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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资本的效力分论坛实录
2009年9月19日，由《财富》中文版主办的“2009财富CEO峰会”在北京举办，新浪财经独家网络直播本次会议。以下为“发挥资本的效力”分论坛演讲实录。
曲向东：接下来，我们进行上午的第二场论坛，论坛的主题是“发挥资本的效力”，这场论坛的主持人是我的同事，中央电视台《商道》节目的主持人王凯先生，有请！
王凯：各位来宾，我很无奈地向大家问声好，我本来应该问大家上午好，但是这个时候必须跟大家说中午好，还要道一声对不起，对不起耽误大家吃饭了。但是，为了让大家早一点吃饭，我们刚才商量了一下，这第二场的论坛，我们严格限制在60分钟之内。
刚才我们第一个论坛谈的是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的问题，其实不管是制造业还是创造业，企业永远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力军。那么，资本呢？就是咱们现在这个话题的主角--资本，很多人说是企业运行的血液。我们都知道，人一旦大量的流失血液之后会是什么样子，通过一年的风云变幻，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人的血液受到污染的时候，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后果。所以，“资本”这两个字，又变得重中之重。当然了，还有一块资本的好消息，比如说以工商银行为首的中国的商业银行在快速、稳健的发展。如今，中国工商银行已经变成了全世界按市值算最大的金融机构，我们的北京银行、建行、农行也在快速地崛起，为什么我们的国有商业银行在快速地崛起，他们今后的结构为什么那么稳健，包括我们资本的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投资银行，他们在经受这种沉重的打击之后，在现在又会在中国崛起什么样的机会继续发展？
我想，这都是我们今天在这个论坛当中要探讨的话题。
下面，我隆重地请出我们第二场论坛的嘉宾，有请北京银行行长严晓燕女士，有请摩根大通证券(亚太)总经理方方先生，有请凯思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合伙人郑方先生，有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先生。
我们都知道资本市场，包括以借贷为主的商业银行，包括帮企业融资上市的我们的投行，现在我们在座的几位，除了像我们贾所长这样的学者，我们很多国家财政政策的制定者之外，还有三位我们资本界的大佬、巨鳄在我们的台上。
先聊一下商业银行，都知道这几年商业银行的发展有目共睹，我们的商业银行在这么快的速度发展，源自哪些方面，请严行长给我们讲一下。
严晓燕：这次的峰会，北京银行是协办，所以我们之前也做了一些准备。所以，放一下我提前准备的PPT，我想说的是这个题目叫做“资本的效率”，围绕这个题目我想说三个想法，也结合刚才主持人的内容，谈谈我的体会。
第一个想法，资本是企业做强做大资本运作很重要的目的，这方面有很多生动的例子，包括金融危机之前一些国际上著名的大银行，应该说很多都是通过收购、兼并、IPO上市，成为世界排名前列的大银行。包括国内，也是在金融危机之前，我觉得就进行了金融改革，这些国有的大银行，包括我们这样的小银行，也都通过IPO上市以后，应该说走了一个非常快速发展的道路。
第二个想法，我想说一下北京银行在资本方面的一些探索。北京银行的资本扩张、壮大，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增资扩股，非常艰难，成立之初只有10亿的资本，经过了5、6年的增资扩股，3次增加到20多亿。第二个阶段是引入荷兰的ING，一下子我们的资本就得到了充实，当时也是在北京市时任王岐山市长直接的指挥、领导下，我们的引入比例第一个达到了25%，当时我们是24.9%，第一个达到了高限。这对于我们北京银行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引资、引智、引制，通过这些，我们的公司治理、零售业务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第三个阶段就是发行上市。在2007年的9月19日，北京银行A股上市，今天2009年9月19日，整整上市两周年。所以，我们也是在非常有意义的时候，参与这个财富论坛。
