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主办的“中国经济转型期的战略机遇与政策选择学术研讨会——纪念董辅礽先生诞辰85周年”定于2012年8月4日下午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泰康人寿报告厅举行。新浪财经视频直播本次会议。图为“金融和资本市场发展专题讨论”全景。

　　林义相(微博)：现在开始第三阶段的讨论，首先请巴曙松(微博)先生、曹凤岐(微博)、陈浩武、聂庆平、华生、杨再平(微博)。

　　在今天这个形势下很人多对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准确有自己的判断。有一个观念认为现在的资本市场或者股票市场面临着一个比较危机的状况。同时我们的金融体制，假如我们要居安思危的话，要考虑到也是面临着非常巨大的潜在的风险。在我们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过程之中，我们能不能说金融和资本市场正面临着一个蜕变。所谓的蜕变，到底往哪个方向变？都是大家在认真思考也是我们政治选择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个蜕变可能是深化和发展，也可以是堕落与失败。这个问题在今天可能不是一个纯理论的问题，我想是我们面临着非常现实的问题。今天台上的几位专家好多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是在这方面很资深的有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专家们。接下来先有五分钟的时间陈述一下自己的观点，接下来人均有3分钟左右的讨论。聂庆平先生准备了一个PPT，我们也让有PPT的先讲。聂庆平先生是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他想讲一下迎接价值投资时代的到来，有请问

　　聂庆平：谢谢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我对中国的经济是一个看多派，我写了一本书叫《看多中国》。我第一个看法是中国当前股市处在最好的估值期，A股市场是处在历史的低位。安邦资讯来看，目前中国A股市场动态市盈率是13倍。沪深300A股指数市盈率只有10倍，所以长期来看看多中国是必然的。罗杰斯讲过现在看空中国是大错特错的，无论从经济增长还是贸易来看中国经济还是处在向上的发展期，这是我的一个判断。尤其高储蓄的时代，货币资产如果不配置在优质蓝筹股上面那么就很有可能错过中国资产价格上涨的历史机遇。在泡沫经济时代或者在经济转型时代，资产价格泡沫只有两个，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股市。

　　所以说我们不希望错过这个机会，尤其是中国的投资者，不能像2005年前后没有投资房地产一样，价格再涨起来进行追涨可能时间来不及了。

　　价值投资理念是任何一个新兴市场成功转型的必然趋势。这个经验是有的。日本是有的，韩国是有的，东亚四国经济增长经验也有，唯独现在到了中国。1985年按照哈佛大学的统计总结东亚危机，1955年到1990年整个日本房地产价值增长75倍，股市上涨100倍。也就是说，任何经济增长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

　　有一个朋友前天跟我讲说现在中国银行股的股价低于我们国家在进行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时候，那个外国战略投资者所购买的中国银行的股的价格。那个时候我们都说中国的银行股价格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贱卖了为什么中国人现在不去买，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当前资本市场改革的措施是有利于资本市场长期利好的。第一个就是新股发行制度的改革，这是去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定下来的，进行新股发行的改革。这个制度的改革是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由新兴市场向成熟市场转轨的关键一招。也就是说中心思想是市场化，通过市场决定新股发行的价格，这样就可以理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市盈率不合理的结构。既可以遏制圈钱和造富，让资本市场真正服务于市场体制，也可以真正的增加老百姓的财富收入。

　　第二，目前采取炒新、炒小、炒差的投资风气，加大上市公司的投资者约束是有利于为投资者提供有利的投资回报。如果说自己的话，我们目前正在准备的转流通业务也会即将推出。在一个成熟稳定新兴向上的市场上准流通的推出会对有利于资本市场规范稳定资金，有利于连接货币市场。我相信转融资的规模有利于推进价值理念的成熟，有利于股市的长期向好发展。我就讲这些，谢谢！

