持了一个项目，项目调查了深圳的房租。如果按照2011年在深圳的测算数据，估计全国真实的居民住房消费，它占居民消费的比例是多少，占GDP的比例又是多少，这部分消费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大概会有多少。

　　许宪春：居民住房消费在居民消费中占很重要的比重。在发达国家，居民住房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重高一些，我们国家低一些。这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有关系。还有就是与住房价格、房租价格优关系。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住房租赁市场比较健全的地方，一般分为房租和自有住房。因为中国自有住房比较高，虚拟房租的多少对住房消费的影响非常大。由于我们的住房租赁市场不健全，我们的自由住房是采用成本法，比如住房有维修成本、折旧。折旧可以按照住房的造价和折旧率计算，这都是技术性比较强的。这又涉及到住房的使用年限，比如使用五十年或者三十年，年限不同，折旧率也不一样。在住房市场不健全的情况下，就采用成本法计算，不是那么充分。实际上也有其他国家用成本法进行计算，这对住房消费有一定的影响。住房消费又可以用成本，又可以用市场价格估算折旧，还可以用建造成本估算折旧，都有区别。我们现在尽可能比较客观地用造价转换成市场价格来计算折旧。住房消费包括几个方面，比如维修费用、水电煤气费用、自有住房。对中国最关键的就是自有住房，它决定了居民住房支出在居民消费中所占比重。如果住房租赁市场特别好，我们会估计的越来越客观。

　　魏尚进：关于这两个问题，有没有其他嘉宾给予评论？

　　白重恩：我用一个稍微不同的方式来回答你的问题。许局长刚才谈到，如果可以把所有的空房子都租出去的话，应该对市场有比较大的影响。你说的卖是一个问题，租和卖有一定的关联性。你刚才说的这些房子，如果是国有企业的领导拿去出租了，再拿出去卖，对房价的影响不是那么大。我想说的是房屋租赁市场还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有一些房子空在那没有出租。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如果我们能够想办法让这个租赁市场变得更加活跃，我认为对房租和房价会有好的影响。

　　王直：我觉得有操作上的困难，空置房这么多，是资源的浪费。因为在中国拥有多套房子没有成本，而在国外都是有成本的。我跟隆部长讨论过，如果征收房地产税，这个提了很多年，一直不能实行，主要问题是如何征收这个税，因为它不是流量。往往是向老实的人征了税。但如果不放心解决这个问题，房价总是不能合理，地方土地财政的问题总是不能解决。西方的房子都是要交房地产税的，你周边的学校、道路等等都是要从这个里面支出的。刚刚查出有21套房子的深圳房管局的人。就是因为没有成本。要下决心、下力量解决这个问题，是有实现的困难，但不能以此为理由而不进行市场化改革。

　　林桂军：今天中午我跟一个印度的记者讨论这个问题，他提到印度的房屋空置率也很高，比中国还厉害。所以大家去研究一下。他跟我解释的是是要解决一种制度，还是要解决具体的问题。他解释的是说如果把富人的房子收回来的，他们特别不愿意，可能会对生产有影响。

　　左学金：我也有一个建议，国家统计局能不能发布主要城市房产空置率的信息。

　　魏尚进：通过今天下午的讨论，我们终于把中国和世界经济结构的难题解决了。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发言，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参与，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