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29日，由复旦大学主办的上海论坛开幕。新浪财经全程直播本次活动。以下为复旦大学华民教授演讲。

　　华民：我的理解，不一定是这些政策错了，是这些政策和当地的环境不匹配，约束条件不满足。我们今天很多经济学家每天都在开药方、开政策，所以我想问一个问题：你满足这个地方的约束。条件吗？所以我第一个问题想要讲一下关于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经济体系当中，外部约束环境。

　　我想讨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体系条件下什么是可以竞争的？什么是不可以竞争的？可以竞争的激烈到什么程度？第一，美国霸权不可竞争，它是一个制度化的霸权，生产了那么多的公共品，有人有能力替代美国生产那么多的公共品。国际安全、国际政治体系、自由贸易制度，本位货币，没有一个国家做得到，所以就不要挑战美国霸权，这个是不可竞争的。

　　第二，随着全球化的增长，金融一体化、贸易一体化、自由化。贸易是可以竞争的，因为有禀赋的差异，金融是不可竞争的，因为有本位效应。我看了很多的时政文献，基本的结论是什么呢？一个国家的货币在世界经济体系当中的地位，贸易只能解释5%，95%是金融交易。那么大家要问全世界主要的金融交易货币是谁？美元。美元不可挑战，美元不可竞争。所以我非常赞成Ronald I. McKinnon先生的观点。什么是可以竞争的？贸易是可以竞争的，激烈到什么程度？走市场化道路越来越多。低收入国家的比重占全球的比重越来越高，穷人多了、富人多了，但是穷人富人都要国际化，产生的产品就增加了，于是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全球的产能过剩时代。中国政府天天在说产能过剩，这不是中国问题，是全球问题。工业化国家是大部分，制造在增加，后工业化国家是少数，所以贸易的竞争空前激烈，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世界经济体系当中，这就是给予中国经济成长和发展的约束条件。

　　第二，内部。我们中国经济内外部经济同时失衡，我们讨论一下外部经济失衡在什么地方，这是79年以来我们的变化大家看第一城乡差距扩大了。第二，居民收入差距，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有技能和无技能的，高级劳动力和普通劳动力的收入差距。第三，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扩大。第四，政府和居民之间的初次国民分配走到了国富民穷的地步。这四个结构性的问题会产生什么呢？就是中国没有内需。中国有过高的储蓄率，基尼系数提高了储蓄率也一定增加，所以中国今天出现的储蓄率不是偏好，是经济增长的基本结构性失衡，储蓄率一高内需没有，因此中国就只有出口，因此就导致外部世界的进一步失衡。

　　下面首先来分析一下城乡。城乡差距的失衡原因在生产力，工业是递增的，农村是递减的，只要农民不进城，农业不现代化，城乡差距一定扩大。中国生产率落后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作一个国际比较就可以发现，中国的农村劳动生产力不到美国1%，美国是30万个农场，种着22%全球的耕地，中国是4亿种地的，人口8亿以上，种着世界7%的耕地。人出不来钱进不去，机械就没有用。所以我们天天讲农村要现代化，我们要投钱进去，我们要把机械现代化。有那么多的廉价劳动力存在的时候，会有一个企业家去用昂贵的资本替代廉价的劳动吗？所以任何的理性选择一定是维持现状，所以城乡收入差距就扩大了。那么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有什么方法来解决？城市化、工业化，这是全球提供我们的基本经验，你现在往农村增加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在小块土地经营的条件下，这块政府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并没有带来生产力的提高，只能造成环境的破坏以及巨大的政府财政负担。所以关键是要改变中国农村的生产方式，把人口转移出来，转移出来的人口是多少呢？按照美国的标准，留下的只能是1000万，如果做不到，留下1个亿，那么中国的农民可以出来许多许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虽然不是人口经济学家，但是很多人口经济学家说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到了，农村劳动力趋于枯竭了。

　　请大家看这个图，我来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对中国的农民可以作两个分类，我们先看右边的分类，农民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风险偏好。

　　农民并不是天生可以种地的，第一类是会种地、会经营，土地一定会丰收，每次粮价都可以卖到最高点，这样的农民就可以作一个农场主。第二类农民是会种地不会经营，一块土地到他手里一定丰收，但是廉价，不能卖到最高点，只能卖到最低点，这样的人就要做生产队长。第三类农民什么都不会，一块土地到他手里一定欠收，也不能卖到好价钱，这些人应该变成城市工业化的劳动力来源。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中国的人口红利还非常丰厚，刘易斯拐点还没有到。

