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由复旦大学主办、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资助的“上海论坛2010”于2010年5月29日-30日举行。上海论坛2010闭幕式上，上海论坛专家委员会主任袁志刚代表上海论坛发布了《上海论坛共识》。

　　以下为全文：

全球经济再平衡与亚洲的持续复苏

　　发展是当代世界的重大主题，也是亚洲增进居民福祉的根本途径。亚洲的发展以经济持续增长为驱动力，同时也内涵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协调推进。在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背景下，亚洲的发展不仅需要亚洲与其他区域进行良性互动，而且需要亚洲各国对全球格局变动形成有效回应。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已造成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并对亚洲的持续发展产生了明显冲击。危机影响的严重性和广泛性促使人们深刻反思此轮危机的成因，就本质而言，此次危机是全球不同经济板块在贸易、金融等方面非均衡发展的衍生后果。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经济体(以美欧为代表)和新兴经济体(以中印为代表)的关联度日趋增强，其关联方式为：发达经济体利用国际货币优势竭力发展金融业，而新兴经济体则利用要素禀赋优势大力发展制造业。以各自的增长模式为前提，发达经济体大量进口并形成贸易逆差，而新兴经济体大量出口并保持贸易顺差；发达经济体因消费过度、货币流入而投资过度，而新兴经济体因储蓄过度、外汇盈余而出现资金流出。上述关联方式使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特征得以增强，但关联关系的非均衡性已蕴藏着危机爆发的基因。当发达经济体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债务过度膨胀与金融过度虚拟化同步发展时，全球经济非均衡的潜在风险就会以金融危机的方式显性化。

　　此轮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均采取了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予以应对，但前者主要通过金融复苏以带动实体经济增长，后者则更侧重实施刺激性政策以直接驱动实体经济复苏。当前，全球经济正处在推进结构调整以重构秩序的关键时期，处在旧平衡被打破、新平衡在探索的转型阶段。就亚洲而言，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为了回应危机的冲击，对外推动务实合作，对内实施刺激性经济政策，不仅率先实现了本地区经济的企稳回升，而且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起到了引擎作用。

　　亚洲当前正处在“后危机时代”的复苏阶段，但复苏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仍需增强，复苏进程面临的不确定性也亟待有效应对。亚洲复苏的持续性正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美国的经济政策能否使其走出“无就业式增长”的困境，希腊等国家的债务危机会否“拖累”全球的复苏进程，不同国家在刺激性政策实施及退出策略中能否形成默契等。为了应对内外部的多重挑战，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健复苏，亚洲各国必须立足长远发展，增强域内合作，认真反思增长模式，加快调整经济结构，通过多维重构来夯实亚洲经济复苏的基础，打造亚洲经济持久繁荣的新型动力机制。

　　亚洲经济秩序的重构首先表现为亚洲需要找寻并重塑与美欧之间的新型平衡机制。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进程中，“美欧消费、亚洲生产”的贸易格局和“美欧举债、亚洲储蓄”的资本格局需要重新审视。中美两国在亚洲及全球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亚洲与美欧经济秩序重塑的核心是形成中美合作的新模式。作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国，美国应加强金融监管以提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增加国内储蓄以提升居民消费的合理性，扩大对对外出口以降低国际贸易的失衡性，尤其应基于就业创造而增加对新兴经济体的技术密集产品输出。作为金融危机的受冲击国，中国则应通过发展方式转型形成更具包容性和持续性的增长方式，通过刺激国内居民消费来夯实增长的内部基础，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来扩展贸易的盈利空间，以此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在更高层次上开展良性互动。

　　为了优化外部环境、促进全球发展，亚洲应努力推进国际货币体系的适宜性调整。当前改变以美国和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具有现实性，但检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实施效力、并渐进地探求国际金融合作新方式则既具必要性，也有可行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G20金融峰会等为平台，中印等国在国际金融合作中的影响力日渐彰显，而美国也基于危机的现实教训出台了严厉的金融监管法案。由于金融危机部分地削弱了华尔街的金融中心地位，希腊债务危机也对欧洲的金融中心地位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东京、香港、上海、首尔等亚洲城市的金融配置功能趋于增强，伴随着亚洲经济的强劲复苏和制度的持续完善，国际金融中心的洲际转移和多元趋势很可能会成为特征事实。就当前来讲，基于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本位地位难以动摇的事实，美国政府应以美国的长远利益和全球利益为重，规范美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以保持美元币值的稳定性。就长远来讲，在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尤其是亚洲实体经济规模持续增大的前提下，人民币、日元或亚洲合作货币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国际货币体系“一超”(美元)“多强”(欧元、日元、人民币或亚元)的新模式可能出现，这需要我们进行持续观察和深入研究。

