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中国投资年会”于2012年1月6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2012中国投资年会”于2012年1月6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

　　以下为演讲实录：

　　贾康：谢谢主持人，大家好！

　　我想还是先从宏观的角度谈一谈资本金的看法，然后再落到财税政策方面。我们讨论财税首先还是要从宏观的角度认识一个大的发展趋势和框架，因为财税显然是为人民服务的。我有这样几个基本的观点，先给大家勾画一下。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落幕之后，我们这一年度宏观政策的基调、方向和主要任务已经有所表述，所以稳中求进怎么去解读？作为研究者，我认为主要是面对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我们需要稳住阵脚的同时，做好更加全面的抉择。如果把去年和今年的宏观指标做一个衔接的话，其实首先应该肯定，刚刚过去的这一年，我们从宏观层面来看，主要的指标是相当高的，我们的权威数据虽然还要等待统计局做发布，但是已经八九不离十。公布出去的底是9.1、9.2还是9.3，再前一个年度的增长速度相比，经过四个季度柔性的回调，达到现在的局面。第四季度增长速度应该在8%左右，而今年如果回到年度的要求来说，很可能要提到8%或者是7.5%。因为整个我们“十二五”期间所要求的只要达到7%就可以完成规划的目标了。

　　这是相对比较满意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从中国经济运行现在表现的基本特征来看，没有所谓硬着陆的特征。我们的就业从现在得到的信息来看也相当令人满意，在CPI方面，我们也知道上一年度前面半年多一点的时间曾经比较紧张，有的月份已经高度紧张。但是在9、10月份走下来，CPI不仅是启稳，而且已经明显回落。今年开局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在物价方面没有非常明显的压力。所有这些情况合在一起，其实有一个判断，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稳中求进，并不是在运行的实际情况上已经出现了跟微调控意图的明显偏差。主要是往前看，我们希望能够把所谓适当的调低增长速度，这种又好又快的组合继续延续下去。

　　如果说稳中求进这个表述在200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风暴对我们施加压力的情况下，曾经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文件当中表述出来，13年之后这次的表述，我的解读就是，它和那个时候具体的含义还是有区别的。我们那个时候并没有对付通缩的经验，我们需要在稳住阵脚的情况下，在政策框架的设计和磨合方面有一个发展过程。而现在我们有比较充分的对付通胀、通缩两方面的宏观调控经验，我们现在主要是在密切关注外部世界的巨大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种阵脚一旦表现为向某个不必要的方向转变，我们就应该相应的采取措施。

　　我们还有一个判断，现在所谓外部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前面刘世锦主任所说到的判断是吻合的，日本方面的指标有它的特色，现在也没有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日本可以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其实主要的不确定性就是集中在欧元区。从决策到管理部门，到企业界，到观察者，普遍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焦虑，甚至是忧心忡忡的心态，主要焦虑的源头主要是来自这种欧元区，到底历史命运如何，现在很难做一个稍微清晰一点的预测。

　　所有对于欧元区的预测，我个人如果带一点直率特色的评价就是，都带有算命的性质。最乐观地说，欧元区一定会继续发展，最悲观地说，欧元区天命休矣。我们看到很有分量的经济学家说，我们现在私下只是在讨论欧元解体之后，怎么样尽可能的减少它对于世界经济的不良影响等等。还有一种比较典型的意见是说，欧元崩溃与否，在概率上是50：50。给了我们一个明显的警醒，就是欧元崩溃的可能性至少要占一半。在量的预测方面，其实没有任何意义。没有对欧元区的意义做出一个称得上预测的意见，我们只能归结为所谓的不确定性。

　　到目前为止，这样的预测使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无法充分相信任何一个带有一定取向性的预测。所以还是要归结到，人类社会在他的发展过程中间，在欧洲实现了以货币联盟为特征的共同体之后，能不能形成一个有支撑力的财政联盟？这个历史考验我们只能根据观察。所以中国在自己的全面开放和对外依存度的基本格局之下，高外贸依存度的制约条件下，我们必须充分的重视外部世界怎么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是拉着我们动的。我们虽然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自己经济总量占整个世界经济总量也只是8%左右。而发达国家经济体它们之间的联动效应非常明显，欧元区的美国和日本，一旦欧元区的情况明朗化，如果真的出现了所谓二次探底式的演变，很明显的我们受到的外部冲击就是人家拉着我们往低走，我们不可能拉着人家往景气好和高的方向走，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所以再往下，面对这种复杂多变、阶段性很明显的特征，我们适度预调很重要。我个人的解读，货币政策11月的动作至少要放在预调的概念上来理解。至于说是不是拉开了所谓整个货币政策走向宽松的序幕，还要看下面一个阶段世界大势到底怎么演变。但是我们自己更要强调预调概念之下必要的定向宽松。

