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的“第十二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于2011年1月16日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隆重举行。上图为北大光华学院的刘俏。(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胡秀岩 摄)

　　新浪财经讯 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的“第十二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于2011年1月16日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隆重举行。上图为北大光华学院刘俏教授发言。

　　北大光华学院刘俏教授在本次分论坛“后危机时代的金融体系转型”上做点评，他认为当前金融中介服务方式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效率不高，二是结构有问题，三是服务覆盖面相对较窄。他认为，当效率、结构和覆盖面取得进步并使得三种关系中某种平衡，中国经济未来30年将发展成为更有效的经济体系。

　　以下为发言实录：

　　刘俏：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非常荣幸参加第十二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这轮金融危机之后看到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普遍存在的对金融的怀疑，对华尔街的质疑。这次金融危机里面向公众、市场对华尔街的唾弃可以看到一些质疑。

　　举一个例子，我自己2009年2月份关注了一下华尔街市值，当时发现花旗集团当时市值是80亿美金。这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工商银行市值十七分之一，我当时还做了一个测算，华尔街所有的金融机构在2009年2月份，核心资本加在一起也就不到3万亿美金，而我们当时外汇储备超过了2万亿。在危机发生之后，我们对金融本身再实体中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其实是有质疑的。中国人可能不太怀疑金融的重要性，我们从光华管理学院金融专业是全国高考考生历来的首选，并没有因为危机受到影响。

　　在后危机时代什么样的中介服务方式更合适？更好的为经济转型服务？从历史情况来看，中国的金融对经济增长作用非常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我们讲三架马车，最重要的就是固定资产投资，这占GDP40%到50%。从这个角度讲金融重要性在中国过去30年是反应非常非常显著的。

　　质疑金融体系转型很大原因在于金融中介服务方式是有问题的。我把问题罗列一下，第一是效率有待提高。我们过去几十年用相当于GDP50%的固定资产投资获得10%平均GDP成长。1块钱GDP成长需要5块钱的拉动，这个现象在亚洲四小龙中是不超过30%，这反应我们在金融资源配置上效率不高。

　　中国金融中介服务第二个问题是结构问题。比如在金融体系结构中我们比较侧重间接融资、侧重银行贷款、存款服务、企业债券市场、养老金市场发展不足。这样结构问题也表明金融中介服务方式是有各种各样挑战的。

　　第三个问题，金融中介服务的覆盖面相对还是比较窄。各位嘉宾谈到了，今年比较让人振奋的数字，中国资本市场IPO总融资规模是670亿美金，超过香港，香港大概是540美金。换句话说中国在2010年是整个资本市场融资最大的国家。以香港为例，香港连续两年是全世界最大的IPO市场，是去年和前年都是全球融资规模最大的单个市场。如果把香港去年540亿美金的规模把农业银行200多亿的规模刨掉，把友邦保险的规模刨掉剩下的规模也不多了。所以从真正从蓬勃的IPO市场中受益的企业数量非常有限。报告显示中小企业平均受益　是2.9到3.7年，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企业短命，做不大，这跟金融服务覆盖面是有关系的。大家可以设想我们这三千万企业究竟有多少能够从正常的金融体系里面享受到金融体系的中介服务。

　　再讲IPO的事情，IPO国内媒体关注的焦点是多少人变成亿万富翁了。中国现在大概有超过1亿个股票交易帐户，直接或者间接大概有2到3亿，有多少投资者从资本市场发展里看似比较繁荣的IPO数字里面受益的。我们关注的都是亿万富翁，那么有多少普通老百姓，普通的民众，投资人从中受益？从这个角度来讲金融中介服务方式今后所需要变化很大的一个方面就是覆盖面需要提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资本市场如果对三个效率、结构本身有答案的话，基本我们可以界定后危机时代中国金融体系大概是什么样的形态。关于这个我应该是没有答案的。我刚才从嘉宾那儿听到了一些东西，稍微总结一下，我承认这是几乎没有解决的问题，我想稍微强调的是，我们有可能在三个关系上如果处理比较好，达到某种平衡的话在中国脱颖而出。三组关系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促进经济增长和调整经济增长的方式形成某种平衡。第二是进一步推行市场化进程，同时政府以某种市场方式加强对金融体系的监管，这个形成某种平衡。第三组就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人民币正在崛起日益作为一种重要的国际货币之间形成某种平衡。

　　第一组关系增长和结构调整的平衡关系，这个问题本身很困难，鉴于中国经济的特点我们需要金融体系不断的向实体经济流动。刚才嘉宾讲到了M2规划目标等问题，但是中国经济本身也有一些特点，第一通货膨胀比较容易显现，也比较容易出现资产泡沫。在后危机时代，在我们做金融危机转型的时候，要想怎么实现资源从国有经济向私有经济转化，从大企业向小企业转化，从国家向个人转化。金融资产本身实现这样的转移，我想最终能够实现以内需为主的全新的经济市场化方式是可以预期的。

　　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我们看到了政府对监管的加强，媒体讲美国也搞社会主义了，甚至向企业注。我最想讲的是宏观调控并不等于行政调控，不等于政府亲自出手做参与者。中国金融体系发展一直迟而未决的问题还是市场化程度过高。

　　我大概是90年代初期在五道口读金融硕士，我们当时讨论的问题，学生写的论文就是金融利率系统市场化，到现在这个市场化还没有解决，今后一段时间这是我们需要花时间思考的问题。

　　中国经济是过去全球经济自由化比较大的受益者。我们讲三架马车，出口拉动经济发展，我们因此是受益者。但是中国企业善于价格接受者，突然一天我们发现不再是价格的接受者，变成价格制订者了，发现买什么东西对价格本身有决定权的时候这本身在心态上还没有完全调整过来。

　　举一个例子，人民币汇率问题，人民币在今后发展中可能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新的态势？对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这背后一系列的变化可能会对我们今后的货币政策、对我们今后金融机构寻找一种比较好的盈利模式、对今后的投资者在适当分担风险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准备不足也没有相应的举措。所以后危机时代也需要在这样的关系中寻找一种平衡。

　　后危机时代如果我们在金融业效率、结构上、中介服务的覆盖面上真正的取得某些进步，三种关系中达到某种平衡的话，我们看到的会是一个更好的支撑，中国经济未来30年发展更为有效的经济体系。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