　　亚洲推进国际货币体系重构的一个“试金石”是其可否能动地确立其汇率制度和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根据经济发展形势适时地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近期，美国为了平衡贸易逆差、增加就业岗位，联合其他经济体对华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然而，已有研究难以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提供有力支持，而人民币升值不仅难以改变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抵御输入性通胀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而且会在贸易、金融、储备、动态、主权等层面产生福利损失，国际经验也显示：迫于外部压力所做出的汇率调整往往会损害调整者的利益。在国际货币体系重构的背景下，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需要推进务实合作，但不应为其他经济体过度承担责任，其更应基于自身战略诉求能动地确定其汇率制度和水平，在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等原则指引下稳健地推进汇率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亚洲与美欧之间的经济再平衡不仅需要重构国际货币体系，而且需要重构亚洲域内的经济关联方式。一个整合的亚洲可以增强对美欧的经济话语权，而一个协同的亚洲则可以减弱对欧美的经济依赖度。当前，亚洲各国需要凝聚共识、增强合作，依靠组合力量抑制美欧的贸易保护主义，避免亚洲经济因贸易逆转而出现增速急剧下滑。亚洲各国还应利用其多样化、差异化显著的特征，充分挖掘资源禀赋，有效发挥比较优势，在域内推进产业结构梯度转移，条件成熟的地区应率先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亚洲各国还应增强要素市场的信号功能，降低要素流动的交易成本，引导要素进行重组和集聚，进而优化域内的产业分工结构，挖掘自身的投资需求潜能。考虑到资本对实体经济的驱动功能，则亚洲还要增强对内外部金融风险的识别和防范能力，应在强化监管的基础上推进域内货币合作进程，尝试构建与区域关联相耦合的“亚洲货币单位”。

　　在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冲击的情形下，中国不仅通过实施“一揽子”刺激性政策避免了经济增长快速下滑，而且强调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以形成增长的持续动力源泉。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多元性、系统性和关联性特征，而其核心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这些转变的目标是通过动力结构调整夯实增长的内部基础，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增长的竞争优势，通过要素结构调整增强增长的可持续性。为此，中国应持续推进体制改革，重塑政府与居民、中央与地方、居民与居民的收入分配结构，采取组合政策缩减城乡、地区和行业的收入分配差距，完善针对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申政府在基本住房、基本医疗和基础教育等领域的职责，以此为国内居民的消费拓展提供有利条件，为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增长方式奠定坚实基础。

　　由于能源和生态的时空配置对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亚洲的秩序重构还应考虑新兴能源和低碳经济的引擎效应。亚洲经济的高速增长通常伴随着能源的高消耗和生态的高破坏，从长期来看，构建在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基础上的经济增长不仅难以持续的，而且会直接损害居民福利。亚洲采取渐进方式发展新兴能源和低碳经济，是谋求自身发展、回应外部压力的关键抉择。然而，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存在差别，发展新兴能源及低碳经济的能力并不相同，特别是中印两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阶段，过度强调清洁化、低碳化可能会导致其经济增长出现剧烈震荡。据此，亚洲各国应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推进能源利用、生态保护和气候合作，日本、韩国等国应基于其发展阶段率先降低排放量，并对其他国家提供资本和技术支持；中国、印度等国既应基于大国责任提出减排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更应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低碳经济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这不仅需要依托技术创新和市场培育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大力开发新兴能源，而且需要依靠自主创新和市场完善推进企业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伴随着要素流动性和人口集聚性的增强，亚洲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这一进程将不可避免地重塑亚洲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及其相互关系。城市化通常具有促进经济增长和导致衍生问题的“双刃剑”效应，亚洲各国必须认真总结城市化进程的经验教训，努力找寻城市发展的最优路径，以在城市发展、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居民生活改善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这为展示城市经济的繁荣、城市科技的创新、城市社区的重塑和城市文化的融合提供了平台，也会为人们深入思考城市发展的经验、挑战、趋势及其路径选择提供了契机。上海世博会带给亚洲的不仅是新产品、新发明等“工具理性”，而且是新创意、新理念等“价值理性”。就思想启示而言，亚洲的城市发展不仅应体现在外延层面的城市人口规模不断增加、占比不断提高，而且应体现在内涵层面的产业结构优化、居住环境改善、服务能力增强以及行政效率提高等。只有将外延拓展和内涵提升有机结合，亚洲城市发展才可以有效回应各种“陷阱”和“挑战”，并通过产业集聚效应推动经济增长，通过信息互动效应推动社会融合，通过市场带动效应推动科技创新，从而更好地实现居民生活改善和福祉增进的发展目标。