实际上通过公开上市，北京银行的资金实力得到了提升，现在我们的资本充足率上市的时候达到了20%，现在是16%，也是最高的。另外，我们整个的资产质量得到了提升，同时为我们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为有了雄厚的资本，所以我们在这几年当中，跨出区域，现在我们已经设了6家分行，而且收购了廊坊商业银行，另外还成立了一家村镇银行。现在我们还在做多元化的发展，包括入股保险，包括我们试点消费金融公司，这些都是需要资本支出的。因为我们的资本实力雄厚，所以这些综合化发展，北京银行都在积极地来做。
第三个想法，我觉得作为一个通过资本市场融资的公众银行、上市公司，应该有社会责任。这个社会责任，我的理解不仅仅是做慈善、捐款，我觉得特别重要的就是还要支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商业银行，应该有自己的定位。我觉得现在国内的商业银行同质化的竞争比较突出。
王凯：您觉得哪几方面是同质化？
严晓燕：主要是都追逐大项目、追逐大客户，所以很多的银行都存在客户集中度的问题、单户比例的问题，这些都比较突出。所以，我觉得作为北京银行，社会责任就是我们比较鲜明的市场定位，就是为中小企业服务，这是我们的一个社会责任的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北京银行在做中小企业方面，应该说不仅有观念、理念，而且是做出了比较突出的实效。我们现在小企业有四大类的系列，有52个产品，比如说我们把中小企业进行了细分，原来一开始我们也没有细分，经过了几年的发展，也进行了细分。有科技型的中小企业，还有环保型的中小企业，还有有专利的、有创新能力的、有知识产权的中小企业，还有文化创意的中小企业，这都是我们支持的对象。
目前，在我们2500多亿的贷款总额当中，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我们达到了580多亿，今年就增加了100多亿。我们觉得，这是我们北京银行的一个社会责任。我觉得这也是体现了我们的一个市场定位，在金融危机之后都提倡支持中小企业，这也是我们做的一个工作。
今天参加讲到资本的效力，我还有一个想法，资本的效力一个方面是要提高收益，还有一个方面是要注重安全，就是要加强风险的管控。在这个方面我们引入了ING这个战投以后，我们在这个方面有一个长足的进步。现在通过我们上市2年以后，我还有一个特别深的体会，就是每年、每季度、每半年都要和投资人进行交流，在这方面我们对企业来说，怎么样为投资人创收效益。
还有一个方面，要对社会有责任把经济发展的方面，比如说近期我们国内除了中小企业，还有新农村建设这一方面，我们都积极参与。
王凯：谢谢严行长，刚才从北京银行自身的发展的角度来讲，这13年之所以这么快速的发展，有什么成功的秘诀。我们再请方方先生给我们聊一聊，在您眼中，我们中国的商业银行为什么发展速度这么快？
方方：刚才听严行长这番讲话，确实挺受启发的。我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我看中国的商业银行，主要是过去这5年到10年的期间的高速发展，我自己的总结是三个原因。
第一，中国整个经济高速的成长，中国国民财富的增加，使整个银行资产质量的提升。就跟海水一样，整个涨潮了，所有的船都能够浮起来。
第二，每家银行自身的管理的提升，企业管制的提升、风险管控的提升、降低成本，在这方面这些银行都花了很大的力气。这个强身健体，包括补充资本金，这些我觉得是第二个高速发展的原因。
第三，应该说中国的大大小小的银行都有一定隐含着国家信用的优势，中国的老百姓很少会怀疑某家银行会出问题，所以这是一个隐含的国家信用。中国的利率是控制的，这样的话造成了大银行和小银行的竞争之间，应该说缺乏了一个杠杆，也造成了刚才严行长说的有时候同质化的情况。就是因为这里面有隐含着国家的信用在，有对银行竞争监管这方面的因素在。
但总的来说，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这过去的10年是有目共睹的，是一个大逆转的局面，为全球的银行业都提供了一个值得深思和学习的过程和榜样。谢谢！
