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15-16日第二届陆家嘴论坛在上海浦东香格里拉酒店召开，此次论坛的主题为“全球化时代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以下为5月16日上午“国际金融新格局下的机遇与挑战”分论坛上现场提问和嘉宾回答实录。

　　[苏宁] 现在时间已经接近结束的时候了，但是我还想利用这个机会给大家一个提问的机会，希望问题提得简短，我们的回答也简短些。

　　[观众] 主持人好，我是瑞士银行投资亚洲区主席。去年我提一个主题是给徐麟书记，我再提一个具体的问题，去年我向徐麟书记提的问题是，在中国上海、新加坡、香港这些地区当中，个人所得税率都是16左右，如果上海是45的话，就很难吸引很多的人才到上海来。去年的建议听说在投资商的指导下已经越来越听到楼梯声，很快就要做了。现在我们也考虑把中国的员工和机构搬到上海来，这是我的一个承诺。可是昨天我在会上休息的时候，听到一些人的议论，很多金融巨头都在，他们在讨论什么问题呢？他们都在讨论说，为什么你的薪水那么低，是100万，那个老总说我没有办法，他们都在讨论金融高管的减薪问题。我问他们大概多少钱呢？他们说也就是150万、200万，甚至有的都不敢说。我听了以后很惊讶，我想150万、200万的人民币收入，相当于外资银行最最基层的工作人员26到30岁之间的员工收入。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来说，管理层这么低，我想这是有一些问题的。那么中国为什么刮减薪风呢？他们说美国也在刮减薪风，但是我想中国的政府不一样，中国的金融机构要更加国际化，金融人才不断的建设，我认为中国的金融机构收入不算很高的。刚才屠光绍副市长谈到金融市场建设，主要是金融人才，我想在这个大框架下，主要的管理人只有200万人收入，还不敢提的情况下，怎么建设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呢？我把这个问题提给苏行长以及周行长，包括胡董事长，当然屠光绍副市长愿意发言，我也非常欢迎！

　　[苏宁] 应该是嘉宾发言的，既然问到了我也说一下。关于减薪的问题，你提到了，国外一些金融机构也在减薪，他们的工资过高。你说中国的工资和国外相比差距很大，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来说应该是比较容易跟国外的工资水平相比较。但作为一个国内行业来说，往往是和国内其他行业的工资来比较，你刚才提到的关于减薪的要求，详细情况我也不是非常清楚，具体减多少，但是我觉得这项措施的提出，首先是对国有金融机构提出的，作为国有金融机构的老板是国家，要求他们减薪，这完全是可以这么做的。并非要求外资金融机构或者非国有金融机构来减薪。所以，我觉得各个金融机构仍然有自主权，决定他们的工资多少。这样会不会导致国有金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和外资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差距，我想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我想国有金融机构管理人员的任命不完全是市场化的，比如说胡怀邦董事长恐怕不是从市场招聘的。我想恐怕不要担忧国家对国有金融机构招聘高级管理层的工资限制，我觉得这种限制也未必会导致像胡怀邦先生脱离交通银行，而到我们瑞银集团任职。谢谢！(掌声)

　　[周延礼] 我简单补充一下苏行长的意见。我认为从三个方面可以理解，公司治理要充分发挥作用，作为一个出资人对金融成本、业绩考核都要有一个意见，因为必须要有一个薪酬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对高管的薪酬都有一个预算，预算定下来之后就要形成一个刚性的工资管理。并且反映到经济效应当中。我觉得从公司治理要切实发挥作用，股东要进行监督，主要是金融企业，银行、保险、证券公司等其他这些都要按照公司治理的角度来思考，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二点，公司在企业经营当中处在什么的位置上，我认为是处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相当于一个杠杆来撬动人力资源的素质和水平。如果可以把好的人请来，可以给你创造很好的价值。但是好的人才进来之后，首先你要有一定的人力资源成本付给他，在这里一个企业就要考虑人力成本。在这里作为出资人、股东、董事会就要研究决定请什么样的人，干什么样的事，把人力资源合理配置好。这是第二个方面的问题。第三个方面，我简单讲一下，大家提出来金融危机的条件下，主动提出减薪要减多少，这是一种风格。我想大家对于整个社会经济处在下滑的情况下，勇担社会责任，我觉得也应该给予鼓励。谢谢大家！(鼓掌)

　　[观众] 我有两个问题问屠光绍副市长和徐麟书记，第一个问题是在今明两年全国10多万亿信贷投放当中和超过4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投放中，大部分的资金流向了中西部，目前上海市各金融机构在各自系统内的市场份额正逐渐下降。据我所知，各总部下达给上海金融分支机构的指标是微增或者是零增长，给中西部的指标都是增幅30%到50%。上海新资金总量在全国的份额也正在逐步的下降之中，长此以往，此趋势和我们金融中心的建设有相悖的趋势，请问你对此又何评价，以及如何应对？问徐书记，昨天农业银行董事长项俊波先生在演讲当中讲到，他在中西部发放的100亿贷款所赚的钱在上海需要投放160亿贷款才能完成。其实，这背后显示了上海金融中心在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包括商务成本高涨在内的严峻挑战。您对此如何评价以及有何应对。谢谢！

