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29日，由复旦大学主办的上海论坛开幕。新浪财经全程直播本次活动。以下为瑞典银行Cecilia Hermansson演讲。

　　Cecilia Hermansson：非常感谢邀请我到这里参加上海论坛，我是瑞典银行的首席经济师，同时我也是斯德哥尔摩的博士后，今天我想讲一下在后危机时代遇到的挑战。

　　首先，次贷危机在美国发生以后扩展到了全世界，然后造成了一场金融危机，现在也已经造成了实体经济的危害，现在我们在欧洲也有了一些主权资金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财政问题已经扩展到了公共领域。可以说银行业现在有了一些问题，当然这样说也太简单了，如果说是由于一些贪婪、资本的无度会显得太简单。这边我也会讲一些有关行为、心理的问题，几十年前博格曾经说过，这跟一些疯狂、妄想是连在一起的。这里面有三个主要的因素可以解释金融危机的问题，我们要一并来看待。首先是我们有经济政策的失灵，还有一个市场的失灵，同时还有心理学方面的问题。金融危机主要是在西方国家的一些问题，不管是公共还是私有领域，在平衡方面有问题的，包括中国也会造成一些冲击，他们也对很多方面也造成了很多的冲击，所以需要采取行动，很多的国家都有了一些银行业方面的问题，造成了衰退。比如来看一下我们自己的国家——瑞典，我们也有了一场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有了一场金融危机，造成了很大的经济影响，所以我觉得所有的国家都可以互相学习，来避免类似的问题发生。

　　现在，我们说一下经济政策的失灵。我觉得在货币政策和财务政策方面都会有问题，怎么样在世界上对这个发展进行一个平衡。首先我们说一下货币政策，我们觉得这里面有一些问题，就是对于通货膨胀的目标定得太狭窄。通货膨胀低的话，利率也会低，所以就会造成财政上的不稳定性，这会对财务稳定性在中期造成一定的风险。中央银行的一个平衡模式只使用了一个金融系统作为中间的媒介，我们可以看到金融财政系统完全可以影响到一个实体经济。比如说理查德曾经写过一篇资产平衡表的论述，我觉得也需要把这个资产平衡表考虑进去。我觉得这个需要有以下方面的一些补充，包括一些信贷的扩张，还有一些资产的价格等等。这样才能避免财务上的不稳定。所以我们要有更全面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财务政策方面的不均衡，特别是在美国，在以前的阿南格林斯潘通常是降低利率，市场的价格就增长了。所以格林斯潘在这个方面也造成了很多风险和问题，不光是在财政问题，而且在家庭、不动产、公司等等。因为利率这么多，所以我们在错误上可以高枕无忧，但是现在可以看到不完全如此，这就会很多的问题。

　　最重要的一点是在管制方面的问题。我们曾经认为金融市场是能够自我进行调节的，现在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应该更有效地配置这种资源，减少风险。当说到管制的时候，不光有一个缺乏管制，而且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更好的监控系统。一般来说，有时候一个时候只是看其中一个监管系统，其实我们应该把所有的监管系统结合起来一并来看，这样更加全面。我们在进行监管的时候可以看到有的部分经常会有一些躲避监管的事情，在美国举个例子，三分之一的系统是处于监管系统之下的，很多是从外部其它来源过来的，所以如果我们监管的话，应该对整个金融财务系统进行监管。

　　现在，我们在道德的领域方面应该也是要进行一个管制，有的人认为我们已经发展得这么大，以至于我们不可能会破产，这样一种期望值就是有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会来拉我们一把，助我们一把。就是我们已经发展得这么大，如果我们倒闭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的话，这样一种观念会造成金融系统很大的问题。

　　在危机过后，很多的金融机构，在美国实际上变得比危机前更大，实际上他们的这种观念——“大了就不容易失败”更加强化。还有我们经济不平衡的发展，可能你们听说过伯南克曾经说过这样的一些话，虽然我不完全赞同。但是我觉得约翰·泰勒先生曾经描述过，美国储蓄实在太少，结果造成了这种消费不可持续，最后造成了这种繁荣不可持续，我觉得这是一种比较有道理的说法。

　　在很多的经常项目有盈余的国家应该更多消费，在经常项目下有逆差的应该更加注重储蓄，这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观点，而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比方说我们这边有一些国家人口老化，所以需要更高的储蓄率，比如说德国、日本，我们就必须来看这个问题，中国也是，就是如何增加内需的问题。一般我们不会说太多财务的问题，但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领域。在美国的财政政策是让更多的美国人拥有自己的房屋，所以他们的房屋政策当时不可持续。我们现在反过来看就能够看清楚这一点，波罗的海的一些国家，他们的资本向我们瑞典的一些银行进来，产生了一些过热的情况。这时候，我们需要用一些财政紧缩和管制来对抗这种倾向。

