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候选理论名称

　　价格双轨制理论

　　二、主要贡献人候选人(按姓氏笔画排序)

　　田源(微博)、华生(微博 专栏)研究组（华生、何家成、高梁等人）、张维迎(专栏)

　　三、推荐人/推荐机构

　　投票揭晓前保密

　　四、理论概述

　　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是：自觉利用客观上已经形成的生产资料双轨价格，使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逐步靠拢。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放开国营企业的一部分计划内产品，让其进入市场，逐步缩小生产资料的计划统配的物资部分，扩大市场自由调节的部分，用加大计划外比重的办法降低原来比较高的市场价格水平，同时用逐步调整的办法使计划内价格升高，让两种价格接近起来，最后趋于统一。这就是双轨过渡的价格改革思路，简称“价格双轨制”(dual-track pricing or dual-track approach)。

　　五、推荐理由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中国城市经济改革拉开了序幕。会议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把改革的中心任务明确为搞活企业，而企业的性质则明确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至于如何搞活企业，从哪里入手，当时的决策者和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价格改革是理顺经济的枢纽，提出“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

　　价格改革起步艰难。当时价格体系不合理的主要表现是：农副产品购销价格倒挂，部分矿产品和原材料价格偏低；工业制成品价格有的偏高，有的偏低，总的偏高；同种产品优质不优价，劣质不低价。其中最突出的是部分矿产品和原材料价格偏低，加工工业品价格太高，结果基础工业越来越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因此，价格改革亟需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通过逐步调整价格，改变农副产品购销价格倒挂的状况；二是适当提高部分矿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改革工业品价格体系。通过改革，使主要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基本合理，使同种产品的质量差价拉开档次。

　　在徐景安的《我所亲历的改革决策过程》回忆文章中写道，“价格改革第一步怎么跨？当时国务院开了很多次会议，讨论价格改革问题。小调解决不了问题，大调经济承受不了。煤炭价格上调一点点，电力、铁路运输就要涨价，企业成本上升，而销售价则不让动，怎么办？后来想了一个办法，调价以后，谁利润增加了，国家收回来；谁吃亏了，国家再补贴。最后什么结果呢？拿到好处的，国家收不回来；亏损的，国家必须补贴。做了多少方案都行不通。”

　　在这种情况下，莫干山会议由《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经济学周刊》、《中国青年》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出面组织，用以文选人的原则，从全国1300余篇应征论文中，选拔出124名代表参会。这次会议更深的背景是一批在中央工作和接近上层领导的同志，意图集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者的思想精华，碰撞聚焦即将全面展开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并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和思路，供中央决策参考。果然，“价格双轨制”思路在莫干山会议的正式提出“很开脑筋”，成为价格改革破冰的关键之举。当时的共识是，价格改革不宜全面出击，而应加以分解，各个击破。价格改革应该从解决生产资料价格入手。对于这个问题，莫干山会议上出现“调”、“放”之争，最后“先放后调，调放结合”的双轨制第三种思路的产生。正如莫干山会议纪要价格组报告所述：这种“先放后调，以放促调”的办法好处有三：(一)把价格改革这个十分复杂、难以决策的大系统，分解为一个个行业、一类类产品的小系统，改起来容易预测、决断和施行。(二)利用指令性计划外的浮动价、议价创造的市场机制，促进计划价格的改革。这不仅调整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又改革了僵化的价格管理体制。(三)把计划、物资、价格统起来配套改革，既缩小了指令性计划，又搞活了物资购销，还改造了价格体系，为企业放活、简政放权、政企分开创造了条件。随着这些老大难问题的解决和突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就能出现新的局面。

　　“放调结合”的第三条道路很快得到领导肯定。1984年9月30日国务院领导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振动，又可解决问题。广东的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的路，协作煤价的下浮；及粮、棉油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都实质上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同年12月24日，中央书记处批复同意《国务院物价小组关于1985年价格改革方案的汇报提纲》。国家物价局、国家物资局根据国务院的指示，于1985年1月发出了《关于放开工业品生产资料超产自销产品价格的通知》。1985年4月12日国家物价局长成致平在电视讲话中公布1985年的价格改革方案，“1985年价格改革的基本方针是：放调结合，小步前进。就是放活价格与调整价格相结合，走小步子，稳步前进”。至此，莫干山会议提出的放调结合平稳过渡的思路被完全采纳。放调结合过程中计划内外两种价格合法的普遍化，后来被认为是双轨制价格的正式实施。

　　刘国光在《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一文中写道，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是：“逐步放开国营企业的一部分计划内产品，让其进入市场，用加大计划外比重的办法降低原来比较高的市场价格水平，同时用逐步调整的办法使计划内价格升高，让两种价格接近起来，最后趋于统一。”即“放调结合”的思路。可见，价格改革初期的争论焦点是“调”“放”之争，而没有“双轨制”与“单轨制”之争。但在“放调结合”价格改革具体实行的过程中，客观上形成了同一种商品的计划内外价格双轨、多轨的局面，而“双轨制”成为了价格改革特别是1985年后出现的混乱价格格局的代名词。必须指出，中央关于价格改革所采纳的建议是“放调结合”，从来没有提倡过“双轨制”。因此，最初放调结合、两条腿走路的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与后来人们普遍理解的“双轨制”概念，即双轨、多轨价格，以及“计划一轨市场一轨”并非一致。