　　我觉得在中国的宏观调控方面显然存在着某种临界点的问题，去年上半年，中央抽紧银根，有的报道说珠三角出现了明显的倒闭潮，这种说法言过其实了。而且底下有一种评论，对于企业来说，如果感觉更紧张一些，但不是倒闭潮的数量级的问题的话，未必是坏事。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为我们所追求的企业在竞争中间怎么样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升级换代的一个必要的环境压力。但是凡事要有度，到了去年下半年，显然在某些区域，银根抽紧以后调控力度已经超过了企业相对普遍而言能承受的临界点，最典型的不良的表现就是温州成规模的企业几十家出现所谓倒闭潮，这次是真的有这样的现实压力。几十家比较成规模的当地大企业在全国来看至少是中型以上的企业，他们的掌门人和老板，以所谓的“跑路”的方式摆脱他们资金链的压力。我们不得已必须要做应急灭火的处置，有关部门在做现场调研的同时，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指导了这种应急事件的处理，平息事态。当地的政府媒体披露说以领导们打过越洋电话让他们回来，重新生产经营，在资金链断裂以后想方设法接续起来，政策给了一个定向宽松。而在这个临界点突破之后，我们看到就是所谓经济问题的政治化。在这个宏观调控中间，中国的种种现实矛盾制约、矛盾突显的综合考虑之下，我们必须更加审慎地把握这种临界点的问题。

　　在温州事情出来之后，我个人认为应该总结这样几点必要的认识。实体经济升级换代在长三角、珠三角过去增长的区域已经势在必行，温州的金融方面的问题，要追溯到为什么实体经济不能升级换代。有了资金以后以炒房团的方式运作，而一旦外部压力到来，这个高利贷的副作用杀伤力就明显体现出来。实体经济只有在升级换代的过程中间，首先解决自己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才能够符合现在所说的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的要求。金融多样化的综合配套改革势在必行，应该通过这种改革，使温州这样的地方，长三角、珠三角这样的地方，常规金融往往不起太大的作用的地带，和我们发展的多种金融形势的中地带，实现对于实体经济层面可持续的支撑。而把原来已经成为一统天下，或者是至少起主导作用的高利贷挤出去，至少要把它边缘化，这样才是我们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一种应用的状态。这种状态的实现需要有综合的配套金融改革。显然在我们国家讨论支持长期发展的融资机制问题无法回避政策性融资，支持小微企业，支持三农，支持小规模企业的创新活动，无法想像只靠常规的商业性金融就可以持续的给予支持，必须有政策性的融资机制加入进来，和商业性的机制形成合力，才可能把温州这样地方的中小企业可持续作为自己的支持对象的事情做实做好。

　　把这些东西做一个简单的勾画以后就要说说财税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中央明确表述的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而且我们要做预调的情况下，财政政策方面，首先在支出方面要继续有所作为，而支出的基本脉络其实是相当清楚的。就是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统筹协调。我们现在面对的困难里面，受到特别重点支持的对象显然包括新农村建设，三农方面的一些必要的支持。也包括小微企业，他们怎么样在复杂环境之下继续生存和发挥他们应有的功能，定向宽松的财税配套支持，以及对于和民生密切相关的一些重大事项，改善民生的保障房建设。今年必须达到的教育方面的政府投入占GDP4%目标方面的财力支持，新医改必须要推进方面的必要资金支持等等都要作为突出的重点。

　　在支出方面，加大投资力度的同时还要努力追求机制转变创新，像保障房建设这样的事情，肯定不能政府大包大揽，必须找到有效的四两拨千斤的机制，拉动社会资金一起形成合力，支持廉租房和公租房建设。这样一些支出方面的要点，还必须配合收入方面，税费改革进一步全面的优化和相关机制创新的深化。在这个方面一个必须提到的重要的主题词就是结构性减税，我们看到中央的文件在这里面做重点的表述，但是实际上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

　　前面若干年我们已经看到，从企业所得税，外资企业的并轨，官方叫做两法合一，通过立法把所有的企业所得税规范到一套规则上来，这样的改革开始，有增值税的转型，现在又进一步走到扩围。对于小企业优惠政策一步步的推开，在个人所得税方面我们看到，整个工薪收入阶层比重由28%收缩到现在不到7%的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当中，都体现了所谓结构性的减税。在2012年我们在结构性减税方面应该有什么样主要的事项？首先在进口环节，已经公布有600多个品目要降低关税在已经推出的对于小微企业的税收方面，要形成实施细则做好，做到位，小微企业已经明确地说，从原来所谓增值税、营业税5千元的情况提高到2万，实际上对于小微企业给予优惠的覆盖面相当宽广。相关的工作还要进一步做好。我们注意到，在走创新型国家道路的到乡下，企业怎么样进行更有效的支持？原来有些原则，企业的研发投入，在企业财务信息上，可以有依据的进行说明的话，应该得到企业所得税的抵免优惠，这些事情更多的是需要在实际操作方面，形成每一个企业所在的地方辖区的实施细则，使企业看到这样一个政策导向的同时，经过努力增长研发投入，实施创新、技术改造等等就能够实实在在的得到优惠待遇。

