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28日，复旦大学主办的“上海论坛”在上海召开。新浪财经图文直播本次活动。图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演讲。(来源：新浪财经)

　　2011年5月29日，复旦大学主办的“上海论坛”在上海召开。新浪财经图文直播本次活动。图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专栏)演讲。

　　郑永年：谢谢，今天我想讲一个中国模式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大，但是我觉得今天来讲，金融危机以后来讲中国模式更有意义。经过刚才张老师说的，中国政府成功地应对了一个金融危机，当然其实中国没有金融危机，温家宝总理说过，中国是受西方金融危机的影响，只能说中国政府有效地抵御了金融危机的影响。现在来回顾一下金融危机之前、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一些发展模式的变化，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未来怎么走，我觉得主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我们讨论中国模式，当然也有其它的模式，美国模式、日本模式、亚洲四小龙模式，我们要比较哪一个好、哪一个坏没有多大意义，苹果跟橘子各有各的特点，每一个模式都有它的优势，也有优势，世界上从来没有产生一个没有危机的模式，很完美的模式是没有的。

　　我们应当看到中国模式的优势，更重要的我觉得要看到中国模式的劣势在哪里，你要改革和改善你这个模式，要面向未来的话，就是要总结你的历史在哪里。讲金融危机之前和之后的中国变化，我觉得金融危机之前的中国模式可以用六个字概括：改革、发展、稳定，通过改革得到发展，通过发展得到稳定，这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那么金融危机之前，1978年、1979年改革开始，先是经济改革，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再到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我觉得进展得不错，那么政治上也是有变化的，邓小平先生我是觉得做了很多的事情。90年代尽管没有政治改革，但是实质性的东西也是有的，讲1997年十五大法制建设，村民选举也是做的。我觉得金融危机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也是可以用九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无改革，高发展，不稳定。无改革，不是说领导人不想改革，而是没有实施下去，所以客观的现状是没有改革，所以这方面可以看，经济改革，我想金融危机之前基本上停止了，中国基本的市场经济制度就是90年代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建立起来的，尤其是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加入WTO那个时候解决的。改革一点，但是没有突破，当然十二五规划说了要有突破，但是能不能有突破不知道。它是无改革的，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快的发展，高发展。没有改革怎么会发展呢？我想今天有很多的经济学家的，我觉得中国这些年没有改革的情况下高增长有几个根源：第一个就是加入WTO，这几年中国的出口增长非常快，主要是WTO的效应，还有一个就是私营企业的发展，主要是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抓大放小的发展。这是前面改革的收获。第二个经济增长的根源就是国家动员，国家动员体制就是中国所说的举国体制，我们这些年有很多，有奥运经济，去年的世博经济，这些都是，甚至汶川地震重建，这些国家动员机制，当然动员也不是改革。我觉得更大的国家动员机制就是刚才几位提出来的，就是金融危机以后中央政府出台4万亿，这4万亿大部分的钱都跑到国有企业里面去了，国有企业大扩张，我刚刚去美国，跟美国的学者交流，中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现在是普天之下莫非央土，浙江是我老家，是中国的民营经济发展最好的，最近这个情况也不妙，很多的民营企业依附于央企，放弃了自己的企业。更重要的经济增长的根源，中国依靠的是破坏社会而得到的高经济增长，这个是最严重的。

　　我们看北美欧洲，所谓的社会领域，包括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医疗、教育，还有一些公共住房都需要政府大量投入，而在中国这些领域是暴富领域。上世纪97年金融危机后，怎么对付危机？就有很多经济学家提出来，高层智囊提出来了——教育产业化，当然不是作为政策，实际上教育产业化是非常厉害的，我以前写过中国改革的三大失败，其中就有一个教育产业化，那时候朱镕基当总理，还批评过我，我就说中国教育改革的三大败笔，这说这篇文章是最大的败笔。我去欧美国家考察，中国的教育是最产业化的，但是教育跟产业是最没有关系的，这就是刚才所说的，张老师提出来的，教育本身跟产业没有关系的，所以就导致我现在到珠三角去看，大学生毕业后跟农民工竞争工作，一方面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企业找不到技术工人，这就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的结果。医院在每个国家都是有很多的投入的，在中国最赚钱，所以到中国看病，连一个感冒都给你检查半天，这就是产业化。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家盯上了房地产，搞得现在大家都买不起房子，大家如果去查一下的话，实际上很多的国家，当然在住房产业，包括美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确实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说房地产成为支柱性的产业，唯一只有中国一家，中国的房地产是支柱产业，对很多地方的政府来说，房地产不仅仅是支柱产业，差不多是唯一一个大产业，房地产产业要提供他百分之六七十的财政，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误区，中国的改革者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不分，早期改革，80年代开始的时候，经济学家把什么都看成经济政策，把社会政策也看成经济政策，所以把社会搞得很杂，在西方新自由主义，西方讲的看不见的手主导的经济模式，中国是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发生在市场领域，西方在经济领域要强调深化市场，但是在社会领域是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市场化，所以讲中国的市场化要具体分析，中国有些该市场化的地方根本没有市场化，民营方面有点影响，但是一跑到国有部门受到了政府强大的抵制，新自由主义根本没有发生作用。不该市场化的东西，教育、医疗、房地产高度市场化，我觉得社会的领域不能过多市场化，但是经济领域一定要市场化。这样一个体制下来就导致现在的情况，不稳定大家很容易理解，因为你是破坏社会得到的高速发展，中国社会的基础是什么呢？我觉得社会没有基础，道德基础已经没有了，那还有什么呢？现在土地也快没有了，我最近非常担心，下一步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哪里？大家说建设消费社会，但是我觉得中国建设消费社会比建设共产主义还难，欧美的消费社会，欧美亚洲四小龙，消费社会等等跟中产阶级是同立的，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消费社会，中国现在是一部分人过度消费，因为收入分配差异很大很大，中产阶级越做越小，我们不去看欧美世界，看日本亚洲四小龙，培育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中产阶级越来越小。中国说中国的老百姓存款率很高，好像说中国老百姓不会花钱，其实不是的，不敢花钱，我刚才说了，西方的消费社会就是因为有好的社会保障制度，好的医疗、好的教育，我在英国工作了以后，一般一个英国的家庭有3000英镑的存款已经不少了，美国有3000美元的存款已经不少了，看病不需要很多钱，教育不需要很多钱，那你肯定要去消费了。中国大部分的家庭都要看病，中国叫什么？孩奴、房奴，要供小孩去上学，哪能去消费啊？所以没有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中国的消费社会根本建立不起来。

