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原副部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原理事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章新胜发言（新浪财经 陈鑫 摄）

　　新浪财经讯 2011年4月21日-22日，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道农研究院《绿公司》杂志主办的“2011中国绿色公司年会”在青岛举行。图为教育部原副部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原理事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章新胜发言。

　　章新胜：各位企业家朋友，今天这个讲话本来是大会主席吴建民大使来讲。刚才会议的主持人跟我商量，因为他有急事儿，要我来代着讲几句。我是第一次出席绿色公司年会，但非常有感触，所以我就欣然接受。当前世界都在热议，就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什么有这样的热议呢？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有三十多年，而日本花了一百年的时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然，如果加起来中国也是六十年，六十一甲子。是什么使得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呢？当然，我们会说是中国的独立自主，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哪些是要素呢？谈了很多，比如说制度问题，法人治理结构问题，人力资本问题，物质资本问题。但是我一贯有这样的坚信，今天出席了绿色公司年会，更加加深我的信念，就是企业家和企业精神，就是在座各位，中国的企业家，你们发扬了中国企业的精神。当然了，说到企业家这个名词，是1800年法国人提出的一个概念，过去叫做商人，当时农业的积累比较丰富，会做生意，传统中国历史是经商。今天，企业家已经成为脊梁骨，如果说美国在1896年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这个大厦是由五百强支撑起来的。日本战后能由1987年超过德国，大家不能看出，日本是个岛国，资源贫乏，靠着也是企业家的精神，盛田昭夫、松下幸之助等等。今天，我们已经展现在世人和国人面前，就是中国的企业家，你们的远见卓识，你们的社会和公益的关注，比如刚才谈到的绿色问题、“善水”行动问题，以及你们对世界未来的关注。企业家精神，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创新的精神，就是由于突破，是永不止境，追求卓越。一个企业最大的隐患就是创新精神的消亡。当然，创新作为企业家来说，并不仅是一个天才的创意，非常重要的还是艰苦的工作、执着的信念以及百折不挠的精神。

　　21世纪刚刚过去的头十年，是我们处在世界变局下的企业责任和企业创新，今天在短短的时间里，大家时间宝贵，我说点什么对大家能有帮助呢？我想谈以下观点：世界变局，变了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四个世界的新的现实：

　　第一个现实，世界特别是欧洲整个发达国家的非杠杆化，从西班牙、希腊到冰岛，现在到了西班牙，整个欧盟已经感到惊慌，因为西班牙的人口三四千万，这种高福利还能支撑多久。但深层次来看，这次金融危机以后，正是倡导市场经济理念的人，他们自己违背市场经济理论，形成卡带，形成垄断，造成了这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让全世界为它买单。我们就想起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其实亚当斯密并不是经济学教授，是伦理学的教授，是苏格兰大学的。亚当斯密在谈到看不见的手的时候，很多西方学者忘记了引用，或者说忽视了引用，强调了在伦理的社会里，在制度健全的社会里，看不见的手才会起作用。我们看到，80年代华尔街有一部电影《贪婪是好的》，给世界所带来的灾难。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从70年代，私有化进程开始以后，也就是说从撒切尔夫人，钟摆一直摆到了90年代初柏林墙倒台，变成全世界强调的时髦语言是私有化，是人权，是西方的模式。

　　第二个现实，好景不长，纳斯达克股市泡沫崩盘，一直到安然事件，雷曼兄弟，这难道不是令我们深思的吗？这不仅是西方的问题，整个拉丁理论也对模式提出了十分困惑的挑战。所以新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开始盛行，这个模式还能持续多久，有哪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和纠正。我们可以看到，钟摆开始在回摆，世界还要追求再平衡，不仅是非杠杆化的问题。第二个新的现实是什么呢？也就是全球热议的实力东移。过去是七国集团，后来到了8+5，现在到了20国集团，显然，全球治理结构在发生变化，特别是金砖五国，金砖五国的崛起。仅中国一国新的增长，就占全球增长的30%。显然，一个多极的世界在形成，也就是北美一极、欧洲一极和亚洲一极，当然，亚洲这一极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第三个新的现实是什么呢？人类社会经过了四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开始认识到地球的承载能力是有极限的，不论是环境承载力，资源和能源以及生态系统的承载力，地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全球关注，不论是大国小国、穷国富国、弱国强国，方向是确定的。年会的创始人刘先生跟我讲，绿色公司年会不仅是指环保，而且是整个对人类生态文明的反思和认识，因为非常简单的事实，这个地球如果按照英国人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到2030年将需要两个地球。如果像美国的社会模式和社会方式，我们将需要三个地球。

　　什么是第四个新的现实呢？当然是鸿沟，不仅仅是素质问题，已经看到了在文化上的鸿沟，我们看到贫富的悬殊，全球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口，67亿人口当中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基本的生活不能保障。联合国正在改革议题，现在担心的是2015年实现八大目标，就是最基本的，但是看来这八大目标其中有不少重要的目标难以实施。比如说全民教育，在黑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要实现六年的义务教育都显得非常艰巨和困难。不公平、不公正。我想这一点就进一步来看，全球布局，我想就自己的认识和观察，这四个是基本的变局。

　　全球第二个问题，下一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方向是什么？我觉得不是一个选择，不以任何人、任何国家、任何区域组织的意志为转移，那就是全球只能走全球化发展，第二是包容化发展。这次博鳌论坛的主题就是包容性发展，是以公平为基础的。拿亚洲而言，亚洲要加快发展，中国要继续持续发展，当然要有和平稳定的亚洲，包容化发展就显得那样重要。