　　林义相：我理解下来一个就是价值投资。发言过程中曹老师已经主动请缨了。

　　曹凤岐：理论上我同意你的看法，但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儿。价值投资我们喊了多少年了，不是现在喊的吧，照理说大家都去投资工商银行，但是没有。实际上，我认为当前中国的市盈率已经低于发达市场了，照理是大家应该进股市了，但是现在纷纷离开股市。应该说市盈率最低的时候是大家最赚钱的时候，但是在座的炒股票的有几个赚钱的请举手(没有)，赔钱的请举手(很多)，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两条考虑问题，第一条应该对中国资本市场有信心。这个我也是从来没有动摇的。中国市场肯定会好的。但是还有第二条，要有耐心。为什么呢？要去看中国资本市场和发达资本市场是不同的中国资本市场存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制度性的问题。制度一开始设计就错了，一开始就是为国企融资，为融资者设计的，而不是为投资者设计的。所以大家都是利用这个市场投资、圈钱，不知道给投资者回报。如果说这个市场本质上不是融资市场，是投资市场，投资者拿出钱希望得到回报。但是大家看20多年来中国的股本在市场上得到回报了吗？而那些上市公司拿了多少钱？这些钱都干什么了？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解决中国市场的定位问题。真正转过来是投资者的市场，是有投资者回报的市场，这个市场才能真正成为价值投资的一个市场。

　　所以要进行各项制度建设，从郭树清上来以后应该说做了一系列的改革，说明支持的但是市场不给面子，改一次掉一次。也不能说改革不对，改革是对的。但是应该一步一步来。从发行交易制度改革到分红制度，到退市制度，最近有出现了风险板提示，就是风险提示，所谓的ST股涨1%停板，跌5%停板，市场反应强烈了，交易不公平。所以退市制度和其他制度都是必要的。但是必须考虑让投资者减少损失。中国的炒垃圾股，炒绩差股鸡犬升天这是制度性的问题。现在要退市了及把所有的后果，所有的损失都让投资者来承担，公平吗？合理吗？所以说现在的退市做不了就在这儿。一退市所有老百姓的投资全部成为一张纸了。

　　所以在改革的过程中要考虑它的连续性。要考虑如何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我在微博上讲了，有人说谁让他们炒的就让他们负责，谁让炒的就是政府炒的，谁开的这个市场？政府开的吗？所以出了问题就把责任都推给了投资者。所以目前的问题还谈不上价值投资，要加强制度建设，把制度建设好了，中国的市场就好了！

　　林义相：谢谢曹老师。我看我们这个单元现在两个发言的就已经非常明确了，庆平讲的价值投资大家认为理论上是对的，但是曹老师感觉现实上不是这么回事。理论和现实冲突比较明显。

　　市场这么多的投资人，无论是叫股民也好还是什么也好，他们是非常现实的，他们看的是今天。比如说理论上说价值投资，那我们说你们做的不是价值投资，你们做的是投机，是不应该的，是错误的。比较典型的表现就是对ST公司的炒作。那么我们决策者最近或者有关方面针对市场ST的炒作出台了旨在抑制投机，推动价值投资这个观念的一些措施。我在会前跟华生沟通了一下，他说他愿意就ST的新政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华生：前面我说了，研究刚才曹老师的说法我建议政府立即把股市关了，开就是错的。因为没有一个政府能保证进来以后赚钱，如果你赔钱了政府开股市把我们骗进来了。所以这种话说好说的，但是从这个理由上找政府，那全世界就开不了股市了，逻辑不是这样的。

　　我的一个体会，现在谈改革，跟上个世纪革命一样，当时所有人谈革命，现在人人谈改革。现在问题是到底要不要改革，是如何改的问题？刚才我说了讲批评的时候都是一致的，讲改革的时候都是不一致的问题出在这儿。拿证券市场来讲，刚才两位讲的都有点道理。比如说证监会新一届领导改革到现在，照我来看经济不好是一个方面，最主要是没改对，不是没有改，是没改对。但是反过来怎么样改才对？这种情况包括媒体，包括学术界真正要研究的问题。我就退市制度讲一下，退市制度十几年前我就呼吁了，今天潮流一变，好像退市是唯一的办法。香港垃圾股很多没有出问题，咱们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要搞明白。这次证监会出了一个价值投资打击ST股，这种打击办法不是鼓励价值投资，是鼓励进一步的投机。为什么？关键问题在于要分析它这个制度究竟起什么作用？我们现在一方面打击ST，如果政策这次幸亏说明年执行，如果说下个月就执行，我估计天天跌停，这些股跌到1块钱了。同时还有种种政策，我们昨天刚上市的一个企业，三、四年前停牌的，股市最高点的时候停牌的，它昨天经过重组以后复牌，在有控制的情况下还翻了一倍。大家去买绩优股还是买垃圾股，我看这个就是鼓励大家买垃圾股。

