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首先，要明确人民币国际化的定义。人民币国际化，应有双重标准。一是人民币应完全承担国际货币的全部职能，包括用人民币计价、结算、交易、投资、储备。二是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和国际储备货币中占有一定比例。我认为，这个比例最低要超过当时中国GDP占全球GDP的比例或接近中国进出口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例。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概念宽于人民币可兑换。人民币可兑换只是针对外汇管理来说，是指经常项目收支和资本项目收支全部放开。人民币可兑换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条件。但是人民币国际化，不仅要求人民币可兑换，而且要求人民币承担国际货币全部功能，并在国际储备货币中占有相当比例。因此，人民币国际化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也可能需要15-20年，在时间上宁可考虑更长一些。
其次，要明确人民币国际化基本路径。人民币国际化，按范围划分，先在周边国家流通，再到亚洲地区流通，最后到全球流通；按执行国际货币职能划分，先执行计价、结算职能，再执行支付职能，最后再承担投资和储备职能。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基本途径，我看大家基本上没有原则分歧。人民币国际化最大困难也许并非来自美元、欧元，而是来自本身和亚洲。最为复杂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人民币和港元、澳元、台币的关系。人民币和港币理应率先可兑换，但涉及港币和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涉及如何维护和发挥香港作为国际中心的作用；人民币与台币可兑换涉及海峡两岸的经济和政治的大格局。二是人民币和日元的关系。日元在国际货币中已占一定地位，今后较长时间依然会发挥重要作用。但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在一二十年后，人民币地位必将大大超过日元的作用。但是，对国际货币的多元化，是以美元、欧元、人民币为主，还是以美元、欧元、亚元为主，各方的认识并不一致。
       我认为，人民币应以国际化为目标，逐步成为国际货币的一部分，并在很长时间，与日元分别发挥各自作用。中国贸易有接近一半发生在亚洲，10+3金融合作正在加强。今后，出现“亚元”是可能的。但是，现在人民币、日元各自国际化，都不可能以“亚元”为共同目标进行协议安排。中国应以人民币国际化为目标。同时，与东亚有关国家广泛深入开展货币区域合作，在维护亚洲金融稳定中探索“亚元”形成的可能性。
       再次，现在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利时机。中国是一个有巨额贸易顺差的大国，通货膨胀率较低，人民币币值长期稳定坚挺。这种状况是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还是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有人认为，顺差大国和币值上升，降低了外国持有人民币的必要性和积极性。但我现在认为，贸易顺差和人民币币值稳定坚挺，应更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美元成为国际货币之初，美国就是顺差大国，美元币值长期稳定。面对我国双顺差形成巨额外汇储备和人民币币值长期稳定，我们应该不失时机地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而不一定等到资本项目全部开放。建议扩大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对外开放，如允许外国政府、中央银行、大型企业等到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同时建议研究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前提下，由中国政府及中央银行和有关国家政府及中央银行通过特定安排，扩大人民币在境外使用：一是实行双边本币限量兑换。把一部分货币互换改为一次性卖出人民币，买进至少在经常项目上可兑换的外国货币，解除因人民币升值将来更多归还人民币的担忧，把人民币升值好处留给兑换人民币的国家。二是以人民币支付我国对有关国家及地区的贸易逆差。这些国家及地区可用人民币购买中国商品和劳务，也可以用于对中国的投资，也可以兑换为其它国际储备货币。三是允许中国企业直接用人民币到境外投资。经双方同意，在国外中央银行开设人民币账户，人民币持有人可以用人民币购买中国商品和劳务，可以用闲置人民币投资中国人民币债券，需要时也可向中国兑换其它国际储备货币。

　　三、调整我国金融机构，为走稳中国金融崛起之路打好基础
