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梦奎：感谢教授先生的演讲。教授先生讲到我们这个论坛是在开放的环境当中要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确实如此。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来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之间的了解，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充分的、更好的利用这个平台。他所讲的很多问题对于中国经济、对整个世界也都是很有价值的。感谢教授先生的演讲。

　　刚才部长先生、秘书长先生、教授先生都发表了很好的演讲，大家可能有很多问题要和他们讨论。抓紧时间，哪位有问题可以提问，请他们解答。

　　马丁费尔德斯坦提问：刚才我们听到其中一个让人惊讶的说法，那就是中国现在会采用一个更加灵活的、相当自由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在未来的五年当中，然后会更加一体化的融入到全球资本市场当中。那这样一个论调是不是代表了中国在汇率政策方面的一个主要变化呢？

　　陈德铭(专栏)：不知道您这个问题是问谁的，因为我今天并没有谈到汇率问题，但是可以讨论汇率问题。

　　提问：其实上次演讲的时候中方提过这么一句话，可能商务部长最合适回答这个问题。

　　陈德铭：大家都对汇率的问题很感兴趣，我从我个人的角度做一个简单的回答。人民币的汇率改革已经进行多年了，从05年到现在，在金融危机最艰难的一段时间，我们把汇率的波动暂时停下来，跟美元做了一个挂钩，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我们又恢复了浮动。那么我们的改革目标是不变的，就是按照市场形成的汇率机制，加上主动、渐进、可控的方式推进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实际上我们考虑人民币的汇率有几个前提：第一，就是我们货币是一揽子的，不盯着一种货币，是几种货币的综合组合。第二，我们要兼顾我们在G20讨论的如何使世界的经济能够持续稳定的增长的问题，这里面有一些参考性的指标体系，在这些指标体系里，将来可能会讨论到贸易向下的盈余和撤资问题，我们很愿意在这些方面进行讨论，从而来看看我们的汇率是否符合市场的形成机制，是否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平衡。所以我作为商务部部长，我经常会从贸易的平衡、贸易盈余和撤资的角度来谈一下汇率应该怎么做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我们国际收支的平衡包含着两类，一类是贸易向下的盈余或者是撤资，一类是资本向下的收益。中国作为一个进出口分量都比较大的国家，去年我们的出口已经到了世界的第一，我们的进口也到了世界的第二，我们去年的贸易顺差占我们GDP的比例大概是3.1%，在这G20的20个国家里面，我们排在第九位。我觉得这么一个占比对一个新兴国家来讲是比较合适的。今年我们会进一步的扩大进口，1、2、3月可能我们会出现逆差，但是我们还会坚持扩大进口。我们今年贸易的盈余或者顺差占我们GDP的比例可能还会小于这个数字，说明中国是非常负责任的，在坚持着促进贸易的平衡，在推动着G20有关的谈判。

　　那么要做一个分析，就是我们现在贸易顺差的1800多亿，99%都是对着一个出口大国的，我们对东盟、对日本、韩国、对整个的非洲和南美洲都已经是逆差了。所以我们希望和这个大国能够双方坐下来讨论如何改善我们的贸易结构。因为双边的贸易顺差并不能反映出人民币的汇率问题，我说的是我们99的顺差是对着一个大国，我们希望这个大国能够放开对中国出口的限制。我曾经数次的说过，我们需要购买的东西，但却被一些议会的法案所挡住了。所以我们不能想象，一方面有很多制裁中国的法案，另一方面又要和中国贸易平衡。我们希望在这方面有更多灵活性的表现，使我们的贸易能够更加的平衡。这样所谓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讨论我想也就可以比较透明的、公正的进行下去了。