　　所以我说我们中国的投资者原来不爱垃圾，90年代初的时候当时为什么有深发展、长虹(微博)，我们从郑百文的重组开始，把一个一个垃圾重组成黄金，死了多少年的僵尸股变成大牛股。所以你要鼓励价值投资，控制垃圾股的炒作，正确的制度设计是首先从重组政策开始。你现在还在批准垃圾在重组，这时候再打压垃圾股是创造垃圾升空的幅度。从5块钱重组成功了涨10块钱这时候冒多大的风险都会进去。所以我们的经济学界要冷静，都讲改革，要想清楚了这个政策导致的结果是什么，这样我们才能达到目的。

　　我归纳，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证券市场的制度是需要根本性的改革。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改，改的都是鸡毛蒜皮。还有改的动作大的地方正好改错了，所以日子当然难过了。

　　林义相：谢谢华生。我有一个小小的调整，你刚才的发言里说要不要改，肯定要改，重要的怎么改？你说今天有个地方是改了，但是改错了，但是到底怎么改我们好像没听到？

　　华生：比如就垃圾股的问题，怎么改呢？你要看到垃圾股爆炒的根源是壳重组的政策。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改变壳重组的政策，这个改变不是一天的。比如今天开始不要搞那种行政性的控制了，而是宣布过去的壳重组的政策出了问题，因此要取消，给大家一年的时间，一年以后不再受理任何壳重组。这样这一年谁爱去重组谁重组，投资者可以自己选择。过了一年所有的绩差股自然会回归，因为那时候大家都看公司的基本面。现在我们越是垃圾壳子比较小，债务比较轻，重组已经会变成凤凰，投资以后更是投机。

　　所以首先要给一个缮终的政策，给一个过渡期，将来停止所有的壳重组，这样价值自然回归。

　　林义相：接下来我们请陈浩武谈谈对市场的看法。

　　陈浩武：我记得董老师在以前他作为一个学者、作为经济学家对资本市场是非常重视的，我们亲自听他讲了很多关于资本市场的问题。

　　我记得2005年美国一个非常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发表一篇文章说中国会崩溃，这在世界上引起很大的反响，他讲中国会崩溃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中国银行业的坏帐随着改革和政府职能的推进会全面爆发，由金融危机引起整个国家经济的崩溃。但是时间证明这个人的预计是不对的。并没有像他说的中国崩溃的情况，为什么？其实是中国的资本市场拯救了中国的金融业。

　　大家知道30年，1949到1979年，这30年我们搞计划经济，搞冰工厂，大三线这些，累计了很多坏帐，所有的产业风险都汇集成银行风险。但是银行的单为什么后来又没有问题了呢？我们的资本发生了变化呢？是资本市场把市场救了，如果没有资本市场会出现非常危机的状态。但是谁救了中国的资本市场呢？是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千千万万的中国的股民。是股民把市场救了。而这个市场存在的最大受益者只有一个人，就是中国证监会。中国证监会从最开始的时候一个副部级单位，在方庄那个地方，到今天成为一个正部级单位，下面有若干个副部级单位，有大量的正厅副厅一大排他们是真正的受益者。真正为市场买单的就是中国最老实、纯朴的中国股民。他们说中国为什么跳水都能得冠军呢，因为都是中国股民。所以刚才庆平还在这儿讲，我说两个字“忽悠”。他在忽悠价值投资，哪有什么价值投资。但是今天华生的两次发言，一直在追问一个问题，我觉得他的严谨学者思维的逻辑值得我们学习，他一直说你说怎么改？我们现在批判的时候大家都喝彩，但是不能说批判完了就回家睡觉，这不行。但是怎么改？我说资本市场的问题不是在资本市场改革中能解决的。这就是我的观点。