　　第二，关于城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有这么几个想法：第一，收入差距扩大不等于收入分配不公；第二，我们现在收入差距扩大，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就是我们改革的目标吗？邓小平先生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收入差距的扩大我把它理解为改革的动态成功。

　　下面我想看一个图。从这个图我们来看如何解决中国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我们的出发点，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点是A点，大概3亿以上的人口处在世界银行联合国给定的贫困线以下，一天消费支出低于1美金，工资收入低于2美金，所以邓小平先生就讲：贫困不是社会主义。于是我们从1979年开始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后来我们出现了B点和C点，B点是有能力、有知识、有资本可以把握市场机会，C点是低收入者，没有能力、没有知识，把握不住机会，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合理吗？当然是合理的，是理性的，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你要搞市场经济一定会有这个结果。

　　但是，假如政府不加以干预，听凭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个社会就会断链，所以就要收敛，理想的收敛是在D点，不理想的收敛是在E点，而D点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有钱人去做慈善、利他，让别人分享财富，现在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中国的富人不做慈善，我的研究告诉我：没有产权。一个没有产权的国家不会有慈善，比尔·盖茨过去用400多亿资产投资了微软，今天他用400多亿投资了基金，投资比尔·盖茨基金是投资他个人的声誉，这是产权。一个没有产权的国家只会把钱捐给了寺庙，从来到不了穷人手里，所以要有慈善一定要有产权，但是这个问题在中国没有解决。有人捐款了吗？马上就有人说查一查偷税漏税多少钱，有人还敢捐款吗？穷人要做什么呢？要鼓励奋斗，不要去仇富。要鼓励穷人奋斗就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降低进入市场的门槛，这个纵坐标系告诉我们，政府的中心有审批企业要批准谁能进谁不能进，横轴是一个市场准入，如果我们把高高的政府审批所需要的进厂门槛去掉，大部分就可以进厂创造财富。

　　第二，提高教育水平，让他有能力去从事生产力比较高、收入水平比较高的工作。如果我们这样做了，穷人就会去奋斗，就会去梦想，就不会去仇富。但是如果我们政府这些事一件都不做，然后通过再分配、财政转移支付去帮助那些贫困的人群，那么就会在E点，中国的富人就会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的穷人就会等待政府的救济，这个经济就会崩溃。

　　第三，区域间的差距，中国的东西部差距在不断扩大。第一，国际贸易的地理效应，中国的东部地区有贸易机会，海洋运输成本是最低的，中国的中部和西部地区没有贸易机会，因此经济增长就落后。我记得日本的大田言一说过一句话：“要看世界经济增长集中在什么区域上，你最好到晚上的太空航拍看一下，哪个地方灯光璀璨就有经济增长，什么地方漆黑一片就没有经济增长，所以农耕时代过去以后就出现了马赛克现象，有灯光的地方就有经济增长，没有灯光的地方就有经济增长。日本诞生了三大经济中心，三大港口，成为日本经济增长的脊梁，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也看到了长三角、珠三角，人口在东部集聚，产业在东部集聚，城市在东部集聚，东部经济就高速增长。

　　然后中西部就相对落后，跨国公司在周围投资，基本上不越过京广线，过了京广线西出阳关无故人。没有市场潜力，没有市场潜力就没有投资，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人口过于分散，城市规模太小，没有本地市场效应，养不了企业，因此西部相对贫困了，东部高速增长了，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要做两件事情。第一，让人口从西部往东部流动；第二，让乡村的居民向城市集中，向城市集中形成本地市场效应，东部流动去把握国际贸易机会，拓展市场经济的新边疆。

