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中共上海市国资委党校)、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上海国资》、 新浪财经、新国资网主办的“国企战略转型与未来企业之路”高峰论坛于29日召开。图为上海市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建文演讲。

　　杨建文：各位下午好，今天跟大家报告的题目是关于经济转型和国企发展，题目很大，由于时间关系我强调几个我们从研究角度，当前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

　　第一点，转型是我们国家当前经济进步发展的一个必然之道，这个道理大家都清楚，特别是这一轮金融危机以后感受就更深，这一点我不展开了。

　　第二点，在中国转型过程中间，应该而且可以发挥它的特点和作用。这个我稍微做一点解释，我们中国经济发展大家都知道，它的基本发展是有主导性的，有这样才有我们跨因素的发展。以前的基本模式仍然可能延续而且必须坚持，中国的发展不容易，接下来20年30年的发展给我们必须承担的任务更重，而在政府主导发展模式中间，政府要通过手上资源形成政策。在不同时期中间他的作用性不一样，而公司治理在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地位不同于其他的经济形势，在转型时期，他们对它特殊的要求不一样。这个我们接下来再展开。

　　第三，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中间，特别是在经济转型中间它有它的特殊作用，因为它资本的特殊性质，大家知道外资，国资都有共性，资本应该按照资本的方式进行运行，企业要按照企业的方式进行对等，要从他们的共性讲。民企跟国资的老板是两类，资本的运行服从老板的意识是一样的，国资的老板是作为政府的，他的整体经济发展过程中间他要做的事情跟一般的民资老板和外资老板不一样。由此，引申出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间，它是一个曲线的周期发展。经济繁荣的时候，它本身作为政府来讲，它要防止经济过热，在经济箫条的衰退过程中，政府要对经济调整，才可能使经济平稳发展。由此对于国资的进退，从总体上有一个大的要求，也就是说在整个经济繁荣高涨的时候，国资经济退，在经济危机箫条衰退的时候，国资应该是进，而在这个进和退的过程中，宏观经济的效用跟微观经济效用是高度统一的。你本身在经济衰退的时候，你进入门槛很低，这样大家不难理解，尤其是西方国家，他的经济制度跟我们不一样，他同样有国资，但是他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凯恩斯主义就抬头，经济繁荣的时候，非国有化马上成为主导思想。这从大的角度讲，国资成本进和退跟老板的意志和老板对社会经济发展所承担的责任，这两个是联在一起的。

　　第四点，当前情况非常特殊，第一整个经济，金融危机激烈动荡以后目前处于衰退期，在下一波经济高涨起来以前他有一个过渡时期，而这个过渡时期根据我刚才所讲的，国资不应该退出，经济的稳定需要它支撑，等到下一波起来以后再退出，同时在这个阶段大家都知道，包括证券市场，包括社会对于经济本身的预期和期望，并非很高，这个时候退的话，整体会有一个拉下的作用，这是根据刚才讲的道理延伸的。但是我们同时面临着什么，我们现在开始做准备，接下来必然推进的整个社会经济的转型。金融危机以后，整个中国经济不可能在按照原先二三十年这样一种发展方式在延续我们接下来20年到30年持续高速稳定的增长，如果没有后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目前到现在的状况，尽管成绩很大，但是不稳定不成熟，碰到大的问题很有可能发现大的反复。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中国经济转型，转型的题目太大我今天不可能展开，大家都知道，包括科技导向型转型，消费导向型转型，民生导向型转型等，在即将到来转型过程中我们需要做什么事情，从政府层面上需要做两件事情。第一准备好转型的成本，第二要选择好方向，订立好基础。你要考虑一个沉默成本，你作为转型它有一个调整，成果成本也好，整个社会的维护成本也好，风险成本也好，以及对新的发展产业提供成本的产业也好，都要，这个成本由什么来控制？要求我们国资在社会经济转型之前，国资本身的转型要先行启动，它起的作用是两个，一个作用为整个社会经济转型带头，发挥它的引领作用。第二个作用，我退出以后，我为刚才所讲的转型成本打好基础，尤其是在我们经历一场金融危机以后，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已经注入大量的资金，本身在财政收支问题上都已经开始趋紧，甚至有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当本身财政资源有限，政策资源也是有限，统计资源也是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国资在这个时候，它能够发挥得作用可能不仅仅是我们国资本身的事情。由于时间关系我简单给大家汇报到这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