　　王教授前面讲的言论我很赞成。资本市场的问题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汇集，中国的经济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中国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汇集。如果只把资本市场的问题全部压给郭树清他能解决这个问题吗？银行股跌到今天这个样子，为什么没有人买。民生银行的行长说我们赚钱赚的不好意思跟大家说了，但是股价为什么不上升呢。很简单，我们金融风险和政府平台投资紧紧连在一起。银行最大的风险就在于假如政府投资平台出现问题，我们银行的股价会一落千丈。所以大家都不去买银行股。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武汉市这样一个大城市一年的财政收入1800亿，养30万公务员。剩下多少钱去去投资？400亿还不到。但是武汉市一年投资4000亿。所以通过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来银行股的风险是在什么地方。刚才主持人提醒我的时间过了，谢谢大家！

　　林义相：谢谢，陈浩武说了几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我先表个态关于证监会获不获利我不评论。但是我很赞成你说的美国经济学犯了错，因为他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他用的是行而胜学的观念。根据你的发言我概括一下，我们发展的动态关键是什么呢？我们改革好像是有问题的，但是银行问题是资本市场解决了，再动态一下，是股民解决资本市场的问题。

　　陈浩武：中国股民为中国前30年的市场成本买单。

　　林义相：资本市场上到底是理论上是对的，还是股民你把他说成群盟说成真正的英雄也行。企业问题可能是企业制度的问题，企业制度的问题可能是金融制度的问题，经济制度再外面的问题可能是政治的问题。所以我特别赞成经济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是政治改革，因为涉及到利益。如果我们把利益撇出来，可能涉及到权力体制的改革。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资本市场和金融，资本市场谈的比较多了，接下来谈更泛一点，更广一点的话题，有杨再平，杨先生讨论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关系。

　　杨再平：我先回应一下浩武说到银行的两点。你说到的银行两点我都不太赞同，一个说股民救了银行，我觉得这点夸大其词了。中国的银行确实曾经基础上破产但不是股民救的，应该说中国的老百姓通过财政救了中国银行业。确实不是股民救的银行业。因为我们的国有银行都是最近几年才上市的。

　　第二点你说银行股低是因为股民看出银行的风险，我也不赞成，股民没有那么理性。银行股跌是银行盘太大，实事求是的说。而且地方融资平台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没有那么严重。我们现在124万亿的资产，地方融资平台就算10万亿都拿不回来也没有那么严重，所以我觉得不要高估股民的理性。这两点，我认为是实事求是的回应。

　　关于银行和资本市场，应该从世界上两种金融体系说起。一个是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解决资本市场为主的，这是英、美、法比较倾向资本市场。一种是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中国的金融体系是极端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资产我们银行占了90%以上，社会融资，银行在85%左右，这种情况是要改变的。我们说两句话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或者说显著增加直接融资的比例但是短期内还不太可能，我们要改变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短期内，可以在极端方面稍微削弱一点，但是银行主导很难改变。但是即使是我们以后要发展直接融资，发展资本市场，好像银行要成为21世纪的恐龙，也不可能。资本市场发展银行也是可以有作为的比如资产证券化、托管等等。

　　第二，可能这次危机以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法案，1933年格拉斯的斯迪格尔，搞了60年，99年11月10号克林顿政府，把那个地方搞混业经营，那么短的时间觉得混业经营不行了，现在叫多德法案，又要搞分业经营。

　　我的观点是，第一不可能回到99年以前的那种状况。即使有也不可能回到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应该是否定又否定的。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关系可以说是剪不断理还乱。

　　第二点，不能因为这次出现了危机或者说银行跟资本市场这种关系或者混业经营出现了问题就因噎废食。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关系，没有资本市场的银行，没有银行的资本市场都是不可能的。可以说资本市场离不开银行，银行里不开资本市场。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银行124万亿的资产，中间真正的各项信贷资产贷款余额也就60多万亿，剩下的相当部分是跟资本市场相离弃的。银行存款80多万亿，现在是资本市场，尤其是理财是存款的替代。银行和资本市场隔离不开。

