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我赞成刘总的观点，我认为买得起房和买不起房这个问题，居者有其屋和买不起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理由是什么？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保证它的公民可以买得起房，第二个所谓买得起房，我前几天碰到了一个政府的官员，他跟我说我们去年投了很多钱，每平方米才5000块，我跟他说5000块买得起，如果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如果有1000块的房价我相信还有很多人买不起，那买得起买不起房是一个真命题还是一个伪命题大家可以讨论。

　　主持人：我们发现在《蜗居》出来之后包括很多政府官员都说买不起房，这个时候大家说政府官员都买不起房，从教授的角度来讲你买得起房吗？

　　黄慧馨：作为北京大学EMBA的教授，在我加入光华的时候，北大就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我一套房子。

　　主持人：所以对于教授来讲不是问题。作为MBA的学生，你觉得他们多少年之后能买得起学生？

　　黄慧馨：我们EMBA造了房子，MBA的就能买了。

　　嘉宾：大家好！我是22班的，我认为这个问题根本就不要讲，因为房地产企业本身就是企业，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那是天职，否则就不叫盈利组织，另外企业的社会责任应该是自觉自愿的。应该是遂溪功德。谢谢！

　　嘉宾：我是26班的学生，我看了《蜗居》以后感受很多，我觉得80年代的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去年有两部电视剧比较有意思，一个是《蜗居》，一个是《奋斗》，他们说《奋斗》太假了，因为《奋斗》讲的是盖房子的。《蜗居》太真。我的感触非常多。我的《蜗居》反映的问题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房地产的问题，它是通过房地产折射出了中国现实的很多的问题，最本质的问题，我觉得在经济学的角度来讲，第一个问题就是企业的问题，刚才后面的师妹讲得很对，追求最大的利益是股东考虑的问题，对于居者有其屋是一个人文政府必须要做的事情。

　　我们今天为什么讨论这样的问题呢？我觉得借用《蜗居》中讲的这个世界太真实，存在的问题是我们企业和政府之间怎么各自做好自己的事情的问题，至于买得起还是买不起房子的问题，我觉得对于一个社会上存在的人，刚才罗老师讲了也是可以买得起房子的，或者是居者有其屋也是有权力的，但是根本的问题是企业怎么定位，政府怎么定位的问题，这关系到我们改革开放30年以后是否我们还有改革开放的动力了？

　　去年我们参加光华论坛的时候我们讲到改革开放30年，我们国家为什么做改革开放30年？改革开放30年之后我们国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包括去年的金融危机，国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再下去中国改革开放怎么走？解决中国改革开放的动力是什么？我觉得这也关系到企业、政府的利益、纷争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

　　主持人：在放眼未来中国经济往前走的时候，尤其是房地产在中国经济中扮演非常重要的支柱的产业，怎么用改革和创新的思维判断企业和政府的角色，我们热烈欢迎点评的专家张董事长。

　　张力：其实我是赞成“居者有其屋”这个论点的，但是我反对股东利益最大化，如果获得适当的利润最大化我可能会赞成，达到最大我是不赞成的。因为我们盖房子也是为了给居民住的，我们盖的房子95%都是自住房为主，投资性住房占了我们整个销售的5%，也就是说我们盖的房子都是给普通居民住的。以我们北京富力城为例，我总共大概有110万的住宅面积，现在卖完了？平均价钱是1万块钱，而且卖北京富力城的90%的是自住的，投资性的很少。再说重庆，我们精装修的均价大概是5000块钱左右，也不算贵，太原的均价是5700，西安的均价是5500，都是精装修。所以作为房地产商来讲，我个人认为我们还是以普通居住为主。所谓金字塔，有钱人在塔尖，大部分的打工一族在塔底，所以我们这个市场是对着普通居民的，基本上来我们公司打工3到5年的都可以买得起房子，百分之九十几。所以我觉得开发商也好，政府也好，大家都有一个愿望，盖的房子都是我们保障市民住的。