       经过20多年努力，我国已初步建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金融体系。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于1997年、2002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1983、1995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两项决定，对促进这个体系建立发挥历史作用。国家采取多种渠道，运用3万多亿资金，为银行业处置大量历史形成的不良资产，经营货币的金融机构实现了由国家专业银行到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再到股份制上市银行的历史性转变。证券业、保险业也有了迅速发展。中国金融业走向国际舞台。今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树立世界眼光，立足国内金融改革开放，增强金融企业综合服务功能，促进我国经济长期较快稳定增长。同时，着力提高我国金融业在国际金融市场竞争能力。当前，金融业改革要围绕推进金融结构进行，通过金融结构调整，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为实现我国“十二五”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为稳步推进中国金融崛起打下坚实基础。
       1、调整融资结构，即扩大直接融资比例，降低间接融资比例，使社会资本形成与信贷供给相适应。
      资本主义制度特别维护资本形成、所有、经营和投资收益分配权，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应同样如此。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在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基础在于扩大资本形成能力，提高资本收益率。扩大直接融资，提高社会资本形成能力，不只是扩大企业资金来源，而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中国金融崛起的基本条件。社会资本形成，不能依赖财政拨款，也不能依赖企业积累，更不能依赖外商投资，而主要是通过投资管理人，把更多社会资金转化为资本。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国家呼吁扩大直接融资比例已有16年，但实际比例没有得到上升，反而下降。在这种状况下，既不能形成有实力、活力的跨国企业集团，也不利于宏观政策顺利执行，并有可能反复积累金融风险。
       扩大社会资本形成能力，就是要开辟投资来源，培育壮大资产管理机构。我国城市个体工商户和农户，既是生活单位，也是生产经营单位，他们通过个人账户在银行进行支付，这些个人账户资金余额列入了城乡储蓄统计，而实际上这些资金相当多来自银行和民间借贷，结果导致10%以上储蓄存款并非储蓄性质，而是生产经营资金。尽管如此，中国城乡储蓄数量仍然很大，今后5年，城乡储蓄、商业保险、社会养老金资产可增加20多万亿元，其中，有很大部分可转化为社会资本。为此，要大力发展股票市场，扩大产权交易，尽快建立未上市公众公司场外股权交易；要大力发展债券市场，特别是发展各类企业债券。到2009年底，全国债券托管量为17.5万亿元，企业债为1.1万亿，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为1.3万亿，合计2.4万亿元，仅占全部债券的13.7%。应制定统一的债券管理法规，扩大企业(公司)债的发行，同时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条件；要加快制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办法》，大力发展基金投资。同时，我强烈呼吁国家建立社会资本统计和监测制度，定期发布各地区、各产业资产负债率，公布有关社会资本形成、总量及结构，并将此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一项重要方式。有关行政部门，要对企业注册资本认真审查。
       2、调整货币结构，即改善国际收支平衡，控制外汇储备过多增加，改善外币储备资产结构，提高外汇储备投资回报率。
       当前，外汇储备可能已超过2.27万亿美元，占用人民币18.8万亿元，超过银行业总资产的30%。到2009年9月，中央银行的总资产为22.26万亿元，其中外汇资产折合人民币17.97万亿元，已占全部资产的81%。到2009年底，我国金融业对外净资产可能会达到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充足，有利于提高我国经济实力，为我国金融崛起创造条件。同时，也会推动形成资产泡沫，扩大中央银行调控的财务成本，增加了外汇资产缩水的风险。对其利弊得失，需要综合评估。我认为，外汇储备过多，已经是弊大于利，改善国际收支平衡已成为我国宏观经济管理最突出的问题。对改善国际收支，国家应该有目标，有政策，同时要通过地方、企业的对外经济活动来实现。
       3、调整信贷结构，提高社会资金使用效率。
       2009年，我国创造100元GDP，需要170元货币供应量(M2)，而在美欧国家一般则需要80元左右。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条是信贷结构不合理，信贷资金利用率不高。
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调整信贷结构对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社会资金使用效率可以尽快见效。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对调整信贷结构已提出若干政策，也收到一定成效。调整信贷结构，商业银行有责任。但是，商业银行调整信贷结构是在坚持信贷资金运营的流动性、安全性、盈利性的基础上来实现的，对经济结构调整有局限性。调整贷款结构，要有一定财力的财税政策的配套，要设立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金融机构，要在新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向中西部倾斜，要继续发挥政策性银行、合作金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