　　谢谢！

　　提问：请教一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讲，储蓄减去消费等于经常项目的顺差或者逆差，美国是储蓄小于消费，所以是大量的逆差，中国是大量的顺差。现在两个国家都采取了一个正确的宏观调控政策，奥巴马政府在提高储蓄率、增加出口，中国我们“十二五”是在提高消费率，促进国际收支的平衡。那么，这两个恢复政策从不同的方向努力，您觉得通过五年到十年的努力，中美之间所谓汇率，所谓贸易的顺差问题，是不是可以得到自然的解决？谢谢！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首先您说得就是贸易赤字，实际上是与宏观经济密切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的储蓄，这是很正确的，其实对利率调整，对双边的赤字影响并不是很大。美国会进口一些商品，可能不会从中国进口，从斯里兰卡、从孟加拉国进口一些产品。我们有时候可以增加我们的赤字，因为我们必须要走到一些高成本的地方去进口，这也是一个原因。我建议我们不要把重点放在汇率上，这有时候会误导我们。如果过多的把重点关注在汇率方，有时候是错误的。十年前，有些国家实际上有两个极端，要不就是过度的灵活，或者是过度的控制汇率。我们现在这个市场汇率是非常不稳定的，我们需要一种机制来稳定我们的汇率，这是重要的。我觉得我们贸易不平衡的进程已经进行了，我们这位商务部长也讲到了，贸易顺差的数字已经下降了，我觉得这个数字可能经过我们的计算，几年的时间内，顺差占GDP的比例会降到2%左右，这个努力已经开始了。还有两点我要说，一个是美国的储蓄率在上升，而且是很明显的上升；但是同时我们去减少政府的这种储蓄，国民储蓄提高得很快。

　　第二点是我重申的一点，实际上全球不应该去鼓励储蓄，我们需要储蓄用于气侯变化和发展；但是在全球的金融市场上，我们并没有充分的利用这种储蓄率提高社会生产力。

　　提问：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陈部长，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陈部长刚才在演讲中提到中国未来的五年要进出口并重，有段时间在国内也谈了很多，就是如何改变贸易盈余的问题。其中一点是谈得比较多的，就是中国如何进口消费品，我们现在已经注意到，在国内大家买东西，尤其是购买消费品和奢侈品的时候，价格上已经超过国际市场很多了。很多中国旅游者到国外去大包小包的买回来，或者是通过邮购的办法。过去大家都知道消费品的进口，现在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中国要推动国内的消费，其实也培养国人的名牌消费和培植国内名牌消费文化。在这个问题上想听听陈部长的评论。比如说税收的调节等等这方面的问题有什么改革？

　　我第二个问题是提给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的，您刚才讲得很正确，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来不断的开放。我想问的是，时间是另外一个必要问题，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您看来，您觉得还需要多少年的时间，我们的金融危机最终可以结束。昨天有一位演讲人也讲到了，他说世界现在处于危机，每个人都会谈到合作，当危机稳定下来的时候，每个国家都会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案。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们还要等多少年，等到这个危机彻底结束，三年？五年？还有一个问题是请您预测一下，中国现在要融入世界，世界现在也要融入中国，希望中国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谢谢！

　　陈德铭：谢谢您的问题。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首先说一下中国消费和储蓄的关系，我们拿两个国家简单的比，在不同的社会保障条件下来比他们的储蓄率，是不公正的，不正确和不全面的，因为中国消费者的储蓄是建立在现在这样一种医疗、养老其他的各种保险和孩子受教育支付能力之下的，所以中国人的储蓄很大一块是为着孩子读书，为着自己的购房，为着自己将来老了以后的一些健康保障等等。所以，这样简单的比中国储蓄率高还是低是不完整的。

　　而亚洲的文化和其他西方国家也有一些差异，所以我们可以看，包括日本、韩国的储蓄率都比西方的美、欧国家要高得多，这也是一种文化体系的反映。在这么一种情况下，我非常赞成刚刚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提出的，我们应该做好这种储蓄，如何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为能源、为低碳、为绿色环保等等去做贡献的问题，而不应该让金融和这些储蓄率的问题完全的分割开来。