　　伴随着经济增长和医疗条件的持续改善，亚洲正在快速、普遍且难以逆转地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人口老龄化标度了亚洲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已经取得积极成效，但其同时也会对社会保障与公共福利、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等产生压力，而对中印等发展中国家而言，人口老龄化更是会对劳动力充裕且廉价的传统优势产生直接影响。亚洲各国应审慎地对人口制度及相关政策体系进行再设计，依托制度、组织和政策的完善来适应老龄化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未来应立足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态势，在考虑地区和群体差异性的前提下对生育政策进行渐进式调整。同时，中国还应投资人力资本以提高劳动效率，完善要素市场以增加人口流动，尤其要深化户籍等体制改革以加速农民的职业流转和身份转换，逐步实现迁移人口在城市的经济社会融合。对中国等亚洲国家而言，必须立足于经济增长对养老、医疗和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完善，立足于构建共享型社会而推进居民的毕生健康和终身参与工程，构建与未来老龄化社会相适应的社会治理和公共政策体系。

　　亚洲的经济复苏和社会发展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以亚洲的政治稳定、文化融合为前提条件。当前，美国对亚洲的“同盟与扩展”战略已基本定型，而亚洲对国际关系格局的重构作用也日渐凸现，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和中美依赖对称性的提升，中国在中美双边交往中的议程设置能力大大增强。基于国际关系格局的持续性调整，亚洲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应强化沟通与协调，通过一致行动以在国际经济政治舞台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同时，亚洲各国还应继续搭建合作平台，拓展沟通渠道，增强以东盟为载体的南亚合作机制，深化以中日韩伙伴关系为载体的东亚互动关系，创新朝核问题新思维以促使朝鲜积极融入国际社会。随着经济一体化、社会关联度、政治互动性的增强，亚洲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必将日趋频繁。经济一体化可以优化资源配置，而文化单一化却只能扼杀社会活力，经济发展有先后，但文化分型无高低，亚洲的经济增长不能损害文化传承性，亚洲各国的经济政治合作也不应牺牲文化的多样性。将经济趋同化和文化多元化相结合是亚洲实现全面发展的重要准则，而尊重历史、加强理解、促进融合也应是亚洲实现文化繁荣的理性选择。

　　国际格局瞬息万变，域内形式错综复杂。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背景下，亚洲已率先步入复苏的通道，但复苏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仍面临不确定性，亚洲亟需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维度的重构。格局倒逼出路，出路惟在重构。亚洲的重构具有复杂性和艰难性，因为重构涉及多元主体、多重目标和多种约束。然而，亚洲的重构更具重要性和急迫性，因为重构关联着亚洲发展的持续性和协调性。为了回应挑战，亚洲应以勇气、智慧、协作来推进多维重构，舍此别无他途。艰难性不应成为亚洲延缓重构的理由，而复杂性则尤需亚洲理性选择重构的路径。

　　亚洲的重构动力在于各国及其居民，重构收益也应惠及各国及其居民。亚洲各国的发展阶段、战略诉求和实际条件存在差异，因此，重构必须按照“求大同而存小异”、“普遍化但有差别”的原则，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完善机制、共享收益，以形成亚洲推进多维重构的持续动力机制。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等国应在推进亚洲重构中承担更多的职责、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亚洲各国应以增长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为突破口，按照渐进性、协商性、可控性、动态性等基准积极稳妥地推进重构进程。重构形成合力，合力驱动发展，亚洲各国在“后危机时代”已经深刻意识到重构与调整的重要性，意识到合作与协力的必要性，这种思维转变和务实行动导致亚洲的多维重构不仅是未来愿景，而且是可行方案。亚洲稳健复苏和持续发展的美好蓝图值得期待，而亚洲的稳健复苏和持续发展必定会带给亚洲居民更好的生活和更多的福祉，也必定会为世界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做出更为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