王凯：谢谢，郑先生怎么看？
郑方：我完全同意刚才方方所说的这几个原因，加上一些数字来说明中国银行业盈利的水平跟世界银行业盈利的水平的比较。首先，我先把中国的所有银行业，在2008年大概是从每一个中国人赚了300元，这个数字是跟美国的银行赚取的数字是一样的，但是美国的银行是赚取国际上的钱。这说明中国的银行的回报率是非常好的，资本的回报率也超过了15%到20%左右。
但是，它并不是依靠银行的杠杆，美国银行的杠杆是40到50倍，而中国的银行杠杆只有15到20倍左右。中国的银行业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利润呢？我觉得是来源于经济的成长，来源于银行加强了管理。但是，我们同样要看到，中国的银行还是受到政府的保护，没有这个保护，就是银行之间的竞争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受到政府一定的限制的，否则的话，银行不可能赚取那么高的一个利差，因为中国的利差大概是3%左右。所以，中国银行的利润，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利润占到了25%，而在美国来讲，最高峰的时候是在15%。也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银行在整个的国民经济之中赚取了一个比较大的利润。这部分是得益于什么呢？我想是得益于中国经过了亚洲金融风暴以后，政府下大决心对于银行业进行改革，把银行从一个完全国有的形态之下变成股份制，让它在市场上进行上市。中间的过程，政府起的作用非常大，包括剥离了不良资产和对于银行利息的保护。
所以，中国的银行目前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我也想提到一下，我们也看到未来的挑战，这些挑战来源于什么呢？首先，未来的银行业是更多地进入到一个竞争的状态，你不可能完全依赖于政府对于你那么好的保护，而且银行已经赚取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25%的利润，远远超过美国在同一时期里面达到的峰值。未来一段时间，有可能银行之间的竞争是会加剧的。
第二个问题在于，我们很多的银行盈利的来源太单一化，超过了80%的盈利来源于利息差的收入。而在美国来讲，这个收入是远远要低的，它有很多服务类型的收入，去弥补了利息差之间的不足。所以，未来中国的银行，必须要在服务方面、在新产品开发方面，在风险控制方面去取得新的增长点，而不能完全依赖于通过借贷很多的资金给一些大的国有企业。
第三，我们要看到中国银行里面可能存在的系统性的风险，比如说客户的单一化，很多钱进到了国企。企业之间有很多相互担保的问题，这些都有可能会对未来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埋下很多不良的引子，这从我们来讲和从银行业来讲，这都是现在需要关注的。
所以，银行的发展，肯定是要发展个人的一些理财的产品，一些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这可能是使得银行业的收入更加多元化。
王凯：谢谢郑先生，贾所长有补充吗？
贾康：就中国银行业的成绩来说，我想是不是可以归结为两个基本的相关因素？一个是我们发展的支撑，中国的改革开放30年，在这个过程中间，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迅速地发展，这种支撑力是非常大的，它客观地要求我们的银行业要得到一个相应的发展。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日常生活的现象，都表明这个发展方兴未艾。比如说我们可以随随便便到北京街头，你进任何一个银行营业部你看一下，可能营业部里面排号等着得到金融服务的人是几十个，有的时候甚至接近100人。这说明银行业自己在发展的过程中间，他对于需求来说，它是处于短缺状态的，这个发展还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另外一个要说的是改革带来的重要的助推。中国的金融系统银行业，本来曾经处于非常困难的状态。在大的思路上，我记得在80年代、90年代，谈论很多的是中国的企业要变成真正的企业，那么银行也必须变成真正的企业，就是银行变成真正的企业定位的银行。