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要考虑到如果他作为一个独立人，这个保险制度，就要考虑到他和他的相关的制度的衔接问题，什么衔接呢？可能很多农民工在城市干了一段时间，回到农村了，这样的话，他现有的城市当中给他建立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和他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怎么把它衔接起来？另外，他有可能以后就转入城市正式的职工，或者城市居民，就和城市的社会保障怎么衔接起来？当然这里有很多制度上的设计问题，但是我想这应该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选择。

　　最后，我们在保障水平上，尽可能能够缩小农民工和城市职工保障水平的差别，因为现在的保障水平差别是非常大的，应该缩小这个差距。缩小这个差距很重要的，可能政府要适当的给予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能够提供更多的补贴或其他的一些政府贡献在里头。

　　最后一个，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因为我前面提到，很多农民工实际上没有享受到住房公积金，并不意味着说，这个住房公积金应该覆盖农民工，不是这个意思？我认为住房公积金应该改革，城镇当中的住房公积金，已经没有起到一个缩小收入差距的这样一个作用，实际上它在扩大收入差距？为什么？它是根据你的工资比例，企业或者用人单位给你缴纳一定的公积金。所以应该是改变这样一种制度，很多人实际上，特别是高收入人群，实际上他不需要这样的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应该把它聚焦在一些特别需要住房的这样一类人群上。另外对于农民工来说，更重要的，要给他提供一个所谓的保障房，特别是公租房，这是非常重要的。大概就这么多，谢谢大家！

　　埃森布莱特：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高兴能够被再次邀请到中国高层发展论坛的经济峰会，这是我第七次来参加这个论坛了，来参与这样一个重要话题的讨论。

　　首先，我想衷心地感谢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并认可你们的辛勤工作，组织了这样的一场盛会，并且让各界人士齐聚一堂。我会以一个比较宏观的方式来做演讲，可能和弗朗索瓦·布吉尼翁，和李实先生的讲法不一样，这更多的是一个政治性的介绍。

　　今天我们听到了一些不同的观点，还有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些影响，这方面的一些分析，还有如何去改变全球的经济和政治秩序这样的一些看法。在这个过程当中，全球社会正在寻求一个新的框架，来应对新出现的挑战。

　　最近几年，政治方面的不和谐，它更多的似乎转向了希望政府扮演更大的角色，推动经济的发展。主流的观点更多的是关注小政府，然后避免过度监管，对于单个风险的市场化的分散等等。但是全球的经济危机带来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让人们的观点发生了转变。今天很明显的一点是，现在我们面临的不是一个衰退的问题，而是一个现有的资本主义体系的这样一个危机的问题。

　　当然了，这不仅仅是一个左派的观点，德国的一些保守的媒体，也在写这样的一些文章，朝这个方向去暗示，他是一个系统性的这样一个危机，因为主流的这种经济模型，或者说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不能够产生一个可持续的，包括是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第二，我们看到了美国出现了占领华尔街这样一系列的抗议活动，这样让我们感到了整个危机的社会代价和社会不和谐它的成本是什么。我们在这样一个资本主义体系最大的一次危机当中，希望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用一句话来说，我们希望有一个新的社会市场体系的出现。

　　德国作为一个主要的出口国，实际上也受到了危机的重大的打击，我们的出口行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失。可以看到，我们每个月出口的下滑，实际上是比其他任何七国集团国家的损失要大。尽管德国在出口方面有很强的敞口，但是仍然取得了比较好的经济的表现。

　　我想真正的答案来自于德国的机制方面的优势，尤其是经济和方面这种双重机制的优势，包括社会市场体系的这样一个建立，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模型，它同时还保证人们共同去分担这样的一个社会影响或社会后果这样的一个机制。我们有国际方面的一些研究，发现德国这样的一个福利体系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稳定剂的作用和缓冲的作用，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社会性的生态市场体系方面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