　　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从一开始实施就颇受争议。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剧烈争论。主张双轨制价格的人，强调它的以下好处；(1)可以刺激起计划和计划外的生产；(2)可以使计划照顾不到的领域比较易于取得生产资料；(3)计划外高价可以促进节约，抑制底效益的需求；(4)可以通过调整产品的分配调拨部分与市场自由流通部分的比例，控制价格水平，使生产资料的计划分配带有经济调节的色彩等等。在刁新申1986年的研究报告“价格：双轨制的作用和进一步改革的方向”中写道，双轨制的含义是，企业计划内生产的产品和计划供应的物资按牌价调拨、买卖和分配，计划外部分则按市场价销售或购买。在此情况下，企业无论是增加或减少生产品或投入品，其增减变化部分的价格实际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也就是说，企业计划外每增加一个单位的产品，就可以获得一份按市场价格出售这部分产品的收益；而每节约一个单位的原材料耗费，就等于少到市场买一份市价原材料，从而也就等于按市价标准获得一份节约收益。于是，企业进行生产决策时，可以按市场价格而不是按牌价对自己的增产和节约进行评价，这也就同时意味着，市场价事实上已对企业的边际产出和投入发生了决定性作用，通过这种边际作用，形成了调整短期供求的信号和影响力量。1985年，波兰经济学家弗·布鲁斯在“巴山轮会议”上对价格双轨制给予了肯定：“生产资料方面实行双重价格，是中国人的发明创造。从配给制向商品化过渡的时期，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在消费品方面实行过双重价格，但把双重价格应用到生产资料上，没听说过。这是一个有用的发明。所谓有用，是指它可以作为一座桥梁，通过它从一种价格体系过渡到另一种价格体系，也就是从行政、官定价格过渡到市场价格。有了这座桥梁，过渡起来就比较平稳。但有一个重要条件，双重价格不能持续时间过长。”

　　反对实行双轨制价格的人则强调它的以下弊病：(1)易于冲击国家计划。影响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重点发展部门的物资保证；(2)易于造成商品流通的紊乱，增加市场管理的难度；(3)破坏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职能；(4)—物多价使企业核算复杂化，造成企业管理的混乱；(5)计划内外的价差，刺激小企业的发展，保护落后技术，恶化企业的规模结构和技术结构。此外，计划内外价差过大，还为投机倒把造成可乘之机，于社会风气不利，等等。当时，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外国专家都对价格双轨制强烈置疑，他们认为同样的商品，两种价格，不仅不合理论，也有违常识。一个以东欧经济学家为核心的世行专家小组，正式向中国有关方面建议，价格双轨不能久拖，要尽快实现并轨。从此，对双轨制的批评就开始了。在中国最有影响的是吴敬琏(专栏)组织的对双轨制带来的弊端的讨论，1988年，这些讨论被汇编为《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一书出版，并在此后两次再版。吴敬琏所代表的对双轨制导致腐败的指责，得到了中国社会舆论的强烈支持。同时，郭树青、楼继伟(专栏)、刘吉瑞和邱树芳等以及后来在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设计办公室工作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周小川(专栏)和李剑阁(专栏)等一批经济学人反对价格双轨过渡和局部性的改革战略，坚持改革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积极推动“整体配套”改革方案。但终因整体配套改革所触及的部门利益太多以及这些利益不可调和，同时宏观经济局势转向不利，而未能推行。在1986年底，国务院领导突然转变了想法，与原来提出的价格、税收、财政、金融等整体配套改革的思路相反，转向了以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改革为主线的思路。

　　经历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低潮，中国经济逐渐迈上市场经济的轨道。由于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成长的成功，一些海外的主流经济学者对双轨制开始做出了积极评价(Byrd， 1987，1989，1991，Sicular 1988 ， Lau， Qian and Roland，1997，2000)。Roland 在《转型与经济学》一书中，这样概括了对双轨制的评价：“双轨制是在中国转型中产生的创造性的制度，具有既增进效率又是帕累托改进的独到特性，双轨制的原则适用于其他国家的其他改革：如劳动力市场改革，退休金改革，等等。在某种程度上最有吸引力的是，通过现存的“旧的”制度来保留改革中受损害者的租金，它使补偿改革的受损害者成为可能。同时，改革的帕累托改进特性并不意味着为了效率而牺牲其它目标。”(Roland， 2002，中文版，P148)。经济学家刘遵义(专栏)、钱颖一(专栏)和Roland使用了最简单的供给与需求的均衡概念来处理价格双轨制的均衡和效率并且实际上也得到了与Byrd相同的结论。他们使用一个简单模型证明，“假如计划的数量小于完全自由化的市场均衡数量，无论最初的计划价格和计划分配是否有效率，那么，第一，无论市场轨是局部自由化的还是完全自由化的，计划与市场的双轨制都是帕累托改进的；第二，市场轨是完全自由化的双轨制还可以实现配置上最有效率的结果”。而在完全自由化的市场条件下，他们发现，只有允许计划的权利一方与计划义务的一方都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也就是把计划权利与义务货币化(租金化)，而不是继续执行实物的计划分配，才可能实现配置的效率。因此。他们还得到了另一个结论：“假如计划的数量大于完全自由化的市场均衡数量，无论最初的计划价格和计划分配是否有效率，那么，第一，无论市场轨是局部自由化的还是完全自由化的，计划与市场的双轨制总是帕累托改进的；第二，如果计划的权利与义务是以租金的形式来履行的话，那么市场轨是完全自由化的双轨制还可以实现配置上最有效率的结果”。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原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克利茨1998年则在北京大学的题为“中国第二步改革战略”的演讲中这样评价，“然而中国成功了，采用的是一个天才的解决办法：实行价格双轨制，使计划外部分得到适当奖励。”(《中国第二步改革战略》，《人民日报》，1998年11月13日)