现在这一套改革陆陆续续推出，最近几年恰恰在世界金融危机冲突到来之前，我们的决策层以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推行了工、农、中、建等大型银行股份制的改造，而在这个冲击到来的时候我们做到了，其他的一大批银行发展起来了，包括了北京银行有声有色的发展，这种改革伴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是很大的。当然，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前面的专家已经说到了，银行业业界的朋友们，他们了有更深切的感受。但是，我们作为研究者，特别肯定的是，首先要看到我们的发展，同时要正视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
严晓燕：我还想再说一点想法。
中国的改革开放应该是引入战投，应该让大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上市，这都是前所未有的。还有是国家给予的一个是信誉，一个是真金白银的注资和剥离，特别是大型国有，这个是其他的国家所没有的。
为什么这一点我要强调一下？北京银行业有沉重的历史包袱，也是在信用社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但是它没有注资也没有剥离，就是通过十几年的发展，把我们成立时候的67亿，将近100亿的不良资产全部消化。我统计了一下，就是用税前税后的利润，一共核销了62亿，实际上这一点对北京银行来说，我觉得这也是全体员工的努力，抓住市场发展的机遇，再加上我们强大的管理，才使得我们能够在背着历史包袱消化的同时得到了发展。所以，我想北京银行和其他银行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这一点。
王凯：谢谢，刚才各位说了几点咱们国家商业银行高速发展的原因。其实总结起来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到了这个时间了，就该它高速发展了。当然，我也听到过另外一种说法，大家来评判一下是不是准确，说在这场金融危机当中，之所以中国的商业银行得以高速发展，是因为来自于它这种比较陈旧的风险管理系统。国外的银行之所以受到很大的冲击，是因为杠杆过高，所以风险控制不可能太强，这种说法是不是合理？
严晓燕：我觉得这种说法还是很危险的。实际上这次的金融危机爆发，就是因为杠杆率太高。我刚才也讲了，国际上的大银行大部分是上市公司，你要有社会责任，你既要给股东回报，同时也应该严格地控制风险，在这个基础之上给予回报。杠杆率太高，实际上我觉得不是特别负责任的，我觉得作为中国的银行业，特别是商业银行，我觉得应该有风险文化，这里包括了合规文化、风险管理的体制、流程和机制，还有人的理念，另外应该有一套非常严格的风险管理的体制。这样，才能够保证银行稳健、快速的发展。
王凯：方方先生也有在华尔街多年的从业经历，杠杆过高的话，是不是说明它的资本的使用率就要高？如果资本使用率高的话，就说明它承担的风险必然过大，能不能这么说？
方方：是这样的情况。当你的杠杆过高的时候，当大潮往上走的时候，你的资本回报率就很高，因为你用的本钱少，借的钱多，来办一件事，办好的话，对于你的本钱来说，你的回报率就很高。但是当大潮往下走的时候，你那点资本金可能很快就没有了，那么你这个银行就破产了，是这样的情况。
王凯：那么你的媒体上的说法准确不准确，说中国的商业银行在这次的金融危机当中冲击比较小是因为管理体系比较陈旧？
方方：不准确，是因为中国本身银行资产的质量和全球经济变化的相关系数不是很大，是跟中国本身的经济发展系数相关比较大，这不是因为我们中国陈旧的管理体系。
郑方：我觉得它必须要和一个国家的国情和风险管理的水平相联系在一块的，如果自身的风险管理水平比较低，你杠杆过高的话，肯定是走向自杀的道路。相反来讲，如果你的风险管理或者是在运营方面都很好，而你要保持一个非常低的杠杆的水平，使得自己的资金没有充分地运用起来。那么，如何找到一个最佳的点呢？这的确是让每一个在这里坐的CEO所要思考的问题，因为说实在的没有一个单一的公式来告诉你，说我的公司在什么状况之下，比如说到了10倍、20倍很好，或者是40倍的杠杆为最好。他必须要考虑到一个国家的国情、本身自己的管理能力。