　　过去那么多年我们采取了一些政策，当然现在开始慢慢纠正了，我们现在又重新去渤海湾开发了，天津新区要开发了，然后连云港、苏北、海西地区要开发了，北部地区要开发了，我们慢慢转到海边来了。过去我们开发西部，第一α缩小了，东部和西部经济增长差距缩小了。全中国GDP增长速度最快的是蒙古，最慢的是上海，随着时间的推移增长的差距会缩小，但是β没有缩小，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口差距，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在扩大，原因何在？就是因为中国政府主导下的逐步开发基本上是资本要素密集的产业，不能创造就业机会，只要不能创造就业机会，当地的百姓收入是不可能增加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开发西部造成了巨大的环境破坏，所以我有一句话：开发西部就是破坏环境。为什么？中国的东部沿海环境的自净能力很强，中国的东部是高速路地区，老百姓对环保已经形成了极其有效的约束，所以在东部要发展，破坏环境的产业机会没有可能，但是在西部自净能力很弱，自律能力很差，只要一投资西部，人们为了生存和收入提高一定会不顾环境。幸好，我们今天已经开始找到了正确的政策。

　　第四，关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问题。我们看这个统计数据，这个从统计数据告诉我们，从1999年开始，中国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上急剧恶化，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最快，然后是GDP增长，然后是城市居民收入，接下来是乡镇居民的收入。再看一个图，这个图告诉我们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大致情况，政府大概是30%的年增长，国有企业的利润依靠政府特许垄断，他们的利润平均年增长50%左右，2008年受危机冲击增长小一点，政府的土地批租收入极高，多高不知道，这是一个从来没有统计数据的行业，但是我们总可以从报道上不断地看到地标、标王，居民的收入是多少呢？名义收入平均每年增加10%左右，这个可以到我们国家统计局的网上找到的，按照这个收入，消费了政府的水电煤，收入就下降了，购买了政府高批租的房子，收入就下降了。所以中国的内需匮乏还和政府与居民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的严重失衡有关，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转变政府职能，降低政府的税收，减少政府参与市场产业活动的直接投资，转变政府职能。政府的支出应该尽可能进入企业的生产函数，政府的支出应该尽可能挤出居民储蓄，增加内部购买力。关于内部经济失衡就说到这里。

　　由于内部的经济失衡带来了外部经济失衡，这就是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的外部经济增长。第一，贸易顺差在增长；第二，资本是管制的，没有开发，但是流入中国的套利资本还是在增加，因为我们的汇率升值了，我们的投机窗口被打开了。从1994年～2004年我们人民币官方汇率是贬值的，这个贬值增加了我们的出口，增加了我们的贸易顺差

　　第一，中国为什么是一个贸易顺差的国家。是由我们的贸易模式决定的，我们是加工贸易，而这是我们的禀赋决定的。我们只有劳动，我们没有知识产权、我们没有技术、我们没有资本，我们除了加工贸易以外没有什么可以做。今天中国所有的出口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产品基本上都贴上了别人的标签，或者用了别人的芯片，所以加工贸易是我们的约束，我们的禀赋约束决定了我们的模式。加工贸易模式天然就是顺差的，只要这个模式不变，中国贸易一定是顺差，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任何想用汇率平衡中国贸易顺差的做法是无效的，它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第二，我们中国的贸易顺差是全球分享的，出口中间品的分享了顺差，到中国投资的分享了我们的顺差，所以是算在中国的收支账户上，但是是共享的。所以中国升值承担这个汇率的调整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发展，通过发展改变我们的结构。

　　第二，关于资本流动。在升值前和升值后资本流动是不一样的。之前是FDI直接投资，2005年以后由于了套汇、套利这个窗户打开，流入中国的资本主要是Hotmoney，随着短期投机资本的流入，结构就是挤出了生产性的投资资本，中国的资本泡沫就起来了。先套利、再套汇，再炒股票，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还是一定要保持固定汇率，封闭我们的投机窗口，恢复利率评价。

　　第三，关于人民币汇率。我们是一个外汇管制的国家，所以只要贸易顺差赚来的外汇一定被央行建立出流动性泛滥。现在的选择是把人民币放出去，减少流动，这叫人民币国际化，当然这是一个风险极高的做法，这是央行负债的国际化，只要负债国际化，这个国家一定会受到国际资本的攻击。过去我们看日元国际化了，现在我们看到欧元国际化了，欧元是成功的吗？欧元很可能是失败的，欧元被攻击了。所以中国的人民币千万不能国际化，你是负债。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应该是资产储备国际化，让央行拥有那么多外汇的国际化，所以我的政策选择是什么，在中国这个约束条件下我们千万不要做离岸人民币业务，我们要做的是离岸美元业务，全世界愿意发行企业债券、政府债券的，有信誉的，到中国的离岸市场来发行他们的债券，让中国的储备去购买这些债券，然后来降低储备和流动性。而不是让储备不断增加，然后让人民币的负债流入全世界，变成一个被攻击的对象，更何况人民币第一满足不了宏观条件，人民币是被美元渗透的货币，人民币是外汇债款发行，有了美元才有人民币。第二，人民币没有微观基础。美元在宏观上有网络效应，微观上有微观基础，人民币没有基础，所以人民币国际化是一种非常风险高的做法。

