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2010年10月16日，2010中国改革论坛在唐山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促进重点领域改革”，新浪财经全程直播本次论坛。图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迟福林：谢谢。我不是农民工方面的研究专家，但是宋晓梧让我讲讲这个事。在8月7日的论坛上，我做了一个让农民工成为历史的发言，可能是这个原因让我这儿做这个发言。发言以后听到很多问题，其实一句话，“十二五”能让农民工成为历史，我也看到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只有25%左右，“十三五”恐怕都难以解决。第一，什么叫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关键是对这个条件做一些分析。农民工和流动人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条件的农民工，这个基本条件：一是有相对稳定的工作，现在看有半年到一年相对稳定的工作。二是有居所，有自己的租房，或者有单位安排的宿舍，这个现在至少在80%左右。三是看一下结果，有多少人不想回去。现在“十二五”这个五年，我们保守估计，80后农民工占到1亿以上。我总的看法，“十二五”时期从这种情况下，大概至少应该有60%左右的农民工应该有条件实现市民化。

　　第二，我昨天参加了四部委召开的流动人口的研讨会，其中我听了三个，嘉兴、无锡、长沙的发言，嘉兴建立了新居民事务管理局，从上到下全部纳入居民管理，基本实现市民化。无锡这个事情基本解决了。这两个地方农民工占的比例至少在两倍左右，等同于本户口居民的1.7倍到2倍。长沙流动人口占50%左右，长沙现在也开始把这件事情纳入到城市的整个发展规划当中，初步解决了。昨天晚上看电视，在北京的教委主任宣布，三年之内100%解决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所以这个现实已经发生了变化。

　　第三，不是你让不让市民化的问题，而是未来给你留出多少时间、空间。有人说15年都解决不了，我说你再留到15年，这些人不打倒你才怪。现在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社会风险同这些问题直接相关。我们有一个目标，但是同时要考虑给我们的时间和过去历史条件发生变化了。要做出一些历史的选择，所以这个历史的选择最重要，刚才有同志向我提出来，是不是多讲讲下一步的发展方式和转向改革，我想这个判断最大的就是，农民工市民化在发展方式转型和转变中究竟有什么作用。二是有没有可能纳入“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来。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就涉及到发展方式转变与农民工市民化。我就这个主题提三个问题与大家讨论。

　　一、发展导向的变化与农民工市民化。我们一再讲发展方式转变，“九五”期间就提出了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对不对？是对的。但是历史发生了变化，今天的发展方式转变，远远超出“九五”时期提出的这个目标。为什么？今天的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要求就是由经济总量导向转向国民收入导向，一是发展阶段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了，以温饱为目标的生存型阶段基本成为历史了，以人的自身为发展的发展阶段现在成为显示了。二是在发展阶段的历史与变化的前提下，社会的突出矛盾变化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公共产品，尤其是基本公共产品短缺，取代私人产品短缺，成为我们这个社会日益呈现出来的一个突出问题、突出矛盾。无论是发展问题，还是现在的自然环境，经济转型、社会转型都同基本公共产品短缺这个问题相联系。在这两个变化下，我们过去以总量为目标的发展方式还能不能坚持，有多大的空间。恐怕我们要说两句话，发展是硬道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经济增长一俊遮百丑的情况已经成为历史。这就是今天发展面临的情况。我们要实行以国民收入导向为目标的发展方式转变，在这个背景下，国强优先转为民富优先，出口主导要向消费主导转变，工业主导向城市主导转变，把农民工放在这个背景下看一看，我们恐怕在发展导向背景下看一看农民工市民化到底应该把握哪些大的原则。

　　在第一代农民工在总量追求下、导向下可以存在。现在发生了变化，还能维持多少年了。我们讲包容性增长，它的核心概念就是机会平等，起点公平。首先，身份要同等，你到城里当工人就是工人，我来这里工作就是农民工，这公平吗？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按照宋晓梧算的，大概只等于发达地区平均工资的40%左右，有的还达不到40%，这公平吗。有城里户口的人可以参加社保，能够达到70%、80%、90%，我们有的地区只有40%、50%。首先身份得平等。二是机会也要平等。三是发展也要相对公平，为什么在已经就业的农民工自办企业自己租赁别人的小商场，这个比例不是在上升而是在下降，到目前为止可能只有6%左右，呈下降趋势。他在城里得不到公平的环境，无论是市场环境还是社会环境，都达不到。拿融资情况来说，95%以上的农民工，甚至98%，能够得到贷款吗？在现有银行体制下能做到吗？做不到。从这样的发展导向背后，恐怕发展导向变化应当把农民工市民化，或者有条件农民工市民化成为“十二五”发展的目标之一，并且成为政府的约束性目标之一。