中国这一次在金融危机中没有像美国或者是其他国家陷入到金融危机之中，当然我觉得它的谨慎、保守的监管原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包括了很多银行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上市，使得自己的资本金比较充足，这些都是一些原因。我想，不管怎么说，银行来讲，我是倾向于一个保守的原则，因为商业银行不只是一个商业机构，还要承担很多的社会责任，你有千千万万的储户在你们那里，他们每天的衣食住行是需要你提供服务的，你如果不能提供服务，就会影响到这些千千万万的家庭的生活。
给你举个例子，1年之前的这个时候我是在美国的纽约，那一天也是雷曼兄弟倒闭的那一天，我接到很多的电话，这些电话主要是一些大学的老师打给银行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银行有很多老师的帐户是在那里开的，那些老师甚至是学生就说，根本没有办法拿出钱来，你想想看，这样一来整个国家的系统会进入一个绝境之中。所以，我觉得银行必须要采取一个相对保守的政策，监管也必须采取相对保守的原则。
王凯：谢谢，咱们用了很长的时间聊了一下中国商业银行的发展，以及它即将面对的一些问题。
现在咱们把角度转过来，现在已经是金融危机一周年了。就在一周年的时候，大概是在昨天，我在《第一时间》栏目给大家读报的时候读了一条消息，洛克菲勒的投资公司麦克唐纳自杀，那么两位是华尔街的资深人士，这1年之后华尔街有没有变化，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郑方：我觉得华尔街现在是有一点点的变化，但变化并不是很大，因为我刚刚从美国回来就是1个月的时间。那么，用一句话来讲，是从绝望到有一点点希望，只能是这样子来说。1年以前，我在那里，很多的饭店都是关着的，出租车也没有人乘，以前在美国找出租车是很难的，很多好的饭店都要打电话预约。1个月以前我去，感觉到这种情况，1年以前你根本不用预约，现在有一些人，所以看来有一些复苏，但是不能说是已经完全恢复了信心。
这1年，我想华尔街最大的变化是心态上的变化，对于风险认识上的变化。过去在金融风暴发生之前，整个的华尔街是一个追求风险的地方，谁不追求风险，似乎都被认为是很傻的，是一个不称职的经营管理者。甚至摩根的管理者都受到批评，你为什么不把你的资本金用得充足一点，但是1年之后他成为了华尔街的英雄，拯救了很多要破产的银行。
所以，1年之后到现在，整个的事情发生，从追求风险变成了厌恶风险。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有一个美国的同事，他加入我们是在2年之前，2年之前他还是一个学生，在美国是一个本科生。他说他在美国有10个信用卡，他每年只是把信用卡的钱，从一个信用卡搬到另一个信用卡，再搬另外一个信用卡，使得他的生活非常富裕。但是，2、3年之后，当他在我的公司里面做到非常好的职位之后，有了非常好的收入，他想把信用卡的额度提升一些，但是受到了拒绝。现在美国好像从追求风险变成了厌恶风险，这是华尔街最大的变化。
第二个变化是监管方面的，最近阶段时间，美国的政府对于华尔街提出了一系列的监管，包括对于华尔街企业公司人员的待遇，整个的华尔街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所以，从对风险的态度到监管的态度，是整个我看到的华尔街的变化。
王凯：您所说的是不是华尔街人心理上的变化？
郑方：我想经过了全世界各国政府的介入，中国的经济复苏和美国政府对于银行机构的这种拯救的行为，他们也看到了，最起码觉得这个脚已经落地了，不会再往下走了，就是最坏的已经过去了。但是，是不是我们的复苏之路已经开始了，我觉得为时过早。是不是所有的美国消费者用他以前拿到的信用卡消费了呢？我觉得这是比较早的，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观察，看看美国人是不是从一个消费的心态，变成一个储蓄的心态，甚至会不会影响它未来的生活。我觉得目前来讲，还是不可以很早地下结论。
王凯：我知道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摩根士丹利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变成了一个银行控股的公司，就是它已经可以开始吸收存款是吗？