　　最后一个归纳性的观点我们今天纪念董老师，他们那一代经济学家，研究经济问题，这种社会福利的视角，我们要回归到社会福利的这种视角来看资本市场。我们搞市场经济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呢？我想看不见的手是说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但是最后达到每个人意想不到的结果解决社会福利的增加。这是有条件的，首先是公平交易，充分竞争。我要拿到一个东西，我要给你一个东西，简单的说市场就是这样，而且竞争性的得到这个东西。回归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是跨时空的交易，有利于结构调整等等，但是有一条不能把资本市场当成机构和个人去冒险的平台。如果都把它当成这样一种投机，资本市场根本不可能。

　　林义相：虽然我们不知道是谁害的银行需要全国老百姓去救，但是毕竟我们全国老百姓救了我们的银行。根据你的思路，我们在一个波浪式的前进，什么时候回到老百姓需要再次去救银行的时候呢？虽然大家知道银行赚很多钱，但是银行一直需要很多钱。现在感觉银行的资本和银行的资产之间是水和面的问题，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经济中存在着这样的一个细胞，这个细胞有非常强的生命力，从整个机体里没完没了的吸取很多资源，自己不断的发展，挤压任何细胞的生存空间，这种细胞我想就是“癌细胞”，这种情况下这种机体需要什么反应，这是需要大家思考的问题。

　　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

　　下面有请曙松。

　　巴曙松：我觉得时间不够跟林义相点评过多有关。最后四分钟总要说一个问题，因为事先准备了。8月5号的预算法征求意见就截至，就是明天。各方反应这么平静很意外，其中有很多大量值得研究的题目。我收集的时候发现了很多有意的判断供大家参考。其中就是关于国库这个法里用代理还是经理？这两个部委之间展开了非常激烈的争论。一个部委要求改会代理，由他来主导整个过程，另外一个是维持原来的经理，所以梳理下来之后我发现很惊讶的找了很多数字给大家汇报一下。

　　因为经理国库，就是事中监控，对于不合理的支出可以拒绝，这么多年大概拒绝了4000多亿左右。结果梳理下来国库的经理缺陷都很大。就是国库经理之外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财政专库，这个财政专库是在国库监督范围之外的。有多少呢？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财政专库大概在18万户，专库沉淀资金3万亿元，跟国库余额相同，这些财政专库基本开设在商业银行，人民银行根本监督不了。所以人民银行想挽留的监督权也是残缺的。所以小鲁同志讲的加强监督、透明，我在整理这些资料的时候感觉确实这个地方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在部委的博弈之中，财政部门通过化功大法基本也使监督很难实施2011年之后国库实行集中改革，先支付、先由财政部发指令付给相关的机构，最后由央行汇总，这个流程下根本没办法进行逐笔监控。所以他所要挽留的经理权限，制度上是虚制的，范围上是只有一半的。

　　所以我想这个争论也引起我很多思考。思考的第一，我们现在改革已经到了政府主管部门为了自己的利益，精致的利用各种细致的条款，为了自己的利益进行争论，而且越来越专业化。我们怎么制衡认为自己什么都能做的这么一个庞大的机构。而且他们人员也很专业化，公众觉得很复杂，不参与，实际上跟公众的利益密切相关。明天就截至征求意见了，讨论国库经理代理之争只是一个由头，背后强化了财政收支的透明度，和再谈严重一点，改革越来越专业化之后。我们怎么把这些专家引入到过程中，使他能够真正专业化的发挥作用，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改革。

　　林义相：谢谢曙松。我的理解是主持人会议主办方在这一节里的代理人。代理人往往会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因此主持人多说了几句也不要觉得奇怪。

　　同时，会议的主办方给我的时间到6点为止，但是陈浩武说可以讲到6点10分，我还是想多讲几分钟。我接受曙松的批评，我再多做点评。最后一轮你们六个人每个人用一分钟最想说的话是什么？

