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和布鲁金斯协会主办的第二届“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会”于2010年9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图为奥巴马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劳拉·泰森发言。(来源：新浪财经 陈鑫 摄)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和布鲁金斯协会主办的第二届“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会”于2010年9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新浪财经全程报道本次会议。图为奥巴马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劳拉·泰森发言。

视频：劳拉·泰森：中美双方需要互逆的经济转型 媒体来源：新浪财经

　　劳拉·泰森：谢谢，我想对于就业，中美双方都非常重视，中国和美国其实都面临着中期就业方面的转型和经济的转型。尤其是对于经济的调整以及经济的转型，双方国家是一种反向的行为。比如说美国需要刺激消费，强调大家要进一步提升储蓄率，而中国恰好是要降低储蓄率。美国是要防止消费过度，而中国是要刺激消费，刺激国内市场需求。所有这些其实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让双方的政府能够制定很好的经济政策，能够促进双方国家的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其实在这一点上，双方政府是有着共同的利益基础的，而且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好的达成目标，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实现双方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说到后危机时代，其实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如何掌握经济发展的步骤，包括复苏的步骤应该是稳步前进，而不是突变型的经济发展。假设美国要从过度消费的国家，过度房地产投资投机的市场到理性消费的市场，该如何引导民众实现这个转型？如何更好的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如何让中国从一个依赖出口型的经济增长过度到以国内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所有的这些都是我们所讲到的基本问题。但是它不仅仅是就业问题，其实也覆盖贸易、宏观经济等等各方面的情况。

　　在美国也有经济学家比较悲观，我们同意美国经济增长的步骤将是比较缓慢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从一次危机当中要复苏的话，尤其是从金融危机当中复苏的话，而且房地产市场要复苏是痛苦的，并且也是长期的过程，而且也是缓慢的过程。因为在财富方面有很大的缩水，包括一些家庭必须要进一步整理规划好自己的财务负债情况。对于需求的增长，实际上肯定会是缓步增长的。美国的情况消费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力量，假设美国的家庭都在不断的调整自己的资产负债情况，想要做一个更好的财务规划，他们的财富缩水的话，在美国我们可以预见到这个市场的需求将是缓步上升，缓步增长。在未来的几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欧洲这种市场需求都是非常低的，就业率的上升也会比较低。这样的话就会引发一些挑战，有一个项目做过一些调查，他们认为我们现在还缺1100万个工作，我们必须要新增1100按个工作才能够让就业率达到2007年时候的高度，必须每个月都要有新增的劳动力，这样的话我们必须要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增长才能达到这一均衡。

　　对于近期的经济复苏，假设美国要进入以低消费为增长的模式，什么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可能是基础设施架构的投资，我们也谈到了美国应该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包括中国整个的刺激计划，其实大部分是做公共方面的投资，美国却不是这样的。所以美国应该从中国的经验当中学习经验，学习如何进一步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我们谈到的双方可以在这方面有很多的一些投资机会和共同合作的机会，包括中国的投资人到美国去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这对于美国经济的增长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们也讲到了出口，出口主要是贸易方面的问题，这是中美双方的一些贸易问题，包括其他贸易伙伴的问题，假设美国要出口更多的话，必须要有更多的世界上对美国产品的需求美国才能够进一步的扩大出口，这取决于世界上，包括海外市场的增长情况。比如说欧洲或者是美国，可能要依靠亚洲市场，包括中国的需求增长，同样也要取决于美国产品进入亚洲市场的市场准入情况。确实有市场的障碍存在，比如说自主创新政策、政府采购政策对于本国的生产商有优惠，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政策对本国企业有相对的好处，而对外国企业有相对劣势的本地化要求。因为美国有这样的承诺，未来5年要将出口翻番，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要减少美国产品进入海外市场所遭遇到的准入方面的障碍。