　　我们还要看到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减税的事项就是上海1月1日开始启动的增值税替代营业税扩围改革，这个改革解决的是机制转换的问题，过去在建筑安装、交通运输和第三产业这些市场主体那里，他们被营业税覆盖的情况下，实际上是受到了所谓重复征税的制约。他们倾向于避免这个重复征税因素就要小而全、大而全的来掌握自己的企业结构。有潜力、有能力做专业化细分的就放不开手脚，而现在这样一个新的机制就是想使这种有潜力、有能力做专业化细分的企业，在这方面无所顾忌的来实现自己的潜力发挥和升级换代。它的直接效应就会使这个服务业、建筑安装、交通运输等等企业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间通过竞争，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使那些在专业化细分方面可以走在前面的企业做大做强，而把落后、过剩的产能淘汰。这样会带来提振消费的作用，提振消费是我们金融危机之后成为扩大内需的长期方针，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在上海这样的金融中心、物流中心、现代服务业中心启动有符合逻辑的渐进性改革路径依赖之下的特点，但是我深信，这个改革在认识方面比较容易取得方方面面的认同和共识。现在已经听到一些信息，其他的地区有非常积极的态度，希望能够跟进，我们作为研究者，也很看中这样一个总体态势，在同一市场里面，上海这样的新兴城市应该争取在取得一定经验之后，扩大增值税扩围改革的覆盖面，最后毫无疑问要走到覆盖整个统一市场。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税制改革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比较直率地说，除了大家爱听的结构性减税这个主题词之外，其实还有不可避免的结构性的增税的税制改革的任务。资源税改革是势在必行的，现在已经有了CPI启稳回落的有利的时间窗口，应该在原油天然气的资源税改革，从新疆推到全国之后，形成可行的方案，下决心把这个资源税的品种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它扩大的正面效益就是通过这种依法的经济杠杆，长期可持续的促进节能降耗，使初级产品、能源产品应有的稀缺性更好地表现出来。使他们的价格形成机制加入一个规范化的税收因子，在产业中游和下游千千万万的厂家，在新的金融压力和机制的影响之下，就会发自内心地来形成一种动力，努力地节能降耗，开发那些有利于节能讲好的工艺技术和产品，结果就是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发展方式转变里面可持续的因素。

　　政府要做的事情其实也相对简单，就是在资源税改革的力度上使大多数企业经过发展就会成功。那个时候政府要做的就是适时适度的提高低保标准，我们现在已经把低保覆盖到了城镇和乡村，全面覆盖的低保，提高了标准之后就是要使最低收入阶层在物价有所上扬的情况下调整自己的消费习惯、消费模式，走向低碳化生活。比如说水更贵了，电更贵了，低保解决了低端生活水平下降之后，其他生活层面就是要注意到，尽可能的节水节电。综合的结果，就是在走向我们的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这样的增税在转变发展过程当中是题中应有之义。虽然说起来企业界和社会上很多人听到“增税”这个字眼，天然地就产生一种厌恶甚至是愤怒，但是我们需要更加理性地看待这种相关的税制改革问题，不能回避必要的在我们走出去的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结构性增税的改革目标。也包括很多不同的意见，还有已经先行先试的房产税的改革。

　　接下来我回应几个大家提出来的问题，“国家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的提高，消费者收入增长慢，您认为有可能把政府收入的增长降下来吗？”我认为在不规范的收费方面还应该做工作降下来，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清理整顿的明显进步，做得是不是到位，各个地方还是有明显的差别，凡是有把这个事情做到位的空间我们还是要利用起来。

　　“还有一个问题是增值税有可能降低吗？”，94年的时候占到整个税收的一半左右，现在也要占到接近40%。从长远来说，最好能够把增值税要替代营业税这种流转税，在整个公共财政收入当中的份额进一步降低。它降低的好处就是来降低中国现在消费大众的收受痛苦。其实前面说到的GDP比重当中达到40%这个说法是没有数据支撑的，有关的业务部门做了大量的实际数据的考证之后，得到的结论就是我们全口径的政府收入做了统计之后，应该是在30%多一些，前两年是31%多一些，现在可能升到32%或者是33%。这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因为中国如果按照这个，无论是33%也好，是35%也好，甚至是40%也好。跟国际上做比较，这个宏观税赋都不是特别的过分，发达国家是35%或者高一点，我们现在是不到35%。实质的问题就是，中国现在没有像样一点的直接税，中国税收的大头是间接税，就是消费的主要群体他们不得不承担税赋，随着透明度的提高，他们说馒头里面有税，其实消费品里面或多或少都有税，这样的情况就激起了他们的愤怒，进一步彰显了所谓大众的税收痛苦。