　　说到波罗的海的国家，要讲到他们之间的协调问题，金融系统越来越全球化，看起来监管也还是处于一种本地化、本国化的问题。下一步我们说一下市场失灵的问题，有很多的因素，就是为什么市场最后的方向不对。这边我们看一下相关的因素，这里面首先是缺乏一个全面性的解决问题方式，比方说在银行里面很多的董事会关注的都是一个短期的利益，而实际上他们应该看得更加长远的利益，要看一种宏观上的平衡，但实际上他们是更多地注重了一些短期的利益。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宏观跟微观两者结合起来，我们需要把实体经济跟金融系统更加好地结合起来，采取一种全面化的观点，既要有长期，又要有短期。

　　在中国，你们在做长期计划方面应该做得很好，这也是我们欧美需要进一步加以努力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模型本身就存在一些问题，比方说有一些市场的设想、猜想等等，他们认为不存在一些泡沫，甚至存在泡沫也不会太长。但是实际上这些设想都是不正确的，所以我们觉得学术圈也应该建立更多的一些行为金融学，建立起更科学的一些模型。在模型里面放进去的信息也需要正确，在美国房屋价格同时下降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你有了这样一个预先的设想，那么这个模型本身可能就不起作用了。另一方面，你也会搜集很多的危机信息，但是所有输入的信息有可能不准确。那么尼克拉斯有一个模型，也值得大家去看。

　　除此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很复杂，但是又有问题、存在缺陷的产品。包括一些抵押贷款、金融衍生品等等，这些产品很多时候，除了发明者之外，很多人都不了解是怎么回事。现在我们要更多地了解这些金融产品，并且知道它们在市场上的价值。在一个是我们的杠杆力度过大，比如说希腊，比如说其它有债务的国家(公司)杠杆化的力度过大，这样很容易失控。当环境变化的时候，比方说到了2002年的时候，在美国债务占GDP的比例从20%一直增长到了120%，所以债务的比例在大大增长，所以我们需要这样一个过程，把杠杆化调到比较合理的比例。

　　另外，我们还在风险评估方面做得比较差。比方说很多的机构可能会说，当我们在分析风险的时候，我们对本公司的一些风险分析已经做得比较到位了。但是所有的公司结合起来，做一个宏观的情况来看的话，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比如说风险的评估在宏观层面上是做得不够的。这在聚焦的领域也存在一些问题，所以在宏观经济方面会造成对风险的估计不足。

　　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需要在风险评估方面做更多的事情。另外，在评级的步骤方面我们也存在很多的疑问，比如说评级方面一般信用评级通常都是往上升的。那么在这个评级的过程当中，包括它用的一些方式方法在信用评估方面都会有一些问题，而且这些信用评估也起一个双重角色的作用，既也是作为一个评估，有时候也对这个产品做一个推介。那么，这里面我们有时候说投资者应该付钱来获得这个评估信息，这样会使得这个评估的过程做得更好。

　　下面我们说一下行为金融，这里面我觉得行为金融学对于学术界、对于政策执行人相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它才能够避免更多的一些错误。一般来说，在危机之前我们跟着领头羊来说还是有好处的，但是一旦危机到来的时候，这种从众心理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格林斯潘曾经说过一些不理性，在1996年的时候说过金融市场上一些不理性的现象，但是在2000年的时候，纳斯达克的泡沫并没有破灭，这里面其实就已经隐含了一些问题。同时，你也可以把希腊作为一个例子来看。比如说很多来希腊买了一些国债，现在看起来买希腊的国债并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这跟信息是有关的，不同人获得信息是不一样的，我们处理信息也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信息最后如何定基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有时候我们会过于自信，并且对于我们的掌控能力有一种幻想，在代表性方面也存在一些缺陷。如果我们现在有很多从欧洲来的负面新闻，很多媒体上经常会发一些悲观的观点，代表性不够。

　　其它我们要研究一下文化差异。比如说在中国以及欧洲的学生，他们看风险方面是有不同的观点，这与他们的文化基础是有关系的。我们这里学到一些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就是我们需要变化的动力，同时需要一种宏观层面更加谨慎的规则，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对金融系统有更良好的发展。另外，如果调控过度的话也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会对银行的发展造成一些阻碍。

　　在这里，我们还需要这样一个平台，来进行全球的协调。另外，我们在北欧波罗的海的经验也可以有所借鉴。从瑞典过去的金融危机1990年我们也可以学到一些经验教训，所以我们现在的集团的会议上也得到了一些新的信息。作为银行需要更多地承担起一些价值观以及社会职责，我们需要更全面、更长期的一些眼光。同时，我们需要对行为有更多的理解，并且研究过去危机的历史，从过去吸取对现在有所借鉴的历史。同时我们需要发展补偿的计划，以减少风险。 对于杠杆和我们也要进行一些调控，同时你在从众之前需要进行一些更多的思考。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