　　二、关于消费主导的趋势与农民工市民化。发展方式转变，首要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成为消费主导的大趋势。在我看来，“十二五”不是能不能，而是必须初步形成消费主导的基本趋势。一是外部环境逼着你做，我说三件事，国际金融危机引起的外部市场的变化、全球气候的变化、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汇率问题是个表面问题，当然它是一个焦点问题，但是更大、更方向性是中国能不能从一个投资生产大国逐步转为消费大国的问题。所以，西方对中国能不能成为一个消费大国，五年、十年，他说是一个未知数。一是外部环境相当紧迫，越来越紧迫，这三大变化逼迫着你做。二是从国内发展导向来看，也只有消费为主导的格局才适合国民收入发展导向的路子。三是现实是可以做得到的。按照国际经验，人均GDP3000到4000美元是形成消费主导的基础，我们今年可以达到4000美元，按照7%左右的增长，“十二五”时期我们要超过5000美元，按照6%-7%的增长，“十三五”GDP超过7000美元，当我们的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的时候，这个基础已经便利，关键是政策和制度安排的问题。这个前提下可以恢复到原来的情况，比如居民消费率历史上曾经在50%左右，我们能不能恢复到从现在35%历史最低点恢复到50%左右。

　　我认为只要是发展方式转变，即将公布的建议符合这个方向的话，政策制度安排对头，就能够形成这样的趋势。也就是说“十二五”将初步形成消费主导的基本趋势。在这个背景下，恐怕需要了解农民工市民化在消费主导格局中扮演者什么角色。从两头看，第一，农民工不实现市民化，城市和农村的消费差距会越来越大，现在城市和农村人均消费差距大概至少有3倍左右，因为他在城里赚的钱是打回农村的。第二，农民工市民化以后，他的消费主要是开始往城市里集中。比如麦肯锡的一个报告讲，2005年到2008年，中国2.4亿人口的消费量相当于创造一个德国2007年消费总量，我们每增加一个市民，一般情况看，按大中城市的标准看，至少按固定资产投资增加50万。如果“十二五”60%左右的农民工市民化的话，我们在城市固定资产投入上至少有个7、8万亿应当不成问题。所以，农民工市民化对消费主导大的格局的形成，是扮演着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他的消费预期为什么低？就在于你没有给他实现有保障的社会福利制度；他的消费能力为什么低，就是因为你压低了工资；现在的金融制度不适应农民工的市民化，需要发展中小金融、农村信贷金融。

　　三、城市化的进程与农民工市民化。第一，“十二五”能不能形成城市化主导的格局。同中国工业化水平比，同我们同类发展水平的国家比，我们的城市化至少滞后15个百分点。根据现在总体情况，“十二五”时期中国城市化不到47%，至少到52、53%，“十三五”至少达到60%以上。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55-60%是完全有可能的，形成城市化主导的一个新的大格局。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城市化主导里需要研究，有人说现在经常讲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这个话不准确，城市化背景下对工业化的要求转型升级，中国的城市化已超前工业化了。所以，城市化既是我们解决国内消费需求的一个主要载体，又是调整结构的一个重要约束条件。这个背景下，我们需要考虑农民工市民化对城市化的作用。因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关键在于以农民工市民化来带动城乡一体化。问题在于现在各地都在做一些实践，城市化当中市民化有两种情况，我前不久到巴西，我说我到贫民窟看看，他们说我们派警察也不敢带你看。第二，主动的话我们就防止这样的事情，逐步推进城乡一体化。问题是我们在推进城市化进程当中，以土地换社保，以户口换土地，等等这些做法是值得研究的，这些倾向是应该防止的。尽管有的地方把经验吹得很厉害，但本质上是地方财政的一个反映，本质上是建设经济、建设政府的一个反映，实质在于拿农民的身份换农民的土地，拿农民需要获得的社保来换农民的土地，我想这些问题是十分值得研究的。

　　最后，我们把农民工市民化这个问题放开来看，实际上是我们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问题，我们恐怕只有在发展方式转变这个大背景下，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判断和整个时代发展的趋势能相一致。与此同时，我也作为一个改革战线30来年的同志，恐怕我们现在的改革谈得越来越少，行动性的东西越来越少，实质性突破的东西也越来越少。所以，发展方式转变背景下改革的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比如“十一五”规划，总理主持座谈会我参加，我提了两条意见：一条意见写上去了，我建议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改革的关键和重点，我说提了“十一五”之后还没有写，总理当场表态，写上去，要不惜笔墨写上去，但是怎么样呢？没有多大进展。有一句话我提了没有写上去，““十一五”国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建农村最低救济制度”，“十一五”后期可能是我们改革30年以后，应该改为在农村范围内建立农村最低救济制度。但是这个座谈会两个月以后中央就做出决定，从2006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农村救济队伍。

　　我讲这个例子就想说明，第一，改革的时机、机遇十分重要，发展方式转变就是转型改革的一个重要的机遇，恐怕我们要充分重视这样一个时期。第二，改革的目标选择同样重要。我们是按照原来的思路，以总量为目标的思路去做，还是按照现在国民收入导向的目标来确立公平可持续这样一个方向来做，所以改革的目标选择需要我们思路上做一些新的思考。第三，关于改革的重点需要大的共识，政府转型问题仍然是我们改革的重点。有人提到政治体制改革，我想今天的现状和20多年前发生了大的变化，公共需求变了，所以要求你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公共财政、公共信息、公共参与、公共监督、公共治理，这些事情都变化了，要从这样一个现实出发来考虑形成改革新的动力问题。改革倾向也十分重要。最近我一再强调，经济生活领域要改变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现在相当多的人不赞成。我们的改革倾向是在经济生活领域继续强化政府主导的市场呢，还是充分发挥市场主导下的政府作用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我以这样一个题目，时间关系，提出问题和大家讨论一下，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