　　在中小企业方面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方面，我们认识到在美国和中国，中小企业的作用对于创造经济的增长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看到在危机之后资本市场有收缩，中小企业在借款方面就遇到了一些困难，这方面我们要有改进。在税收政策上也可以做调整，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在中国还应该进一步减少中小企业进入特定产业和行业部门所遇到的一些入门的门槛过高的问题。在美国对于中小企业监管的范畴相对比较小，在资本金方面的门槛比较低。我觉得中美两国可以相互借鉴的，也是我同事之前说过的，我们需要做一些研究，就是我们怎么来培育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增长，为什么这对中国很中国？中国已经认识到，他的经济要从过多的依赖于出口转向国内需求，这就需要增加服务，服务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说到中国发展的战略，确实中国在产出方面的增长非常多，但是在就业增长方面和产出相比的速度是不尽相同的，赶不上。因为有一些制造业比起服务行业来说对于劳动力密集性的要求不是那么高，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必要发展更多的服务部门，而这样的话可以有大量的中小企业进入服务业的部门提供服务。比如可以开一个餐馆，它能够创造不少的就业机会，又能够为人们提供服务，这方面的例子非常多，因此在中国就业持续的增长和服务业的发展与中小企业是密切相关的。

　　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我觉得对于这种变化的了解还是不够的，我们听到中方的观点很清楚，就是工资水平上升的态势很强劲，特别是自2003年以来，因为生产力的提高非常强劲，工资相应的增加也比较多，工资增加以后就会带来更多的消费，看看中国的情况，普通居民的收入在GDP增长当中所占到的比重非常低，这个比重是需要增加的。这同样也要求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当中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我们还提到了尽管在农业部门里面仍然有剩余劳动力，但是我们经济学家是相信路易斯模型的，我们对于大家就不说这么深奥了。简言之，随着经济的发展会达到一个拐点或者转折点，会把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当中抽取出来进入工业部门，在某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工资开始节节攀升，相信这对于中国经济的再均衡和可持续发展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中国城市化的目标是实现经济再均衡的一个重要工具，因为它会加速劳动力从农村、农业向工业的转移，而且城市化要求大量提供服务，我们也看到在城市里面服务业几乎无处不在，所以它也会刺激经济更多的向服务型转移。所以我们都认同，城市化同样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战略。中国的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是非常倾向于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在这方面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应该说管理的能力要比美国好，它的基础设施的发展也和城市化联系起来，和经济的再均衡过程联系起来。在美国经济刺激计划和减税等等并没有像中国的这些政策工具这么紧密的互相有机的联系起来，在美国我们做的不算好。

　　对于税收方面，美国的经济学家有一点吃惊，就是劳动力收入的税率在中国很高，在劳动力成本基础上增加了40%，如果你要想看到这种就业机会大量增加的话，这么高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实际上是不利于创造就业机会创造的因素。在众多的领域当中，相信中美双方的经济学家都可以做一些相互的研究。从政治领导人的角度来说可以理解就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话题，美国现在的情况就很不乐观，我们的经济几十年以来经历过一些很短的衰退，而且相对来说这个衰退持续的时间比较短，失业率总体来说比较低，就业率比较高。但是现在我们遇到的是一个缓慢的复苏，在比较长的时间里失业率会比较高，所以情况并不乐观。我们经济的复苏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我们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出口的增长情况，当然中国也有很大的比重，因为中国的市场也很大，在这个领域当中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双边的磋商，比如说战略和经济对话能够加深共识。

　　我也认为，像APEC、WTO、20国集团这样的领域当中尽可能精密的合作，实现对于全球开放市场的承诺。大家也意识到，现在全球化在美国实际上是一个不大受人欢迎的词，特别是失业率比较高的时候，大家都会在找为什么我们的失业率会这么高？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一些不平等或者不公平的贸易待遇，这种发生的几率就会增加。同时我们也在和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积极的商签双边协议，也在努力的完成WTO多哈回合谈判。

　　我就讲这些内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