　　您谈到的这个问题是说，中国如何扩大进口的问题？中国扩大进口是依据自由贸易的规则来进行的，首先是中国需要什么，不是为了平衡而平衡，也就是说应该在一个便利化、自由化的情况下。中国想买什么，应该在世界上能够买到。我们首先还是需要扩大我们的设备、技术和一部分重要的资源和原材料，因为我们的国家正处于工业化的进程中，我们大量的企业处在一个转变结构、调整方式的过程中，他们需要先进的技术设备。比如说我们需要一些快速的电子计算机，我们需要一些精密度更高的数控机床等等，这些东西我们从有的国家能买到，有的国家是禁止向中国出口的，这就使贸易平衡问题很难讨论。这首先是我们考虑的。

　　您刚刚的问题重点是讲到消费品的进口。当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也更多的需要进口一些消费品。现在中国确实对于中高档消费品的进口占到世界各国进口的第二位了，有可能再过几年我们会超过日本成为第一位，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中国是13亿人口，日本不到我们人口的1/10，如果我们消费品进口量大一点，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均GDP处在100位左右的国家。为什么中国的进口高档消费品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在大中城市呈现非常旺的趋势呢？我们考虑有几个原因：第一，我们自己的民族品牌、高档消费品品牌还不能满足需要，也就是不能满意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第二，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确实提高，一些新的消费群体在我们的商业统计中，特别是80后、90后的群体，他们更崇尚于名牌的消费，而这种现象越来越多。因为现在这些中国中高档消费品的价格都比国外贵的说法是不完整的，大量中国的高档消费品，尤其在食品类的、鲜货农产品类的，我们都比国际低得多，主要是在一些名牌，特别是欧洲的名牌方面的奢侈品，还有一些日本名牌，我们确实比他们的价格高得多，这是因为我们有一定的关税，有些国家是没有关税的，比如说我们香港这么一个地区，它是零关税，所以很多人到香港就觉得，怎么香港的东西比中国便宜呢？另外一个是中国的高档消费品销售体制，分销体制刚刚建立，它的层次多，费用大，所以整个高档消费品到中国来的整体交易费用还是相当高的。第三，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的产品在他们所在的国家为了促进消费进行了折扣和降价的处理，我们因为市场一直平稳，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现象。

　　所以，在这个方面，在消费品的进口和价格让它回归更正确的水平方面，我们想后面要做几个工作：首先，要培育市场竞争的主体，包括培育在中国的高档、优秀的消费品品牌。我可以讲很多西方的高档消费品，其实他们的面料、原料、加工制作国家可能都已经在中国了；但是我们确实目前整个中国的水平还处在一个加工的阶段，我们还需要使我们的能力往设计和研发延伸，往直接的营销延伸。我知道的很多欧洲、美国品牌他们的面料都是从中国出口的，甚至某一部分的加工还在中国做。为什么我们已经是出口的第一大国，却没有很著名的品牌呢？世界上出口最有名的前100个品种里面，中国目前还是零，我为此感到惭愧。我觉得我们应该加快培育自己的品牌。

　　第二，我们应该完善物流配送体系的建设。我们正在制定“十二五”期间的商贸物流的一个规划，使第三方物流和大型连锁配送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降低所有的商品在中国的交易成本。长期以来我们的规划、投资没有把商业的网络、没有把物流成本的降低作为是必要的投资。很多国家，甚至于一些国家把农产品的流通都作为一些工业性的投资来做，我们在这方面还需要加强认识和采取实实在在的措施。

　　第三，转变和创新零售模式。特别是大型百货企业和零售企业，提高代理和外贸转内销的产品，因为很多产品既然是中国生产的国际名牌，在中国代加工的，为什么还要到国际上进行一次大旅行、大循环，既增加了碳的排放，又增加了物流费用呢？所以我们需要对那些外销产品转内销提供一个直接的、便利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所知道的男同志穿的一种西装杰尼亚，有的是在东亚生产的，但是我们用飞机运到很多地方，中国需要几件又运过来，显然增加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第四，我们要营造一个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进一步加强行业管理指导，还有就是在中国特别要注意的，商业的诚信，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假、售假的行为，我们集中行动进行了半年左右，一部分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但是还存在着不少这样的现象。所以，我们对于保护知识产权和打击假冒伪劣要加重。

