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放新阶段高峰论坛(二)”于2012年10月17日在清华大学举行。上图为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中国开放新阶段高峰论坛(二)”于2012年10月17日在清华大学举行。上图为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微博)。

　　以下为演讲实录：

　　李稻葵：非常高兴来这个论坛跟大家一起讨论。我感觉到大家对建东兄的宏大叙事还没听够，我真想把我的时间留给你。我正在给学院创造剩余价值，我正在教EMBA，让同学们停下来过来参加会议。我们的EMBA项目今年首次进入国际评估。我们都没想到会排到全世界的第四名。

　　下面我想谈一个相对非常沉闷的很小的话题，就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到底有没有改善，改善的机制何在。这是跟我们经济管理学院的博士生徐翔共同做的研究。

　　核心问题，经济结构调整是不是有进展。对于这个问题，文献的回答基本是负面的。不管是媒体，还是学术界和国外同行的评价，都认为中国经济的再平衡根本没有进展，甚至有人认为是开倒车。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想在这篇文章里面用时事讲话，用数据讲话。

　　经济失衡的两个表象，无非是贸易顺差过高、居民消费不足。我们先看看最基本的数字。我们用的统计局的数字，没有用央行的数据，外贸顺差的顶点是8.8%，去年降到了2.53%。经常账户的顺差，最高点是10.13%，降到了去年的2.8%，明显低于4%，这是在当年的G20会议上提出的共同奋斗目标，中国政府没有敢承诺。如果当时承诺的话，现在讲话就不一样了。资本账户的顺差同时下降，实际有效汇率出现明显的升值的趋势。红线表示最近一个时期的趋势。

　　到底外贸顺差从2007年开始逐年下降，平均每年下降1.6%，主要是哪些机制带来的？国民经济的核算上讲无非是两件事情，一个是消费，一个是投资。我们把历年的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比例进行了计算，我们发现平均来看，2008年到2011年，每年下降的1.61%的外贸顺差，其中的0.56%是由消费率的上升带来的，1.05%是由投资比例的上升带来的，这恰恰组成了外贸顺差的下降。

　　下面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居民消费在过去几年到底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这个问题上，答案很简单，我们拿统计局的数字来计算，统计局的数字告诉我们消费率还在下降，每年继续下降，降到了去年的33%。我们非常仔细地跟统计局的领导交流，我们发现恐怕统计局在居民消费的统计上面存在系统性的误差。一是样本的挑选恐怕有一定问题，挑选的3万多家庭，在我们看来可能大部分是中低收入家庭。因为你们要求每个家庭事无巨细，要把自己家庭几年来的每一笔账记下来，每年给别人几百块钱的补助。我们认为中高收入家庭不愿意干这个事情。第二是抽样家庭的记录恐怕也有一定误差。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在消费问题上比较谦虚，不太愿意多报自己的消费。必须要重新构建消费的数字。

　　怎么构建？从社会零售总额出发，加上居民服务类消费，再加上居民自产自用的消费，减去建材，再减去社会集团，包括央企、国企和政府在零售市场的采购额。在我们看来是比较实际的居民消费数据。

　　这张图强调的是蓝线，是我们计算出来的居民实际的消费占GDP比重。我们发现从2007年以后，与官方统计出现了明显的差距，是向上走的。我们又寻找哪些产品出现差距。这些产品并不是建材，并不是基本的耐用消费品，而是最基本的日用消费品，出现了明显的差距。不是复杂产品，而是简单产品。因此，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可能是统计局的统计有系统误差。

　　我们的结论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开始出现明显的上升，平均每年上涨0.5-0.6%。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发现。

　　如果说居民消费上升了，是不是因为社会福利体制的改革完善了呢？是不是新农合推出以后，老百姓更敢消费了呢？我们又进行研究。我们假设新农合覆盖的家庭完全把自己的收入纳入消费了，会有什么影响？仅仅能解释0.13%的消费上涨，几乎是微不足道。我们认为消费的上升不能用社会福利的改善来解释。

　　是不是居民的储蓄率下降？是不是同样一笔钱，居民更愿意消费了呢？有一定的道理。我们发现从样本期间，2008年2011年，消费率确实在上涨，但上涨幅度有限。看这张图的后半部分，仅仅能够解释13%的最终消费的上涨。在我们看来答案很简单，一定是老百姓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出现了明显的上升，一定是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出现了明显的上升。2010年的消费刺激政策的影响，我们也做过计算，影响也是微乎其微，10%以下的影响。