　　陈浩武：我们现在最需要学习的是董辅礽老师的学者的勇敢，当今社会我们改革已经不是经济本身的问题了。现在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层面、社会层面的问题。现在我们需要向董老师当年提出的所有的问题，在1978年提出的问题的那种勇气，我们的学者需要这种勇气。

　　曹凤岐：我有两个亲身的体会，一个是起草证券法的时候，证券法是专家立法，预算法是部门立法，部门立法肯定有部门之争这就是中国最大的问题。《证券法》是92年委托人大财经委组织起草小组，我们是参与者起草的，94年的时候已经提交到人大法工委，结果人大法工委自己写了一个稿子，这个时候是董辅礽站出来了。法工委那个稿子纯计划的，是一个限制证券市场发展的稿子。所以董辅礽那时候作为财经委的副主任站出来把那个稿子否定了，说还是要利用我们的稿子，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勇气。

　　第二，我在98年的时候出了一本书就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规范的国际化。我邀请董先生给我做一个序，董先生非常忙，但是他也给我写了，他序的最后是从北京到郑州的飞机上的，你们看这篇序，我在董辅礽逝世五周年的时候谈到了，中国资本市场怎么发展怎么规范谈的非常多。这点我们应该纪念董辅礽先生，他已经给我们指出路了。但是我们把资本市场搞成这样，对不住董先生。

　　再澄清一下，并不是说国家并不应该开证券市场，本人是最早提出来发展证券市场的，包括创业法。关键问题是中国证券市场如何发展，如何改革，制度并没有解决，最大的问题没有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所以改革就是如何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美国设了一个保护者委员会，所以说把股民的利益把投资者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是我们改革最重要的一点。

　　华生：证监会刚成立了投资者保护局。我就讲一点，因为今天好几个人都讲到了把经济问题归结到政治问题上，我个人非常赞成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时机的成熟和到来，确确实实作为经济学家，把经济领域问题能够提出针对性的意见来，能够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今天能有这样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是因为我们喊出来的，是因为中国社会这30年来的变化。我个人不赞成经济学家把自己该回答的问题没回答的时候把它全部归到政治上去，我觉得我们自己可以作为的空间还很大，否则我们就该退休了。

　　聂庆平：我还说一句，我真不是忽悠，你们看空中国的银行股我认为没有理由。美国金融体系出问题，给大家一个数据，是美国所有商业银行加上评级公司参与了CDS、CDO的交易。2008年数值是25万亿美元，580万亿美元的窟窿，美国金融体系能好吗？你们不能看好美国的金融股。但是我们中国银行体系的金融股，外国叫引自银行资产的比例，中国引自资产的比例不到1倍，所以没有理由看空中国的银行股。

　　杨再平：我觉得董老师那一代经济学家值得我们钦佩，他们站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我们研究资本市场也应该这样，一定要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出发。

　　第二，资本市场的参与各方包括政府，当然也包括银行，都不能把它当作谋取不当利益的工具。当然也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冒险点。如果只是谋求不正当的利益的话，那么资本市场必然会发展不起来。银行也是这样，银行要跟资本市场形成良性的互动，只有为自己的客户，为社会谋取最大的福利的情况下来谋取自己的利润，这样的资本市场，这样的市场才是可能持续的，才是稳健的。谢谢！

　　巴曙松：董老师我昨天和今天在看他以前写的文章，当时在整个市场容量和经济影响力很小的时候，他表现出的对市场经济规律极大的尊重。现在我们的市场规模已经这么大，经济总量这么大，但是我们往往表现出极端的自负，认为我比市场强很多，我能决定这只股票最多涨1%，最多跌5%，这种极端的自负加上今年能够支配的资源更多，所以缺乏对市场规律的尊重和敬畏，这样给那个时候带来的冲击可能更大。所以我觉得现在要重新思考一下，究竟我们是不是真的理解了市场经济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自己所应该做的事情，定位和功能。

　　林义相：谢谢！今天地三单元的讨论到此结束。特别感谢刘老师，感谢在座的各位专家耐心听了我们这节的讨论！谢谢！感谢各位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