　　第三就是可持续发展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十七大提出了生态文明，我们觉得生态文明就和一些国家紧紧提出的低碳是不同层面的问题，低碳更多还是从技术的途径来解决问题。当然，低碳是关键，因为碳的问题是影响全球的。但是我们反思人类社会，经历了将近三百万年的原始文明，农耕和游牧文明三千多年，工业文明创造了极其的辉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模式和生产方式、出行方式等等。但是，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灾难是全球对生态和环境的脆弱，对资源的脆弱性，也是越来越清晰了。我想起恩格斯在一百年前说过的话，“当人类每次征服自然的时候，第一次可以充分享受它的成果，但接下来会受到自然的报复，每次都会受到自然的报复，几乎连初次征服自然的成果都将席卷而去。”所以中国提出生态文明的问题，用生态文明的理念，是在商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基础上的一个延续和升华，是对全人类的贡献，这就是我今天想说的第三点。

　　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以后，中国能为世界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当然，这个主题还是企业家的使命和机遇。我之所以不用企业家的责任，因为这个问题是人类社会共同遇到的问题。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企业家都在关注，我在中午用餐的时候跟企业家交流经验，比如他们在走向国际、全球化的发展。过去我们是为人代工OEM，现在中国一些企业，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在青岛的海尔等企业，也在走向世界，反代工。也就是说，中国从追随者势必要开始进入到引领者，从中国生产、中国制造是不是要进入世界生产和世界制造。我们看到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都曾经走过了这样的路。中国的品牌能不能走向世界，两个市场、两个资源，我不是指少数企业，而是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机遇和使命是不是充分准备好了。

　　第二点，中国世界对世界参与引领，仅仅是强势引领还是文明引领的问题。几年前，撒切尔夫人说过这样的话：“不要担心中国，中国不会成为持久影响世界的大国，因为它还不能产生影响世界规律的思想、理论和价值体系。中国可以出口电视机，但是它不能大量出口电视节目。”当然，这个看法显然有一定的偏见，不过我觉得会进一步激发中国企业家的使命感，中国应当对人类有所贡献，中国不仅要强盛崛起，更要文明崛起，但是强盛和文明崛起并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可以看出，1896年当美国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时候，是对安格鲁时代的一个超越。前苏联在60年代初，加加林第一个把人送上天的时候，当然是一种挑战，是一种引领，但是那毕竟也是欧洲人之间，就文化而言、就宗教而言，他也只是罗马天主教、基督教之间的区别，当然还有其它一些区别。当80年代日本的产品走向世界的时候，也是首先东方文明要参与对世界的共同引领的问题，不过日本毕竟是个岛国，不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13亿人口的大国，所以它的举足轻重是不一样的。摆在我们面前的使命，就是用什么样方法既有富强的引领，但是也有文明的引领。在这个问题上，我想企业家都会有同感，当中国卖什么东西，世界的价格就往下跌。当中国买什么东西，世界的价格就不断上涨，这难道公平吗？特别是大宗贸易商品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世界格局是二战以后形成的，世界的规则、标准，我们讲游戏规则基本是英美为主的安格鲁体系。在人家的标准体系下来打球，就像孙悟空翻了十万八千里的跟头，最后也没有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可见，标准问题、规则问题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

　　中国要参与世界的引领，能把握好21世纪的机遇，我觉得首先的希望是在国力强盛的时候，要寄托于中国的企业家，寄托于在座的企业家，因为这个机遇实在来之不易。从孙中山到新中国的建立到改革开放，中国有这样的世界认同，责任确实沉重在肩。

　　我们怎么才能够准备好？在这一点来说，是要有充分自信的。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在我们调查了解以后，比如说OECD国家(国际经合组织，32个发达国家)，他们有一个中学的考试叫(PX)考试，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大家十分惊讶，中国的上海也采取了随机抽样的方式参加了(PX)考试。中国办了很多学校都是外国的儿童上学，他们的课程开出来，经过调研，而且是美国的教育专家和学者跟中国现在颁布的课程体系比，他们第一次这样说中国的课程体系比他们要求得更深、更高。当然了，东西方教育各有所长。我想讲这一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企业如何把握后金融危机的机遇，确实靠二次创业。二次创业仍然靠企业家和企业家的精神，包括企业家的价值取向。靠什么？靠我们国家的和平发展或者叫和平崛起。我们的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是基于一个基本的东方文明的传统理念，就是和谐的理念。什么是和谐？和谐是和而不同。其实西方文明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大家看到古希腊的文明，也有这样的说法，叫做“异中求同”，我们是走向世界多样性的，而不是要求全世界同化，都是按照它的一个民族模式、它的人权模式、它的企业发展和国家脱贫致富的模式来发展。

　　第三，要想实现走向世界的发展，走向可持续的发展和包容性发展，特别是走向世界的发展，知己知彼，仍然是一个重点。这好比荷花、荷叶和荷根的关系，我们不能只能看到荷花，看到那块的机遇，但是忽视了解一个企业要走出去的深层环节，包括所在国的企业内的环节以及企业外部的环境。我们要走向世界，非常重要的是文化和创新，特别系中国有容乃大的文化，特别是中国强调的学习的文化。正如孔子所说，“知之为知之，知之不知是为知也。”我们要走出去，当然要靠合作共赢，靠建立伙伴关系。大家知道，西方国家来中国建立三资企业，有一个概念叫生物圈理念，就是塑造本土化的优势，就是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来说，走出去已经有很多好的案例，不论是人才团队问题，是研发问题，还是营销和销售还是供应链等等，都有很多成功案例。

　　正如中国古代一位哲人所说，要想办一个市的事业，要举一市之才；要想办一省事业，要举全省之才；要想办一国之事业，要举全国之才，要想办全球事业，要举全球之才。

　　我的讲话就到这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