　　还有一项消费社会建立不起来的原因是中国的工资太低，我到珠江三角洲去看，30年前是一个农民工，30年以后还是一个农民工，这实在是说不过去，亚洲四小龙差不多每10年有一次产业升级，中国30年都没有一次产业升级，这个大家要思考。为什么？工资很低。所以像珠江三角洲，有一次广东省委叫我去讲，我说：“如果你要依靠廉价劳动力，20年都可以，四川内地没有了，西部还有。中国现在所生产的都是附加值最低的产品。”从西方的角度来看也是的，提高劳动工资是促进技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资本家可以从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土地甚至免费的土地，已经赢得了足够利润的话，他绝对没有动力去提高技术。为什么我们没有中产阶级这就可以解释了，一个是没有社会保障制度，一个是劳动工资很低，少部分很富裕，大部分都很穷，这样的社会是最不稳定的。现在有些地方在做，城市化非常漂亮，许多人也在讨论，说城市化一定要做，但是中国政府对人的城市化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土地，中国叫土地的城市化，不叫人的城市化，跟欧洲的城市化不一样，欧洲先是人的城市化，等人走了，土地有了，再慢慢的土地城市化。中国现在人都还没有城市化，土地就已经城市化了，所以政府就要求农村来的要放弃农村户口，他是看上了这些农村户口的土地。

　　中国的社会基础到底怎么样，我到广东、深圳、东莞去看很多的城中村，有些失地的农民钱很多，因为土地价格高了嘛，但是我觉得这些农民工城中村是非常痛苦的事，无所事事，一天就是吃喝嫖赌，就是干这些事情，他们的子女我觉得毫无希望，这就是政府只关心土地不关心人的结果。所以我说要保护社会，中国“GDP主义”害了多少的人，所以我在想中国现在的既得利益真是集体无意识，中国历史几千年就是这样，当改革停止了，革命的进程就开始了，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这样，中国没有什么变化的。刚才在说，也有教授讨论到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一个常态的中国，如果要讲中国模式的话，就要讲常态的中国怎么样，改革开放三十年看不清楚，三十年的改革不成为模式，要从中国模式看的话，从文明的角度来看更有效。大家如果去读经典的话，盐铁论开始，中国一直是政府主导的经济体，中国有三个时期是非常态的，就是王莽改革，王安石改革，还有老则动的改革，这是三个激进主义，在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有市场经济的，所以这个市场经济也不是西方的概念，所以基本上国家部门和非国家部门相对平衡，政府跟市场相对平衡，现在我觉得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尤其是国有企业大发展之后就破坏了这个平衡，90年代最好，就是改革、发展、稳定，基本上就做到了国有部门跟非国有部门的平衡，政府跟市场的平衡，金融危机以后就使得这两者，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平衡，金融危机之后这三者都失去平衡了，国家跟市场之间，国家的作用占主导了，大型企业跟中小企业，大型国有企业在主导了，中小企业的生存越来越困难。那么这个东西我是觉得中国会变得贫富分化越来越厉害。问题是国有企业的问题更大，我们说国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不是国家的，现在国有企业代理人的，赚了钱他们自己分配，亏了本要用公款去补贴，国有企业不是国家的，是代理人的。国有企业甚至也不是企业，因为企业要到市场上去打拼，它不用到市场去打拼的，所以我说国有企业的财富很多，但是这些财富我觉得国有企业是最有效的转移机制，从穷人转移到富人，从地方转移到中央，朱镕基总理前段时间在清华讲话，他批评1994年分税制的问题，我自己也写过几篇文章，但是我觉得1994年肯定有它的功劳，确实要改革，因为1994年财政权力全部在中央，逼着就是国富民穷的局面，现在都在骂地方政府，拿了那么多钱在手里，事权没有集中起来，责任没有负，要么把事权集中起来，要么把财权分下去。我自己写过一本书是中国是事实上的地方制，现在是越来越地方了，中国现在的改革没有改革，当然也不怪任何人，就是结构上非常剥离改革的情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