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主办的“第一届中国软科学奖颁奖典礼”于2011年2月22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由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主办的“第一届中国软科学奖颁奖典礼”于2011年2月22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以下为演讲实录：

　　蔡昉：首先我要表示感谢，感谢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给我这个奖励，也感谢我的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为我提供了良好的研究环境，感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同事、领导，在我的研究中和行政工作中给予我的帮助，感谢学术界的同仁这些年对我的研究有争论、有赞同，但无论从哪些方面，给了我很大的激励，使我做更深入的研究，我也感谢家庭，因为你要做太多研究的话，在家里就会不拘小节，再此也感谢我的家庭。

　　关于全球化有两个定义，一个是传统定义，主要是货物和服务的更大范围的流动，还有一个新的定义，知识更大范围的传播。这里所讲的知识，既有技术，也有制度。今天得到奖励的研究《中国流动人口问题》，前面全球化的定义构成我的研究内容，中国丰富的劳动力通过制度障碍的拆除，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流向非农产业，把中国丰富的比较优势，就是丰富的劳动力、廉价的劳动力和有一定技能的劳动力体现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产品中，在世界全球化的过程中得到了兑现。另外，研究本身也是对全球化的定义，我们把现有的劳动力迁移的理论、把二元经济的理论、人口学中关于人口转变的理论以及中国的特殊性，把他们结合在一起，通过知识的流动、知识的融合，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观察视角、分析框架，我想应该是两种全球化的定义在这其中得到了体现。

　　有些年轻的研究人员讲到流动人口，实际上他们面临很多具有挑战性的课题，但他们也许还不知道，曾经我们有比较幼稚阶段的讨论。我的这本书第一次出版在2000年，在2007年再版，所以列入到可以评奖的范围，其实大部分的研究是发生在90年代，90年代我们面临着很多课题现在看起来是不言而喻的结论，而当时我们要研究农村劳动力为什么要流动，为什么劳动力流动是好的，为什么需要城市化，城市化是不是好的，农民工的流动是不是理性的，他们和城市劳动力是不是有竞争的关系，以及政府是应该鼓励还是限制劳动力的流动等问题，今天我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结论，但当时是很热门争论的问题，甚至否定的还是主流的思想。

　　这本书的重点和目的在今天逻辑上也有很深的联系，今天我们讨论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那时候留下的痕迹也对今天有足够的理论联系性。这本书的分析方法和结论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不代表最新的研究成果，但那时候对劳动力流动的研究贯穿始终，在理论、方法、结论上也是当初研究的脉络，在逻辑上也是一脉相承的。说明两点：一点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的确是按照一种符合规律的轨迹在向前推动，另一点也可以说经济理论以及任何理论，正确的理论没有被证伪的理论一定有预见性的力量。也就是说，我们早期的研究和今天的结论，以及今天发展的现实还是有很密切的联系的。在理论上，我这本书已经尝试地把人口学关注的人口的机械变动，我们迁移式的机械变动以及发展学关注的劳动力的流动结合起来，把经济学的二元经济理论和人口转变结合起来，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改革开放发展的源泉结合起来。在经验上我们也开始大量引用其他的调查数据，我们也做了最早的一次关于流动劳动力的调查，数据应该是国内最早的数据之一，目前我们有无数的各种各样的调查，但当时做这种经验研究还是很吃力的。

　　在政策上，我们提出了鼓励性的政策建议，今年已经成为了共识，该做什么，今年已经提到了。不该做什么，我们在政策上已经进行纠正了。预计通过大规模的劳动力的流动，产生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参与全球化的分享，今天也得到了证实。很多同行业知道，和这本书相关的一些研究内容，也是我现在关注的一些重点，比如说中国发展阶段的讨论是不是到达刘易斯转折点，关于中国人口转变阶段对经济增长潜力的影响，比如说人口红利是否消失，如果消失了我们需要怎样的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替代它，这些是今天讨论的热门话题，也是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如何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避免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的一些重要问题。虽然很多观点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但我宁愿求同存异，只需要大家同意说“刘易斯转折点终究在中国会到来的，人口红利终究是要失去的，你说它哪一年并不重要，而且这些东西对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性具有重要含义”，有了这样的共识就够了，我们继续研究问题。

　　最后我想说，作为当代的经济学家是非常幸运的，第一，中国的快速人口转变、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把先行国家上百年的时间中的历程压缩在很短的时间里，让我们的研究人员能够在自己的一生中，能够年富力强、能够在做研究的短短时间里观察到相对长的变化过程。这样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之便。第二，经济的全球化、知识的全球化，可以使我们把各种各样的努力拿到中国的特殊环境里检验、修正和发展，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第三，改革开放时期决策民主化的加快过程，使得我们经济学家不用躲在象牙塔里做一些梦想式、纯学术性的研究，而是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理解，我们的一些知识能够得到政策的应用。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