　　第四，我们怎么来平衡国际储备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人民币不要国际化，要储备国际化。储备这么做了，人民币就没有调整的必要了，关于人民币汇率的讨论意见分歧很大，根据我刚才的判断，和Ronald I. McKinnon的想法一致，人民币不懂，让储备国际化，很多经济学家持反对意见。我想从四个角度简单说一下人民币不能解决的问题。

　　第一，不能平衡国际手指经常项。因为我们是贸易模式决定的顺差。

　　第二，人民币如果升值，也不能减少流动性，因为它会打开投机窗口，让游资套利套汇。

　　第三，人民币汇率升值不能解决输入性通货膨胀的问题。因为中国所有进口的商品都处在卖方垄断的市场结构条件下，你是没有定价权的，我们人民币升值20%，澳大利亚的铁矿石涨了200%，人民币升值就是给出一个中国需要购买的信号，让卖方垄断条件下的卖方去做。我们需要的是调整储备，最好的做法是离岸美元。

　　说到这里，我的基本要表述的观点已经表述完毕了，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做一个我对中国经济的基本判断。这个判断很重要，告诉我们面临这样一些选择，在这些选择条件下，我们做什么样的政策是可行的，什么是不行，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选择，平衡内外部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来说的。中国的GDP占到了第二，总量逻辑是极其荒谬的，总量没有用。关键是这个经济体有没有竞争力，根据我的判断，美国的竞争力在什么地方？知识生产，欧洲的竞争力在什么地方？审美，因为它高贵，因为它有产权，安全了人们就会审美，产权不安全的国家人们一定没有审美。所以欧洲很有竞争力，奢侈品行销全球。日本有什么？有技术。我们中国既没有知识生产的能力，又没有审美，又没有技术，我们只有可爱的农民，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经济条件下，不可能超越。

　　第二，在这种约束条件下中国人要做什么？我们要选择的战略和正确的政策是什么？第一是增长，因为我们有人口压力，一个有人口压力的国家没有人口高增长就一定会掉入到马尔萨斯的效应，总量在增加，收入没变，人口越来越多，这就是我们中国惨痛的教训，我们从清王朝到现在人口已经增加了七倍，一定不能再掉到马尔萨斯的效应。然后要发展，解决我们前面所说的问题，内部经济恢复均衡了，外部经济才能恢复均衡。

　　第三，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改革，但是我很担忧，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呢？不是改革，而是进入了政策时代，用政策在替代改革。今天，所有的政府部门天天都在制定政策，为什么不愿意改革而愿意制定政策呢？制定政策政府在行使权力，所以一个不受约束的政府一定是去制定政策而不是推进改革。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观点是对的话，大家看这个图，我这个图给出了2004年、2005年整个经济体制演变的方向。左上角是政府主导，右下角是市场主导，右上角是对外开放度大的，左下角是对外开放度小的。绿色的框是宏观调控以前的，现在这个蓝色的框是宏观调控以后，大家可以看中央与地方是集权还是分权，财政政策是扩张还是紧缩，货币政策是扩张还是紧缩。汇率是升值还是贬值。然后这个贸易是支持出口还是限制出口，然后资本是跨国公司直接到中国投资优惠税收还是国民待遇，工业政策是劳动力要素发展有限还是资本要素的优先，劳动政策是有弹性的还是没有弹性的，环境可以容忍一定程度的，作为一个经济增长成本的消耗还是要达到我们很高的环境标准？后来我们发现所有这些政策在朝向相反的方向变化，我们的经济增长是沿着这条线往这儿走，所以整个经济增长中心是趋于政府主导和开放度在逐步缩小。如果维持这种局面，中国的前景非常暗淡，我希望我们能够准确地认识中国经济并作出正确的战略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