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中国投资年会”于2012年1月6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2012中国投资年会”于2012年1月6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

　　以下为演讲实录：

　　刘世锦：这次我们会议的主题是新趋势新动力，中国经济确实现在面临着一些新的情况，对于未来的趋势我们需要做出一些判断。我的判断就是增长阶段转变，这个增长阶段发生变化以后，我们现在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所以我觉得这个主题很好。

　　目前的经济形势总体上来讲，12月份的数据出来以后，大家感觉到稍微松了一口气。但是总的来讲，形势还是相当严峻。现在有一种说法，和2008年相比较，目前的形势更加具有挑战性。2008年的时候，我们当时遇到的是外部的冲击，我们自身的增长动力还是有的，所以我们出台了4万亿的计划，很快就实现了微型的反转。但是目前所遇到的问题是我们自身的增长动力，或者是潜在的增长力出现了问题，外部也有一些不确定性。

　　怎么来看待目前的形势？是短期的周期性的回调，还是潜在增长力的下降？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些同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我们总结了国际上一些成功的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德国和我国台湾等成功的经济体，他们都大体经历了20到30年的高增长，人均收入达到1千国际元，“国际元”指的是一种购买力平价指标。这个时候都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出现了增长速度自然的回落，大体上在30%-40%左右，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了中速增长阶段。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是日本的情况，大体上这样一个变化是出现在1973年，也就是70年代的初期。韩国出现在90年代中期，大概是亚洲金融危机的阶段。德国大体上是在60年代后期，我们通过分析发现了一个规律性，到了人均1千国际元的水平上，几乎无一例外的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落。

　　今年以来，有几个经济增长当中的迹象可能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信息。基础设施在总投资当中的比重是在下降的。2009年的时候，基础设施占整个投资的比重大体上在30%以上。今年已经降到了22%左右，这个趋势应该说在最近不仅仅是去年，在2010年的时候这个趋势已经开始出现。东南沿海地区几个经济大省，包括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和北京，这几个地区的经济总量加起来占到中国GDP大体上一半多一点。这些地区GDP的增长速度在全国来讲是平均水平之下，而且上半年出现了投资的负增长，这种情况在以前是没有出现过的。我们现在讲如果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下台阶的情况，理应从经济发达地区，就是增长速度曾经率先高起来的东部地区开始下台阶。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对地方投资平台投资回报的潜力，实际上这些领域中间投资的潜力有一定的担忧。

　　根据这样几个迹象，我们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就是刚才讲的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的变化，刚才我们讲的是时间窗口，这个过程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已经开始了。如何看待这个情况？关于这个观点现在社会上也有不同的看法，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现在大家关心比较多的，如果这个情况真正出现的话如何来看待？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体现了经济增长的规律。如果中国能在1.1万国际元的基础上出现自然的回落，是中国工业化高速增长阶段成功的表现。我们现在有些同志经常讲我们的增长速度下来了，那是我们主动调控的结果。潜台词就是说，如果主动往上调的话也可以上去，实际上是不可以的。如果你主动用了一些办法硬调上去的话，它还是要下来的，而且后果相当的严重。

　　中国经济如果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比如说大体上下降30%左右，由前些年的10%降到6%-7%左右。从国际上来讲是已经是不低的增长速度了，中国仍然会避开不同类型的中等收入陷阱，成功的跨入高收入社会，应该说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感到悲观。现在我们讲增长速度肯定下一个台阶，增长阶段是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很多人都是悲观的判断，认为是不是中国经济不行了，或者是还有其他的描述。我们感觉到，如果发生这样一个变化的话是很正常的，我们仍然有充分的理由对于中国的经济前景保持乐观。

　　现在是2012年，中央已经定了一个基本的政策调子，叫做稳中求进。我想这个政策含义实际上是相当深的。就是要真正的稳中求进，很不容易，我们还是要防止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还是一种思维定式，有些地方速度下来了，但是我们有些地方的领导同志还是不甘心，觉得我过去几十年都是高增长，在我手里这个速度下来了，这是不可以的。我只要是动用我的各种各样的手段，特别是一些行政手段，我还可以把速度搞上去。如果是这样一种思维定式的话，将来是要犯错误的，这个在国际上来看，这个方面是一种教训。像日本80年代速度下来以后，日本政府就搞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来的后果就是严重的增长泡沫。另外一种可能性也是要提出来的，我们的经济到了目前这个阶段以后，经济转换期，其中最重要的是增长动力的转换。在这个时候，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是在增加的。所谓脆弱性，就是你碰一下有可能会出问题。我们现在比如说来自外部或者内部的冲击，在这个时候，中国经济如果说由于某种我们预想不到的一些冲击出现短期内的大幅下滑，这种可能性也不能够完全排除。所以我现在讲中国经济要稳中求进，一方面我们不能延续过去基本上保持10%以上高速度增长的思维方式，同时又要防止经济短期之内大幅度下滑。所以稳的含义实际上是在给定的区间之内，能不能稳得住，实际上相当不容易。

　　今年来讲稳中求进主要是要对付两种比较突出的，或者是比较大的不确定性。从外部不确定性来讲，主要是来自国际上的冲击，特别是欧债危机的问题，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展开说了，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特别是欧洲一些政治家的决策。但是我们不要过于悲观，因为欧洲这些国家，过去正常情况之下增长率也就是1%-2%，有些年份也就是0到1。所以即使经济复苏了，即使恢复到正常状态也好不到什么地方去。而且目前欧洲国家现在实际上是三个阶段，私人债务危机到公共债务危机，再到货币政策体系危机。目前是公共债务危机正在向货币体系危机转变，把公共机构的债务危机货币化，所以短期之内出现经济的大幅度下滑的可能性其实不是很大。我们需要对付的不是短期的阵痛，而是长痛。最大的不确定性可能就是来自于房地产，房地产讲的不确定性就是政府的政策应该是相当明确，就是坚持调控不放松。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面对的不确定性就是市场的反应，市场价格的反应和投资的反应。如果短期之内价格幅度比较大是不影响投资的，而房地产是目前中国整个投资当中占到25%左右的份额。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展开说了，我们硬着陆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现在还有相当数量的刚性需求，另外我们还有相当多的调控手段。

　　一种比较理想的状况应该是时间换空间，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可能一些大城市的价格是需要有一定幅度的回调，比如说20%-30%。但是从全国来讲，可能回调的幅度不一定很大。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态势能够保持住，比如说过上两三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之后，相对的价格水平就会下降。我用了一个词叫稳中求降，房地产要稳中求降，这个也是一种策略。当然从今年来讲，我们讲稳增长主要还是稳投资。

　　我们最后有这么一个判断，中国经济今年大体上进出口可能会降到10%或者是略高一点的水平上，固定资产的投资由24%降到20%左右，而社会消费品融资总额实际增速会从12%上升到19%左右，全年的增长应该在8.5%。现在社会上的预测比较多，大体上比较接近。所以能够出现这样的结果，应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

　　中国进入这样一个增长阶段以后，从中长期来讲，我们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要防控风险，包括高增长时期隐含的风险，包括增长速度如果短期之内出现大幅下滑的，这个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新的风险。而且中国在高速增长期的后期不确定性加大以后，投资的风险也会增加。与此同时，我们要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向创新驱动。所以要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重视改革，通过改革的实质性推进，来转换我们的增长模式，来应对现在增长阶段转变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挑战。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