　　双轨制并不局限于价格改革，它同样被改革的其他大多数领域所采用，包括外汇市场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社会保险改革以及所有制改革。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整个中国经济就成为了一个双轨制经济。双轨制成了中国渐进式改革最重要的特征，它把市场机制放到了和计划机制共存的位置上。尽管在此期间双轨制由于其产生的腐败后果曾广受批评，但回过头看，这可能是制度改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一，而且腐败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双轨制本身，而是在于权力的缺乏监督和制衡。改革与革命的不同就在于它尊重既得利益，而双轨制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尊重在旧有体系下形成的各个利益团体的既得利益，这是为什么从它一开始从一个特殊的起点出现而没有遭到强烈抵制的原因。这使得中国的改革能够在保持经济系统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孕育出市场的力量。某种意义上，中国改革的逻辑始终就是增量改革的思路，试图管住存量，放开增量，两部分的激励机制，一个实行计划，一个推向市场，结果是增量的积极性远比存量大，非国有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旧体制得以向新体制转换。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现在的20多年间，中国经济改革过程和经济体制转型的渐进主义式战略逐步传播出去并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同。尽管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以及发生在1985－1986年前后的那场关于价格改革争论现在已经少为人知，但是价格双轨制或双轨过渡的思想与方法已经在全世界取得了相当的共识，而且价格双轨制也成为中国成功进行经济转型的最有代表性的“程式化事实”。因此，在回顾中国改革三十年的成功经验时不能不重新评估价格双轨制思路最初提出的意义，这对于认清中国改革做对了什么和今后应该怎么做具有重大价值。

　　六、文献与材料目录(本次投票新增加文献用斜体字标出)

　　1.   张维迎，《论价格改革》，《内蒙古经济研究》，1984，第4期。

　　2.   张维迎，《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专家建议(三)》，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能源组，1984年6月。

　　3.   1984年9月3-10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莫干山会议)系列成果之一：

　　《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报告之一：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附件1：价格改革的建议之一，执笔人：田源   

　　《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附件2：价格改革的建议之二，执笔人：华生 

　　《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5年4月3日。

　　4.   1984年9月3-10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 (莫干山会议)系列成果之三：

　　田源，《关于价格改革思路的思考》，《经济日报》，1984 年9月29日

　　5.   1984年9月3-10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 (莫干山会议)系列成果之四：

　　张维迎，《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理论探讨探讨经济改革中的理论问题栏目”《经济日报》，1984年9月29日。

　　6.   “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是亟待解决的课题”座谈会，《经济研究》编辑部，1984年10月15日。

　　7.   华生、蒋跃、何家成、高梁、张少杰，《论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改革道路》，《经济研究》，1985年第2期。

　　8.   张维迎，《经济体制改革与价格》，《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5年第6期。

　　9.   《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调查综合报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调查组，《经济研究》，1985年11期。

　　10. 张维迎，《关于价格改革中以“放”为主的思路》，《中国：发展与改革(1984－1985)》。

　　11. 刘国光，《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12. 刁新申，《价格：双轨制的作用和进一步改革的方向》，1986年的研究报告。

　　13. 斯蒂克利茨，《中国第二步改革战略》，《人民日报》，1998年11月13日。

　　14. 李晓西(专栏)，《从双轨制到市场化》自评，《20年观察与思考：李晓西论文集》，1999年。

　　15. 华生，《中国股市的经济学思考》，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

　　16. 徐景安，《双轨制价格改革的由来》，《领导者》，2008年第20期。

　　17. 徐景安，《我所亲历的改革决策过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f6ed301000b9q.html?tj=1。

　　18. 徐景安，《双轨制价格改革的由来》，《财经》2008年第5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f6ed301008kbb.html?tj=1。

　　19. 华生，《价格改革破冰：三十年的关键起点》，《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9月15日。

　　20. 张维迎，《双轨制与价格改革》，《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10月。

　　七、主要理论材料部分扫描件

　　略。(如需查阅原件请与秘书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