　　第五，减轻部门的负担，减轻零售企业的负担，给予相应的政策上的优惠，这个问题等会儿谢部长还会回答，他会比我更准确。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基本的本质那就是让全球的各个国家变得更加的相互依存，然后一个国家发展对另外一个国家有更大的影响，就像金融危机当中，我们看到金融市场的管理不善在一个国家，给世界带来了后果，我们称之为外部性。有非常广泛外部性的时候，出现了所谓共同行动的需要。那么在地球的国家当中，我们看到了大家也努力在进行全球共同行动的框架；但是不幸的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国际的政府来管理你刚刚提到的所有的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参与的这个体系我们称之为全球治理，在一个没有全球政府的情况下参与全球治理，通过一系列的协议做到这一点，希望让这个体系运转起来。之所以维持这样一个现状，就是因为国家能够在采取行动的时候对其他国家产生更多的波及效应。比如说在进行危机的过程当中，实际上09年G20会议当中，大家共同进行了一些相关的刺激措施，在IMF也增加了特别提管权。但是现在过了危机之后，我们在这个时间会发现，全球不同的地区现在的情况很不一样，亚洲增长得还不错，欧洲和美国情况没有那么乐观了，美国的失业率很高，哪怕增长有些复苏，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失业率的下降，哪怕是在欧洲和美国，也有很多不同的视角，看看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意见不一。还需要更多的财政紧缩，还需要更多的刺激政策等等，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同时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全球一致是更加困难的。现在全球在监管和宏观方面的一些基本问题方面很难达成一致的意见，尤其是在未来几年方面很难达成一致。

　　实际上有中央这样一个平台，我刚刚提到的体系可以运转。最重要的决策制定过程当中，需要所谓不记名的做法，实际上G20希望以一个不记名的方式达成协议，但是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如果我们要完全达成所谓一致同意的话，没有一个反对的话就不行了。实际上WTO在它成立之初也知道所有的国家并不都是WTO的成员，更不用说京都议定书了。所以一致统一，全体参与这一点很难做到。在未来面临全球治理相关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意识到有足够大的团体就已经足够来让这个问题变得有所不同了。中国是所有重要团体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解决一些关键的问题，我可以给一些例子。

　　其中很明显的一个那就是全球储备体系建立的问题，全球储备体系中国有全球1/3的外汇储备，如果中国说，我们认为要全球储备体系有所改变，那就需要改变了，那就得改变它了。如果它和其他的亚洲国家再进行合作的话就更有必要了，这也是在清迈倡议当中所提及的一点。在很多金融交易税方面，很多欧洲国家希望能争这样一个税，但是很多国家不愿意这么做，你们仍然可以在多数同意的情况下推进这样一个项目。不管是在地区层面还是什么层面都是如此，不一定要全体一致同意。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的进程当中中国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作用，有时候中国的声音可能会得到非常强有力的发挥，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要把他的观点表达出来。而其中一个问题那就是说服其他有自身利益的这些国家，他在做一些事，不符合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怎么办？但是他们要认识到，进行合作往往就已经符合自身的利益了，但是他们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有时候大家可能知道，所谓什么是狭隘的，什么是广义上的自身的利益？中国需要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扩展这一理念，也就是说大家都需要加入合作的进程当中，解决全球的金融稳定、全球气候变化，还有其他一些治理的问题，这样才能有一个有效的全球的经济可以在未来运转。

　　王梦奎：抱歉，我们的讨论不得不结束，按照论坛议程已经超过了预定时间，感谢三位演讲人，感谢各位的积极参与。现在开始休息20分钟，然后在这里进行下一个阶段的讨论。休会。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