方方：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大量的机构都去增加资本金，或者是去杠杆化，包括你刚才说的摩根士丹利的情况，因为它以前是一个证券公司，它的杠杆率做得很高，但是它出问题的时候，美联储是不管他的，因为他不是美联储监管的。它为了能够拿到钱，他从一个证券公司变成了银行控股，这样出了问题美联储可以救我。但是做这个事的前提是，你要增加资本金，真正从一个高杠杆的机构，变成一个能够吸收存款的机构，你的资本金一定要达到8%，这是最低的要求。这样的话，你会看到它到中投来拿钱，到日本的三菱去筹集资本金，后来又回到中投筹集资本金。
这1年来，大量的机构，除了JP摩根以外，其他的都到市场上补充资本金。
第二个是像郑方说的，所有的机构对于风险的定价方式改变的。在我的心目当中，银行最核心的两个基本功能，一个是给风险定价，不管这个风险是你生老病死的风险，还是这个公司破产的风险，或者是某一个股票能不能上升的风险，这都是对于风险的定价，这是它的核心竞争力。
第二个核心竞争力是降低交易成本。在过去这1年当中，所有的金融机构，包括投资银行，包括商业银行，在风险定价方面有很大的改变，刚才说的对于风险的看法有所不同，实际上就是定价不同。原来我借给你的钱7%就够了，现在要12%。另外一个是降低交易成本，这里面包括了你成本的降低、你效率的提高，这些都是交易成本的降低。
有了这两条，金融机构在整个社会价值链当中的地位，还是非常重要的、稳固的。刚才您说了，金融是经济的血液，那银行，不管是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应该说是血液流动的心脏。
王凯：突然发现几位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大家坐在这里，不管是商业银行还是投行，他们面对的主要的客户都是中小企业，尤其是在座的各位，面对的是中国的中小企业。我想先问一下投行的朋友，在中国发展投行业务的时候，从哪些角度可以发现机会，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
郑方：中国来讲，目前中小企业贷款难已经被提过很多次了，但是实际的解决方案零零碎碎有很多种，现在看来还是一个治标不治根的变化，因为这里面银行欠缺对于风险的认识，他们老觉得中小企业就是风险大的贷款。而且，还有一个相对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中小企业的贷款太繁琐，我一个人贷出1亿就够了，我要贷中小企业，可能5、6家才能贷1亿，我还要弄3、4个人在里面，管理起来比较复杂。所以，某种程度上也减少了对于中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在这个方面，我认为政府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包括在利息上可以放开对中小企业的限制，比如说中小企业愿意承担一些高一点的利息的话，为什么不可以让中国的商业银行贷给他们呢？这样，让中国的商业银行更好地利用他的资本金。
第二，可能需要政府有一些独立的担保机构，来通过打包的方法来降低中小企业的贷款风险。
我觉得中介机构也可以有一些商业机会，他们是不是利用自身的资产负债表的优势，为这些中小企业的融资提供一些帮助。所以，这些可能都是需要研究的。最关键的是在中小企业的贷款方面来讲，这些政策性可能要更加灵活一些。
王凯：郑先生对于政策方面提了一些建议，贾所长对于郑先生提的建议，从政策方面考虑可行性有多大？
贾康：大的方向我是很认同的，因为从国际经验来看，中小企业的融资难不是中国的现象，而是普遍的现象。中小企业可以得到融资支持的只是少数，层面上来看就是融资中间的风险很高、成本很高，商业性定位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不会有内在的兴奋点，持续在给中小企业放债上。我们首先考虑的是要给大项目配上资金，一下子固定成本就差不多了。如果你把这20亿分给中小企业，可能需要1000份或者是2000份，所以他的单位成本是高的非常明显。另外，风险中小企业就是高，你给大企业、大项目配上去风险很低，而且实际上有很多的地方政府可以有担保。另外，如果你给大型的国有企业贷款不会有什么风险因素，而你给中小企业贷，别人可能怀疑你吃了他什么回扣。
