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8日，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典礼暨中国经济发展论坛在北京召开。图为香港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宋敏演讲。(来源：新浪财经 陈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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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从银行的角度来说，监管最主要的目的是不应该有系统性的风险，个体的风险我们一般不会过多的关注，但是银行很有可能从个体的风险有时候会衍生到系统的风险里去，所以所谓监管最主要的目的是怎么样对付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但是监管是有成本的，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会忽视掉，总是觉得发生了大的危机我们就要加强监管，这时候要管的更牢一点，这时候可能会带来效率方面的损失，所以第二个指标就是看效率；

　　第三个就是跟张老师讲的经济发展相关的金融发展，它有个长远发展的问题，如果监管做的比较合适，它可能是帮助我们整个金融体系发展，如果有过度的监管，也可能阻碍我们金融体系整个长远的发展。所以我们的时政研究是从这三方面去研究。比如说资本金对风险的影响，其实是可以减少风险的，这个是符合我们经济学的很多基本原理，你增加它的资本金的要求，他会对它的风险，这个银行会对风险进行更大的控制。

　　但是我们发觉资本金的要求如果相对高的话，它会影响银行的效率，减少银行的效率，也就是说事情有两个方面，如果有过高的资本金要求，虽然可能风险会减少很多，但是实际上效率损失会很大。所以这个给我们现在一个启示，因为现在来的金融危机，一个很自然的反映就是说我们要增加资本金，这也是各个国家开始做的东西，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它可能会对效率的损失相当大，所以这是两个方面。

　　第二个是监管的力度，监管的力度不仅是没有减少风险，同时它又减少了效率，也就是说在风险指标和效率指标上它都是表现不太好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呢？金融监管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金融监管的力度，比如说增加准入的限制，或者是增加产品范围的限制，这些东西好像看起来是能够减少风险，但是实际上我们进行研究以后发觉它实际上有可能会增加风险，实际上你没有让银行可以去分散风险的这种可能性，同时它也减少效率。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对我们现在金融危机，怎么样去对付它也有一些启示作用。因为现在大家觉得有了金融危机，我们要加强金融监管，大家很多时候说的就是监管的力度要增加，不让他做这个，不让他做那个，要让他绑起来，这样的话风险自然能减少，但是有可能效率会减低，但是我们发现风险是增加的。

　　第三个就是信息披露，我们发现信息披露这个事情不仅是减少银行的风险，同时也是增加银行效率一个非常好的监管体制。同时从长远来说，信息披露比较好的、法制环境比较好的，它的金融体系发展也比较好，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这个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呢？就是说监管也可以通过市场的手段来进行，所以很多人讲监管，总是跟市场对立起来看，好像是市场出了问题，所以我们要用监管来解决它，猫捉老鼠，总是用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去做，但是监管和市场有可能是统一起来的，所以在这里至少发现可能是通过信息披露这种市场化的手段，或者说是通过市场的力量来帮助我们监管者更好的去监管这样一个金融体系，这是我们一些有趣的结果。

　　因为时间的原因我就不讲了，实际上监管可能还有其他一些负面的作用，比如说监管过严的话，它有可能替代企业内部的公司治理，就是银行本身内部的治理，因为最终来说一个银行要做的好，还是要比较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这次金融危机其实最终讲起来还是内部的治理结构有问题，如果内部的治理结构比较清晰，比较严格的话，它可能不会发生一系列新的问题。但有时候有些监管可能会替代内部的治理结构，这样它会减弱自己的自我约束能力。因为时间的原因这里就不讲了，比如说我们发觉存款保险，或者是加强监管力度，它都可能取代银行本身自己的自我约束能力，这时候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问题。

　　所以对监管到底是怎么去影响金融危机呢？我们需要更加深入、更加细致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原因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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