　　大家想象十年前和现在比我们的居住环境大大改善了，不是没有改善，有些人以前住的房子是70多平米的，现在是100多平米的。很多住不起房子的人在我们国家是占少数的，那些五保户、下岗工人或者是残疾人。我个人认为只要你在中国，你肯去劳动，肯去工作，努力去工作，不要好吃懒做，我觉得在大部分城市是买得起房子的，比较贵的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广州这几个大城市房价稍微贵一点，但是有钱人不断涌进这些城市，山西的小煤矿主等等，他们炒作了，我个人认为今年的房价至少下跌10%，我们下跌30%-40%。

　　房子这个东西是很复杂的，一个城市的房价高不能代表全中国房价都高，其实中国大部分的城市房价不高。所以我觉得《蜗居》写的东西是极个别的现象，很多人说开发商是奸商，其实开发商大部分还是好的。奸商还是极个别的，大部分的开发商还是负责任的。我们富力城的品牌，我们不用广告就把房子卖掉了，如果我是奸商的话，人家都会骂我，老百姓也不是傻瓜。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开发商还是负责任的开发商。不能因为小的开发商行贿受贿、官商勾结，他不能代表全部的开发商。

　　我觉得一个企业的发展是稳固发展，它的利润应该是掌握合理的利润，今天追逐太高的利润这个企业肯定搞不好，今天你骗了民众，这个企业是没有生命力的。真正负责任的企业，有实力的企业，好的企业追求的不是最大的，而是合理的利润。

　　主持人：合理利润在你的眼里的比例是多少？

　　张力：目前房地产是比较高的。

　　主持人：所以目前是不合理的。接下来我们请姜老师从学者的角度来谈谈。

　　姜万军：这个话题实际上是一个很难回答的话题，我觉得双方都讲得有各自的道理，但是实际上双方的观点应该是两个极端的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作为企业只管自己，不管别人，另外一个极端是自管别人，不管自己，我觉得这两个极端都是有问题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说清楚谁对谁错应该是很难的，既然大家都是企业家，我想大家应该换一个角度，在这个状态下看看我们能做什么事情？我一直感觉作为企业家来讲，实际上我们所有的企业家首先他不是斗士，也就是说不是挑战规则极限的人，更不是愤青，所以一个企业家应该是比较走中庸之道的，刚才张总的表述其实已经体现了这个意思。

　　另外一点，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讲，它不可能超越社会完全在一个真空里面生存，所以这个企业不可能不受社会外在压力的影响。所以这两点加在一起，我想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讲，如果想持续发展，如果想追求一个稳定的未来的实际成长，他就要对这个社会的外在的压力或者是外在的规则的变动趋势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其实从我们最近的研究中发现，不管是国外也好还是中国也好，实际上社会对企业的要求是越来越多了。从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你只要能自己挣钱，守法经营，能合法纳税就可以了，但是因为企业家掌握了社会上非常非常多的资源，你今天掌握了资源，社会对你的要求就是很高的，所以从国外来看70年代、80年代一直到最近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越来越高了。也就是说在这种要求的环境下，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讲，如果你完全逆社会潮流做一些事情你显然会被踢出来，到时候政府想找你的毛病也是很容易的。只要认为你可能有问题，或者是想处理你一下的话肯定能找到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如果你作为企业来讲还是要顺应社会的潮流。

　　最终我觉得方向还是走中庸之道和平衡之道，也就是说我们要照顾到消费者的利益，当然也要照顾到企业自己的利益，而且对于消费者关照多了以后，实际上你可以拿到更好的可持续的回报。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主持人：因为刚开始的时候罗学长讲的比刘学长讲得多，最后我们给两位30秒钟的时间做一个补充，做一个反驳。

　　刘文斌：我觉得一个大国的崛起需要有恰当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氛围，而且中国目前最危险的实际上是日益弥漫社会各阶层的仇富而又拼命地想致富的情况。这种情况造成了社会的偏见，包括站在各自立场上考虑问题的偏执。如果我把这个题目改一下，在座各位企业家不是说的房地产，说企业家的天职不在于赚钱，而是为了社会承担责任那会怎样？我们社会需要理智和谐的氛围，我们不良的情绪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经济，当最终影响到决策层的时候，对中国来说就不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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