我注意到地方政府的层面上，它鼓励发展小额贷款公司，这就是民间公司，不能吸储，但是可以放贷，他们放贷是什么样的政策对应着呢？就是中利贷，中小企业逼急了，得去拿高利贷。在商业的投资回报的一种关系上，形成了一个原来空白区域里面新的供给。
股份制的民间资本是追求自己的投资回报，那边商业银行也是追求投资回报，另一方面是要加入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支持的因素。我始终认为在中国追求赶超战略的很长的历史时期之内，必须正面地考虑中国如何构建合理性政策体系的问题。虽然前面若干年做了很多的探索，但是现在这个基本的框架并不清晰，在我们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争取我们又好又快的发展的过程中间，怎么样通过信用担保，政府有区别对待的，有区别对待就有复杂性，但是又必须要发展起来的政策性的融资，支持中小企业里面潜在的，可能生长起来的对象。包括它的自主创新，包括它就是在一般的我们所说的就业、三农等相关方面，它应该得到的政策因素的支持，都是在这样政策性金融体系大的思路和框架里面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
我可以举一个小例子，财政是年年要求给中小企业支持的，过去要做这个事情，一笔钱要分散出去，基本上是无法追踪绩效的，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层面，它提出要把财政的资金从消耗型转成循环型。比如说杭州的西湖区是财政资本和民间的资本融合在一起，再加上科技局参加的小企业的产业基金，就支持小企业的发展。这里面怎么挑选小企业，它有它的一套比较严密、透明的程序。它的资金在这里面，财政出资1000万，也是股份，但实际上是同股不要求同权，我的资金在这里面持续滚动就可以了。只要盈利，财政可以作为特殊处理，我不分红。其他加入的民间资本，他们有的有硅谷银行的资本，你财政既然给了这样的支持，原来的风险认为降低了，而且他认为自己投资回报的前景积极性提高了。这些加入的民间资本，并不是简单地说让他学雷锋，让他按照社会责任决定自己的行为。他也是考虑按照商业化企业定位的投资回报的可持续性来考虑问题的，我觉得这是值得探索的可持续机制。财政如果可以把消耗型转成循环型，加上政策因素，这个政策因素可以跟市场机制兼容，形成公司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发展，这是可以考虑的。
王凯：应该有一个良性的循环。不知道严行长有没有仔细听贾所长的发言，他提了两点跟你的观点冲击比较大。
第一个是给中小企业贷款风险比较大，还有一个是勇于给中小企业贷款的人可能别人怀疑得到了中小企业的好处，为什么一定要把贷款的方向锁定到中小企业身上？
严晓燕：我觉得贾所长谈的非常好，我们也是一直希望政府的研究机构理解商业银行。比如说您说的成本高、投入高、风险大，另外还有一个风险，比如说个体户贷了以后，是不是有收了好处的问题。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做中小企业确实比较难。
刚才主持人问我为什么要做，实际上我们这个银行一开始就是一个植根于地方的银行，所以我们当时定的就是三条，为地方经济发展，为中小企业，为市民百姓。中小企业我们觉得必须得做，所以我们虽然很难，也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一直在坚持。所以我们也在不断地呼吁给一些政策，比如说补贴的政策、利率的政策，现在利率放开了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还有为中小企业贷款，中小企业发展起来以后，我们只能得到利息的收益，我们还有一些收费等方面，这些方面控制比较严，我们也不敢随便收费。实际上你承担的风险、付出的劳动和你得到的收益不太成比例。但是我们我们这些年一直拼命地在做，我们专门成立了机构地专门有一支队伍300多人做中小企业，还设计了4大类的52个产品。另外，我们还非常注重对于这些员工的培训，比如说最近我们专门搞了一个北京银行的客户经理的大赛，这个大赛我们就提出来，50%是中小企业，必须是做中小企业的客户经理来参加，50%是做大客户、集团客户的。所以，在我们北京银行还是把做中小企业，作为我们今后发展的潜力。我们这些有不少都是做得非常成功的，比如说科鑫(音译)公司做疫苗的也是我们培养的，还有像牡丹联友(音译)做环保的，是做实时监测的。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做的文化创意的这些大的企业、小的企业，包括动漫的，包括影视制作、出版发行的，这些我们都有，应该说在风险管理上，我们做了很多的控制工作。