　　还有比较灵活的劳工制度，同时还减少工作时间这样一些制度，实际上在危机到来之后，也不需要再多的调整，这样一个自动调整的机制，让整个情况得以更多的稳定下来。和其他国家相比，波动性也不是特别大，哪怕是在现在欧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之下，德国仍然机遇表现比较卓越，经济仍然在繁荣增长，在社会经济体系之上，德国在2011年实现了3%的经济增长。在我之前的一个论坛上所做的演讲，那个时候有一位教授和我一起在开幕式的演讲中，我谈到了这样的社会基本体系的框架，因此我不会太多介绍这个框架的细节，这边我只想提醒各位注意，它和欧洲大陆和英美模式的不同，两方都是基于私有产权和社会规则。但是社会市场体系更多的是关于共识的建立，后者更多是基于个人慈善的问题。所以这些关键的原则，它可能可以了解德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尤其是为未来提供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图。

　　这样一个模式，才可以帮助我们去克服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第一，社会和市场体系，主要是基于社会团结的原则，一个社会所有的成员，他应当能够保证对于那些弱势群体，要提供更好的，更公平的机会，实现共同的生活水准这样的一个提高，包括在疾病、失业、残疾方面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让那些弱势群体能够保证他们个人的尊严这样的一个社会水准。这样的一个准则，实际上在我们的社会法和相关的监管条例当中，都已经有所体现了。

　　第二，就是在公平机会的给予方面，相关的国家应当保证一个人不同的经济和社会背景，都能够获得平等的机会，这样可以获得那些可以付得起的个人发展的一些机会。哪怕对于那些社会底层的人来说，他们也能够符合可以享受社会福利的一个群体，教育体系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有这样的一个社会生态的市场体系，整个市场和劳动力的成本，通过社会合作伙伴关系，得到了一体化，这样可以实现一个动态的平衡，不管是企业界、民间、团体，还有劳动力本身，都对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进行相关的讨论和制定。在实施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进行不断的调整，然后在需要的时候，去避免社会不稳定情况的出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在这样一个社会市场经济的条件之下，效率的提高并不是唯一的目标，在这个过程当中，还需要进行人类整体的福祉的改善，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通过收入再分配，实现更好的社会福利的覆盖。

　　另外，要有社会契约，来使那些弱势的家庭和群体，能够被纳入进来，才能达到社会的公允。林外，还要有一个统一的全局性的福利系统，福利体系。刚才讲到这个福利体系，我们曾经讲过，家庭的福利体系，应该进行怎样的融资？是否现在的这个模式是可持续的，是否可以延续到未来？我想在这块有一些机构方面的安排，包括劳动力市场的一些做法，可能会影响人们创业的积极性。长期的一些趋势对于社会保障体系也是有一定的压力，我想养老对于德国经济来说，将会是一个非常大的负累。

　　由于时间关系，我想请大家参阅我的文字稿，我们也推迟了退休年龄，从65岁到70岁，就是2009年到2010年的政策，这样一个政策也是遭到了公众的比较强烈的反对，但是这个反对的程度，从欧洲其他的成员国受到的对抗来说，我们应该是弱得多。实际上刚才讲到的社会和生态市场经济，它是一个动态的模式，这样的一个平衡，必须要在市场规则，以及人们作为社会动物的这样一个身份中找到平衡，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动态的模式，复杂的模式。

　　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要证明在经济下行，在遇到经济长期挑战的时候，能够来使人们继续对这个体系有一个信心，而不是对这个体系进行猜疑。最近德国也是做了一个民意调查，有超过一半的德国人，还认为在我们东西德统一之后，2008年对这个体系的满意程度也是下跌了八个百分点，现在又重新有所回升。即使我们遇到经济困难，这个数据还是在不断的增加。所以这个经济危机怎么来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怎么来实现可持续的复苏，这是我们经济重新调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大家也可以说中国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和考虑，我们资本主义的弱化，更加公允的这样一个系统，减少社会人员流动的这样一个系统，我想是对中国有利的。在中国方面，由温总理带领的这样的一些人，正在做这方面的一个设计。上周，我们也是开了两会，对福利体系的升级改造，也是提出了一些意见，我想出台的一些政策，对于营造一个更加高教育水平，更加公允的社会福利体系，是非常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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