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9日晚，中国企业家论坛第九届亚布力年会在黑龙江亚布力继续举行。新浪财经独家全程直播此次会议。图为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来源：新浪财经 白鹏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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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是1978年高考恢复以后，从黑龙江到北京去上班，那时北京正在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极限，那时还不叫做国民生产总值，叫工业总值，年超过6%，就是我们这个经济体难以产生的，后来邓小平提出二十年内翻两番，据我回忆，最早胡耀邦做了一个预测是二十年如果翻两翻，每年是7.2%、7.3%以上，这样才有回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的控制值才从6%升到7%以上，很快中国的生产总值过了8%、过了9%，到了1993、1994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我们的经济开始下行，现在我们是13%的增长，2008年现在官方报的是9%，我们已经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本身就是问题，为什么9%的增长，还不能满足这个就业的要求呢？这是和我们经济机制里头的很多问题有关系。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一直依赖高度、高速的增长，那么哪一天高速增长维持不住，我们就会出很大的经济问题。

　　这个问题如果不总结经验教训，我们难以维系，还有，像高度依赖出口。中国的GDP进出口加在一起，有60%以上，长江三角洲的一些省份，外贸依存度要高到像广东2007年出口占GDP占92%，进出口占进GDP63%，大国中这么多的依存，难以相信，全世界不可能工厂都关了，只有中国的工厂开着，这是难以持续的。那么这种成功，因为大量的外向带来的成功，我们是在转型，所有出口部门，汇率上升的时候都持反对意见，因为人民币对美元不随着中国的生产上升，那么会有一系列的后果。这是从经济分析角度来看的。但是出口企业不反对，因为人民币升，或者人民币买的原料成本变成美元出口相对来说成本就升了。好，我们就不让它升值，我们从1995年，1996年，一直到2005年，差不多十年汇率是不动的，一直维持在8.8%、8.2%之间，十年中国经济的速度还是微观生产的变动是非常大的。其结果是什么呢？民益汇率不动，征收汇率就出了问题，有大量的顺差进入中国变成了人民币，就开始保持这个所谓的宏观稳定。

　　可是我们对于一个成功的模式过度依赖，就不能及早察觉，大量的产能全部放在出口。像广东经济、温州经济，八十年代都是做内需的，都是把国际上好的品种、样式做成产品，曾几何时，这两个三角洲的生产能力全部超发了。这里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汇率机制还不够灵活，可以反对中国和美国，反映中国和美国出口到欧洲，出口到日本。现在倒过来想，如果早一点让我们的汇率机制的浮动，我们的出口导向企业就会早一点看到这个信号，因为这些信号逼迫他们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维持的时间过长，最后等到欧美市场不行，定单掉下去的时候，我们这种巨大的产能就变成了一个难以应对的问题。

　　这么多鞋，这么多衬衫，你不可能全部出口到国外市场。这个教训我认为一个经验，但是教训是成功里面也有风险，因为任何成功都不能维持，你不能早一点主动应变，等到被动应变的时候那个难题就大了，这是我认为第二个角度。

　　第三，我们还要把上个时期高速发展当中的一些成功的经验很好的总结出来。我们可以说，中国经济高度外向的时代，这不是说中国走向封闭，但是60%以上的外向依存度，当今世界是容纳不下的。所以有相当多的生产力转向外部，但是什么是转向外部？我去年在长江三角洲做过一些调查，中国高度的外向，除了汇率机制价格引导外，微观上有些重要的基点，很简单的讲，就是出口的生意非常好做，它可以利用商业文明，很简单，签约的成本低，履约的成本低，一张订单的数量很大，庞大的外贸市场，我在温州访问过一个鞋厂，温州的整个产业大概是5到8年前完成，国际的大订单来了，一张单子好几千万，甚至上亿，几条生产线拿过来，倒过来就把温州商人的那部分，原来打国内的营销渠道这种作战能力化掉，因为好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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