有人问你们用什么方法，我们相对是比较传统的，比如说你做动漫、做文化创意，你怎么控制他的风险？我还是拿一些资产做打包，这还是比较传统的。但原来是基本上没有人涉足，我们现在逐步地涉足。经过几个来回以后，我们才有可能跟他做信用，所以我们现在有一部分是信用贷款，也有一些是通过打分的形式做的。
王凯：谢谢严行长，我们刚才有一些探讨，怎么给缺血的中小企业给他们输血，让他们成长起来。
但是，经过了这场金融危机之后，有很多的中小企业是不差钱的，甚至想利用这个机会走出海外，利用自己的资本扩张自己的领地，比如说收购悍马等等。但是，也有很多人清醒地意识到，在国外摆在面前有馅饼，但是同样陷阱也很大。
各位能不能比较简短的语言告诉我们，当眼光瞄向海外的时候，应该怎么区分什么是馅饼，什么是陷阱？
贾康：具体项目的区分我没有发言权，我总体的想法是，在走出去这个方面，除了国家级的战略性的举措之外，确实中小企业也有机构，但是首先要注意防范风险，毕竟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必须如实承认我们是小学水平，人家已经到了研究生阶段了。但并不意味着小学水平就没有自己的作为，我认为中小企业在走出去方面，可能要在审慎的前提之下，具体地做好自己个案通盘的分析，可行性的研究论证。具体的实务方面我说不出更多的建议。
郑方：从这么多年的投资经验来讲，我一般情况一看，如果你在海外投资看的这个项目似乎找不出什么风险，往往都是陷阱。反而有一些看上去分析重重，这个也是困难，那个也是困难，到头来反而真是馅饼。所以，我们不能被表面的现象蒙蔽了。
王凯：多做逆向思维？
郑方：对，想一想为什么那么多的困难，可能就是一个机会了。从实际的操作来讲，中国的中小企业有的时候也来问我怎么做海外的并购，我一般问他们，你并购他什么东西？对你的主营业务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最好你是把他的技术、渠道、品牌买下来，但是不要把他的人买下来。在美国你买一个劳工，你不一定能了解他，你也不要买土地、厂房，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难以处理的，不是你能够远隔千里之外能够处理得好的。
所以，真正来讲，如果这种投资是集中在一个渠道、品牌、商标、专利，这方面的投资，相对来讲是可控的，另外要看一下资本的前景如何。所以，我觉得对于海外来讲，宁可想得问题更多一些，表面看起来不是很好的，反而有这个困难、那个困难的，你可能会更好地避免一些陷阱。
方方：我有这么几个忠告，第一个对于不管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到海外并购，第一个要想清楚的是跟企业的发展战略是不是相吻合，一定不能是看什么东西便宜，好像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一定要和自己企业的发展战略、核心竞争力结合，要把这个琢磨清楚以后再动。
第二个忠告是一定要有人才的储备，你收购完了之后一定要能管得住，一定要有人才的储备，把本土的事业和海外的事业结合到一起。
第三个忠告，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学会用各种不同的外力，这个用力包括中国的金融机构，比如说开发银行，像中国的咨询机构、驻外机构，也要学会用当地的咨询机构、金融机构。十几年来，当很多的外国企业到中国这样一片新兴的土地来投资的时候，他们身边也是带了很多的顾问，这是花小钱占大便宜的做法。
严晓燕：我说得简单，就是切忌多元化，切忌收购兼并自己不熟悉的。实际上，我觉得只有是自己做得非常有特点，应该说非常了解的行业和企业，我觉得才可以做，否则的话可能就是掉到陷阱里了。
王凯：谢谢几位嘉宾的精彩发言和精彩论述。咱们在大家饥饿的掌声当中，庆祝第二场的论坛胜利结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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