　　我们如果走向现代国家现代税制，应当是降低这种间接税的比重，而适当的提高直接税的比重。我们现在“十二五”在直接税方面真正可做的，我认为就要抓住建立不动产保有环节的直接税改革事项不放，其他的很多事项可以研究，可以讨论，在“十二五”期间操作的意义都不明显。要把中国直接税的比重提高，而间接税的比重逐渐降低，这样的过程将是相当复杂和漫长的过程。但是方向是必须讨论的，内在的逻辑是需要认清的，所以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回到增值税，它的降低的过程如果从短期来看，它替代营业税会使它不降反升，但是把增值税和营业税合到一起来算，流转税的比重在结构性减税和其他因素的作用之下，在直接税慢慢培养起来替代它的情况下，应该是逐渐降低的。

　　下面一个问题是，“今年年底财政部门在各家银行有许多存款财政赢余，您认为在2012年如何交给百姓，惠及民生？”，这是资本市场杂志的一位赵先生提出的。我所了解的，财政的银行存款是国库现金的库底资金，这个变化在中国是比较剧烈的，有时候很高，有时候迅速就出去的，这不是问题的实质。这个钱不是简单拿过来就能分掉的，这个钱只是在财政资金运用过程中间，在国库管理环节上，在库底里面资金的蓄水池里面，水面高一些，水面低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但是反映的制度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现在相关优化的机制不配套，国外的先进经验尽可能压低库底资金，把可运用的部分，通过国库现金操作，至少产生一部分增值，这样使公众的利益最大化。在管理上来说，在瑞典可以做到每个工作日都是零库存，中国现在还无法想像这样的清晰化的管理，但是我们应该往这方面努力。

　　还有一个就是三问税改的最终目标。我认为不存在最终目标，任何一个国家的税制都是动态优化的过程，但是优化的方向在中国是非常明显的，我前面提到的直接税、间接税的比重合理化显然是大的要领。我们怎么样顺应着深化改革在省以下实质性的把分税制落实的要求，构建这方面的体系，也显然是税制改革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每年的步子多大要考虑到方案的问题。

　　还有房产税何时正式推出，对房地产业有何影响。这个时间表我是无权讨论的，因为我也不占有这种一线的信息。我只是从逻辑上来说，要在两地试点之后及时总结经验，而且在吃定心丸的情况下，主要是调整高端的情况下，把这个改革争取向前推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调整财政转移支付结构，推进营业税改革和增值税改革试点，财政部今年将有何具体的计划和办法？我虽然在财政部的研究所工作，但是我无权代表财政部的官方做任何这方面的表态。但是我们注意，在财政部的工作会议上，部长的基本观点已经在媒体上有所反映和传播，确实是在税改事项方面有些非常明确的表述，我们可以以这样的官方信息为准。

　　在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合理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收入方面财政部有何打算？结构性减税确实要进一步让利于民，让中国人民真正切实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这个意愿当然是非常好的，我们感觉，我们进一步强调结构性减税方面就是有这样的意图。通过这种迎合需要，民众诉求的结构性减税为主，但是其他税改事项的配套改革来寻求税制的优化，这就是造福于中国社会全体成员，也是我们在建设国富民强社会方面要做的实事。

　　对于遗产税，我个人认为这方面的争议是非常明显的，按照邓小平先生所说的先富共富的逻辑，这个机制是应当考虑的。在“十二五”时期，我个人感觉很难摆上具体工作部门的日程。因为它的前提是说，财产必须要有一个可信的申报实名制度。中国现在这么多年经过努力，目前中纪委仍然明确地说，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条件不具备，只能在某些部门试点。比如说我所在的财政部是试点的范围之内的，少数的地方试点，因为我是作为比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我也做了全面财产申报。但是这个信息是说严重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中纪委明确地说，现在还看不到全面的实行官员财产税申报的相关条件。如果说连中国的官员全面财产申报都不能够实际铺开的话，你怎么能够要求中国所有的公民做全面的财产申报？建立整套的财产登记制度、保护制度、实名制度、交易制度等等，然后才能谈到怎么样通过立法程序。实际上在立法上这个框架是有的，中国立法的名目是有的，但是不需要在这方面形成立法方面的可行方案。我们现在无法设想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之下怎么样形成这种遗产税，还必须要配合增值税同时推出这种可行方案。但是我仍然认为，“十二五”期间我们应该积极的研究这个问题。

　　我前面说的这些看法也是想借此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执政，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