　　到底是哪一部分的居民收入会上涨呢？这张图看得比较清楚。蓝线是劳动收入增长的情况，红线是消费增长率，基本是同步的。劳动收入的上升，居民消费是上涨的。我们怀疑的第一应该是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出现了逆转。这样一个设想对我们一点也不新鲜。我们在2008年出过一篇文章，当时基于国际跨国数据的比较和中国二元经济的分析，我们预测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剩余劳动力将会出现枯竭，即将枯竭的时候，劳动工资将随着城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居民的工资会上涨，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会上涨，一个U型的曲线将会出现。这张图是理论推断，红线是数据分析。08年的文章基于截止到06年的数据，当时我们预计未来三四年之内，中国的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即将出现逆转。

　　我们看下面的数字，劳动收入的确上涨了。从2007年开始，到2009年，的确是上涨了。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停止了下滑，开始上涨。注意这个数字，这个数字在2010年又下降了，我们又返过去追统计数字，发现2010年出现了巨大的统计口径的变化，2010年开始，统计的对象将规模定义提高了，从以前的500万上升到2000万。就是2000万以下的企业不进行调查。以前是500万以上的企业开始调查。一些小规模的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在样本之内。在我们看来这个统计口径的变化完全能够解释2010年的微弱下降。我们正在进行测算，假如统计口径不变的话，这个数字应该是怎样的。

　　在一个非常简单的回归里面，将各个省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以及各个省的劳动份额和其他因素进行比较，最稳定的变量就是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完全能够解释消费的上涨。这是基本的解释。

　　为什么劳动工资在上涨，工资率在上涨，到底发生了什么？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到底剩多少？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论，我们找了很多文献，像社科院的人口所有没有类似的计算，我们没有找到这样的数据，我们只能以外行的身份重新测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我们用的是2004年的蔡昉计算的数据，他认为2004年我们国家有1.5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由此出发，将城市每年的人口和农村人口数字的变化，再按抚养比计算，套算每年进入城市打工人数的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从1.5亿下降到2011年的2600万到4700万之间。我们一年产生的就业在1000万到1100万之间。这样一个数字，再过一两年就会消耗干净，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基本会消失，工资还会上涨，消费还会上升，外贸顺差还会进一步下降。这就是最基本的结论。

　　同时，我们将剩余劳动力的估算放在2008年的模型里面进行实际模拟，模拟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是怎么变化的。上面的线是实际的，下面的两根线是模拟结果，每一根线都对应着剩余劳动力的推算。形状上讲，基本是符合的，是U型的规律。同时，我们也模拟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是怎么演变的，也基本符合实际的曲线。下面是实际的，上面是模拟的结果。

　　我们的研究有三个结论。第一，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结构调整的迹象和趋势。我们是非常精确定义结构调整的，一个是对外经济的再平衡，一个是国内消费的逐步上涨；第二，核心证据是重新计算的，是居民真正的消费量，我们发现它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开始上升；第三，调整的机制，2007年开始的居民消费上涨不能归咎于短期政策的发力，主要还是由于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结束的市场机制，二元经济结构逐步消失，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减少，工资率开始上涨，劳动成本上涨，企业对外竞争力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上涨，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开始出现逆转。这一系列的结果都带来了消费上涨。

　　最后我想再提出一点谨慎的注解。我们的文章并不能说明中国经济消费可以起到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毕竟消费仍然只占GDP的41%，毕竟每年只上涨0.5-0.6%。在我们看来，在未来若干年，我们的消费还不能完全起到稳定增长、拉动增长的作用。所以未来若干年，外部的市场以及国内的比较谨慎的基础性建设的投资方向的作用还不能忽视。媒体朋友们，我们并不是讲消费已经万事大吉了，这个过程是市场的过程，还应该呵护它，还应该保护它。在未来的三到五年的时间内，旧的增长机制逐步退出，包括出口和房地产；而新的增长机制，包括消费，还不能起到拉动作用。因此，未来三到五年的经济增长情况可能还是比较艰巨的，还是异常复杂的。因此，未来三到五年，并不是改革要停顿。相反，必须加快制度方面的改革，让经济增长能够有一个更加强大的制度基础。只有这样，在未来十年的后半部分，中国经济的新的增长点才能真正立起来，中国经济才能步入良性的增长循环。到了那个时候再跟美国朋友们论道的话，我们的口气和地位也许会跟今天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