　　[屠光绍] 作为我对苏行长回答的补充，为了更好发挥公司治理结构和市场对金融机构高管人员的薪酬的要靠市场和治理结构起作用。上海金融机构会推进金融机构的深化改革，其中改革的重要内容我们叫做在总结已有试点经验的基础之上，要进一步扩大公司经营层市场招聘的范围和力度。不光是我们在试点叫做副职可以市场招聘，而且我们将来的正职，包括总经理、行长，我们在具备条件下也要实现市场招聘，这样就能够更好地发挥市场和公司治理结构在高层管理人员方面的激励和制约作用。

　　[屠光绍] 第二个我回答一下刚才你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历年来，上海的信贷在全国的信贷增量当中，大概最多到过百分之七点几，当然了最近比例是有所下降的。所以，你说的是一个客观的现实，但我想第一，尽管有所下降，但总量还是增加的。这个增加是由于管理层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对上海经济，尽管一季度上海经济的有些指标不尽如人意，但总的结果好于预期，这里面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信贷政策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二句话，我们已经注意到在整个上海信贷增量里面，在全国的比重有所下降。这确实与上海目前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转型，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大家知道，尽管我们上海在整个重点的产业包括基础设施方面，我们还在进一步的推进。但是，总的来讲，上海因为它的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决定了，在这次拉动经济的整个理念，上海的情况跟中西部情况是有所不同的。所以，根据这样的情况，怎么样能够更好地使上海的金融资源，能够有效地释放。所以，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何使我们的金融服务，包括我们银行的服务和上海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包括我们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能够有机地结合起来。也就是说，随着上海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过程，实际上对我们金融服务包括银行服务，也必须要能够跟进。这样既能够为上海的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提供金融支持，同时也会为我们金融资源的释放和扩张开辟新的空间。比如说，我们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方面，这就要求我们银行的贷款需要在业务传统的项目、传统贷款的项目上怎么增加对科技的投入量，这对信贷和金融服务业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屠光绍] 上海在搞航运中心，航运的融资、航运的保险、航运的金融租赁方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空间。那么，我们的金融服务，我们的银行，我们的各类金融服务也要跟上。所以，我觉得我们上海的金融服务和上海的经济转型必须进一步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为银行，包括下一步信贷的增长，为金融资源的释放，才能够不断地开辟新的空间。谢谢你！(鼓掌)

　　[徐麟] 很乐意回答你的问题，我不知道昨天项行长具体指什么，但是我想在浦东综合成本高一点、商务成本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的落点在哪里呢？主要是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相对比较高，要降下来也比较难。那么它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综合功能和产业的融合程度是其他地方所不能比的。我们主要的精力是放在如何降低行政成本和治理成本。谢谢！(鼓掌)

　　[观众] 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想问苏行长，一个是问屠光绍副市长。问苏行长的问题是，目前情况下企业利润下降，盈利下降，现在的利率水平是不是给企业造成了一定的负担。另外“国十条”提出贷款利率下调，这项改革目前是否考虑在推进？问屠光绍副市长的问题是，怎样推进浦发银行综合经营试点？昨天刘明康先生提到混业经营还没有成功的经验。

　　[苏宁] 企业的成本是非常广泛的，利率当然是它的组成部分。至于人民银行是不是会利用调整利率的方式来进行各种调控，我们已经在多次场合说过，为了促进货币供应的适度增长，人民银行可以适度采取调整准备金率，调整利率等方法来控制的。谢谢！

　　[屠光绍] 你第二个问题，我个人的理解，昨天刘明康主席的讲话当中谈到，银行业要打好一个基础就是专业化经营，但是这次国务院的文件需要要推进综合经营的试点。这两个放在一块，大家感觉有矛盾，但我个人理解并没有矛盾。为什么没有矛盾呢？它实际上是统一的。我想刘明康主席的意思是说，在搞综合经营之前，你先把专业化经营搞好。如果你自己这点事，专业化的事都没有做好，怎么在这个基础上搞综合经营呢？这是我的第一个理解，所以它不矛盾。第二个，上海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上海在金融创新、金融发展方面，要先行先试。我觉得上海可能比较有基础，在做好专业经营的基础之上，逐步根据情况，条件成熟之后推进综合经营的试点。我觉得可能在上海率先进行综合经济的试点，比较有条件。谢谢！(鼓掌)

　　[苏宁]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上午的全体大会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各位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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