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实行双轨制价格的人则强调它的以下弊病：(1)易于冲击国家计划。影响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重点发展部门的物资保证；(2)易于造成商品流通的紊乱，增加市场管理的难度；(3)破坏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职能；(4)—物多价使企业核算复杂化，造成企业管理的混乱；(5)计划内外的价差，刺激小企业的发展，保护落后技术，恶化企业的规模结构和技术结构。此外，计划内外价差过大，还为投机倒把造成可乘之机，于社会风气不利，等等。当时，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外国专家都对价格双轨制强烈置疑，他们认为同样的商品，两种价格，不仅不合理论，也有违常识。一个以东欧经济学家为核心的世行专家小组，正式向中国有关方面建议，价格双轨不能久拖，要尽快实现并轨。从此，对双轨制的批评就开始了。在中国最有影响的是吴敬琏组织的对双轨制带来的弊端的讨论，1988年，这些讨论被汇编为《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一书出版，并在此后两次再版。吴敬琏所代表的对双轨制导致腐败的指责，得到了中国社会舆论的强烈支持。同时，郭树青、楼继伟、刘吉瑞和邱树芳等以及后来在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设计办公室工作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周小川和李剑阁等一批经济学人反对价格双轨过渡和局部性的改革战略，坚持改革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积极推动“整体配套”改革方案。但终因整体配套改革所触及的部门利益太多以及这些利益不可调和，同时宏观经济局势转向不利，而未能推行。在1986年底，国务院领导突然转变了想法，与原来提出的价格、税收、财政、金融等整体配套改革的思路相反，转向了以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改革为主线的思路。

　　经历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低潮，中国经济逐渐迈上市场经济的轨道。由于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成长的成功，一些海外的主流经济学者对双轨制开始做出了积极评价(Byrd， 1987，1989，1991，Sicular 1988 ， Lau， Qian and Roland，1997，2000)。Roland 在《转型与经济学》一书中，这样概括了对双轨制的评价：“双轨制是在中国转型中产生的创造性的制度，具有既增进效率又是帕累托改进的独到特性，双轨制的原则适用于其他国家的其他改革：如劳动力市场改革，退休金改革，等等。在某种程度上最有吸引力的是，通过现存的“旧的”制度来保留改革中受损害者的租金，它使补偿改革的受损害者成为可能。同时，改革的帕累托改进特性并不意味着为了效率而牺牲其它目标。”(Roland， 2002，中文版，P148)。经济学家刘遵义、钱颖一和Roland使用了最简单的供给与需求的均衡概念来处理价格双轨制的均衡和效率并且实际上也得到了与Byrd相同的结论。他们使用一个简单模型证明，“假如计划的数量小于完全自由化的市场均衡数量，无论最初的计划价格和计划分配是否有效率，那么，第一，无论市场轨是局部自由化的还是完全自由化的，计划与市场的双轨制都是帕累托改进的；第二，市场轨是完全自由化的双轨制还可以实现配置上最有效率的结果”。而在完全自由化的市场条件下，他们发现，只有允许计划的权利一方与计划义务的一方都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也就是把计划权利与义务货币化(租金化)，而不是继续执行实物的计划分配，才可能实现配置的效率。因此。他们还得到了另一个结论：“假如计划的数量大于完全自由化的市场均衡数量，无论最初的计划价格和计划分配是否有效率，那么，第一，无论市场轨是局部自由化的还是完全自由化的，计划与市场的双轨制总是帕累托改进的；第二，如果计划的权利与义务是以租金的形式来履行的话，那么市场轨是完全自由化的双轨制还可以实现配置上最有效率的结果”。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原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克利茨1998年则在北京大学的题为“中国第二步改革战略”的演讲中这样评价，“然而中国成功了，采用的是一个天才的解决办法：实行价格双轨制，使计划外部分得到适当奖励。”(《中国第二步改革战略》，《人民日报》，1998年11月13日)

　　双轨制并不局限于价格改革，它同样被改革的其他大多数领域所采用，包括外汇市场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社会保险改革以及所有制改革。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整个中国经济就成为了一个双轨制经济。双轨制成了中国渐进式改革最重要的特征，它把市场机制放到了和计划机制共存的位置上。尽管在此期间双轨制由于其产生的腐败后果曾广受批评，但回过头看，这可能是制度改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一，而且腐败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双轨制本身，而是在于权力的缺乏监督和制衡。改革与革命的不同就在于它尊重既得利益，而双轨制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尊重在旧有体系下形成的各个利益团体的既得利益，这是为什么从它一开始从一个特殊的起点出现而没有遭到强烈抵制的原因。这使得中国的改革能够在保持经济系统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孕育出市场的力量。某种意义上，中国改革的逻辑始终就是增量改革的思路，试图管住存量，放开增量，两部分的激励机制，一个实行计划，一个推向市场，结果是增量的积极性远比存量大，非国有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旧体制得以向新体制转换。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现在的20多年间，中国经济改革过程和经济体制转型的渐进主义式战略逐步传播出去并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同。尽管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以及发生在1985－1986年前后的那场关于价格改革争论现在已经少为人知，但是价格双轨制或双轨过渡的思想与方法已经在全世界取得了相当的共识，而且价格双轨制也成为中国成功进行经济转型的最有代表性的“程式化事实”。因此，在回顾中国改革三十年的成功经验时不能不重新评估价格双轨制思路最初提出的意义，这对于认清中国改革做对了什么和今后应该怎么做具有重大价值。

　　六、文献与材料目录

　　1。田源，《关于价格改革思路的思考》，《经济日报》，1984 年9月29日。

　　2。“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是亟待解决的课题”座谈会，《经济研究》编辑部，1984年10月15日。

　　3。华生、蒋跃、何家成、高梁、张少杰，《论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改革道路》，《经济研究》，1985年第2期。

　　4。《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报告》(莫干山会议纪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5年4月3日。

　　5。张维迎，《经济体制改革与价格》，《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5年第6期。

　　6。《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调查综合报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调查组，《经济研究》，1985年11期。

　　7。张维迎，《关于价格改革中以“放”为主的思路》，《中国：发展与改革(1984－1985)》。

　　8。刘国光，《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9。刁新申，《价格：双轨制的作用和进一步改革的方向》，1986年的研究报告。

　　10。斯蒂克利茨，《中国第二步改革战略》，《人民日报》，1998年11月13日。

　　11。李晓西，《从双轨制到市场化》自评，《20年观察与思考：李晓西论文集》，1999年。

　　12。华生，《中国股市的经济学思考》，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

　　13。徐景安，《双轨制价格改革的由来》，《领导者》第20期。

　　14。徐景安，《我所亲历的改革决策过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f6ed301000b9q.html?tj=1。

　　15。徐景安，《双轨制价格改革的由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f6ed301008kbb.html?tj=1。

　　七、主要理论材料部分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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