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8日，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典礼暨中国经济发展论坛在北京召开。图为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演讲。(来源：新浪财经 陈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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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总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可能要考虑一下供给，对付经济衰退的时候，对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特征比较明显的社会经济，可能除了刺激需求的同时更要紧的或者相当一部分的精力、关注点要放在活跃供给这方面。如果说需求的刺激脱离了供给的活跃，那可能就不是一个海德公园挖坑的问题了，可能造了将来一堆的麻烦，高消耗、高污染等等，没有相应带来就业，没有相应带来收入的增长，可能就非常麻烦。现在我了解了一些地方，特别是地方政府积极性很高对这次扩大投资，编了很多工程，端出了很多项目，这些工程和项目我知道的很多是过去报上来没有批准的，现在都端出来，这样的需求扩大和有效供给的形成之间，和效率之间，有什么联系？受多大程度上的供给的结构、供给的效率要求的制约？这个恐怕是个大问题，而供给不活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业不能充分增加，就业不能充分增加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效的收入很难增长，如果有效的收入很难增长的话，特别是农民这边，那你危机的克服和增长均衡的实现，这个目标光单纯靠自己去做恐怕很有限，所以我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恐怕要在供求均衡当中来拉动我们对内需的扩张，实现我们有效的增长。

　　我们知道现在为了启动农村的消费，我们送了好多家电到乡下去，为农村修了很多到了，方便他们各个方面的基础设施，很多家电送下去之后我们还有优惠，据我知道还有奖励，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非常好的事情，我们可以做更多，但不够。为什么？家电送下去了，你不要把农民工送回家，农民购买力高不高，不在于把什么东西送到他家门口，送到他家门口不要钱可以，你要要钱就麻烦了，他是指着他家的农民工到城里打工，把钱寄回来，买你送到他家门口的家电，你现在把农民工送回他们家里了，那就麻烦了，关键是提高农民收入，这个东西我觉得要从供给方面去考虑，和需求方面均衡一下。

　　在刺激需求的同时强调一下供给管理，比如说产业结构政策，我们的结构怎么选择才能更有效的提高效率，增加就业，再比如说产业组织政策，我们在这个时候其实非常重要的任务是反垄断的最好时候，我们多少问题，效率问题等等问题是由于特别的垄断，我们这次扩大需求能不能够在制度上避免一些歧视，更多的提供一些公平的机会，特别是在反垄断方面形成一些制度的跟进，这样子的话对产业组织政策带来的效率改善可能有很大的改进。

　　再比如说产品开发，我们新产品、新服务的开发经济学我印象里头，在19世纪中叶有一句名言，叫做供给创造需求。就是你只要把东西生产好了，自然能启发人们消费各方面欲望，那是那个时代，不像现在发达社会，中国离发达社会很远，你只要把供给弄好，它具有一定的创造或自动创造需求的能力，你做饭，你只要做好了，不管西北菜、东北菜，你只要做到家有的是人吃，你不用发愁没人在那儿排队，各种各样的服务，教育、医疗这种服务在北京，你只要做到位，全中国人看病，来北京看看不好，死了他也认了，你把它都弄好，这看起来很传统，但是中国这方面太弱了说老实话，你真正把生产产品弄好，供给弄好，需求你会刺激起来的，很多问题不是单纯的需求问题。所以我们说从供给方面，从产业结构政策，从产业组织政策，从产品开发政策，从技术改造，技术投资在资本劳动和技术密集之间怎么均衡？在这些方面我觉得多动一些脑筋，可能是使中国扩大内需、持续增长的更根本的一些方面，当然如果在这个时候作为短期政策能付诸于强大有力有效的扩张，那更好了。所以除了短期的想法之外，要有一些长期的考虑，而我觉得长期的考虑很要紧的是从供给方面，通过这个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效率，增加就业，真正增加了就业，特别是对农民工的就业，那对农村的消费需求扩张具有根本长期意义，而这部分消费的扩张、收入的增长是克服二元性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使中国需求结构制度扭曲能够得以改善的一个重要路径，使中国能够提升公平的同时，提升经济增长的效率的一个重要方法，可能不全面，但是我想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

　　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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