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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朔:奥巴马上台会给美国几年之内指出一个方向,未来美国经济走向何方。那我们需要走向何方?请韩国专家来给我们说一下。
赵东成:机会永远是来自挑战之中的,我们觉得挑战也是给我们机遇,我们首先要有一个谷底抽身。观察韩国过去一些年的发展,我们觉得危机其实对韩国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同样历史在其他国家也是得到了重现。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韩国过去40年发展的历程,另外就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或者国际货币基金造成的危机。
在1973年的时候,当石油危机冲击的时候,所有的国家都是取消了它们很多计划,但是韩国当时还是雄心勃勃进行了大量投资,它还是继续造船,发展它的钢铁业还有电子业,以及其他行业等等。这个时候韩国就是在赌博,不过我觉得这场赌博得到了很大回报。在1974年时候韩国经济非常健康,韩国1973年和1974年发展是最快的,每年速度达到14%。但是韩国在1978年的时候还想进一步投资,这个时候1979年来了第二场金融危机,这个时候韩国遭受重的打击。韩国政府把它的经济政策做了一个转变,原先纯粹集中于经济增长,后来即是增长又着重于稳定,也就是更加平衡的发展策略。韩国经济通过把增长和稳定平衡起来,在80年代实现了软着陆,这样在韩国即实现经济增长同时又实现了经济社会稳定,而且也实现了国家社会民族化。
那场危机政府再也不能容忍这样的发展了,那个时候大部分韩国公司都是进行了重要的改组,那些不盈利的企业业务必须要放弃,它们必须进一步提高它们的生产率和盈利性,一些公司得到了成功改组就起飞了。像韩国那个时候一些大的集团公司,通过改组之后就发展成了一些全球规模的大型企业。我是觉得每一场危机,都是让我们韩国经济再向前进一步发展的机遇,现在又经历了这场危机,我相信这场危机也能够使韩国经济再有机会来促进它的发展。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就是双重的宏观调整,一个要增长再一个就是要稳定。第三个危机让我们调整了韩国微观经济的基础,使我们韩国这些企业都得到了改组,让我们意识到生产率提高重要性。第四场的危机,可能能够让我们克服最后的一重障碍,能够使我们韩国经济真正发展成为非常发达的经济。
美国经济可能缺乏一些道德的商业原则,比如说对它们客户还有它们的政策来说,韩国经济可能也有类似的问题。韩国公司现在正在不断的调整之中,可能包括韩国这些公司的道德行为,还有它们的诚信。另外就是,现在对于韩国公司来说,它们道德正是可以改进的时候,这个时候正是韩国公司抓住机会,提高它们诚信度、透明度的机会了。韩国人民、韩国公司应当意识到它们企业的社会责任,这实际上也是我们要迈出的重要的一步,如果能够做好的话,韩国经济就可能摆脱这场危机。
秦朔:其实我们剖析很多危机原因,每次危机都可能包含实现转型和朝着新方向发展的机遇。如果过去几年里面,很多机遇形成了现在的危机,我想现在危机也可能变成我们未来发展的很多机遇。接下来希望我们几位嘉宾,能够用比较简短的时间,来为中国如何为全球经济再调整,以及我们自身经济转型过程中应该做哪些事情。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从自己的角度来给中国和中国企业建议。
现在很多人认为很多市场资金,很多成品通过证券化资本市场放大,所以对资本市场有很多的批评。您是资本市场的专家,是不是从这个角度看一下,我们未来往何处去。
祁斌:我们看待历史不应该看历史一个点,我们应该看历史一个趋势。刚才项兵教授讲到全球化,再没有比2008年的金融危机更好的例子证明全球化到了怎样的程度。
我们大家不能够说经历这个金融危机是幸运的,但是确实是非凡的经历。1988年的时候,我在清华学物理学,那一年国际物理学界产生了一个混沌理论,用一个想象的,或是模拟的例子来描述,就是南美的亚马逊河领域有一只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结果在北美的德克萨斯引起了一场龙卷风。20年之后的2008年,这个蝴蝶效应在全球最大范围内显现出来了。
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影响,我想讲特别重要的一点,我认为中国经济转型是早晚要来了,也就是金融危机只是加速了转型的迫切性和时间表。中国经济成长到今年30年,战后全世界所有的主要经济体大致都是30年的高增长,然后出现瓶颈,有这样一个大的循环。30年之后唯一出路就是转型,不成功的一个例子是日本,日本在1989年陷入危机之后,后来人们称做日本“失去的10年”,进入2009年之后就是失落的20年,还看不到什么希望。
转型成功和不成功的最大的决定因素是“市场化的资源配置能力”,是资本市场的竞争力。日本的财政大臣07年访问证监会时说,日本经济在高速发展后突然归于沉寂,主要是因为日本的金融体系缺乏弹性,资本市场不发达。
今天我们怎样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政府之手,通过经济刺激计划,保持经济较快平稳增长;另一方面,我们要有效地利用资本之手。这是非常重要的观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70年代通过资本之手推动硅谷崛起,推动了一大批高科技企业和产业的出现,就是依靠资本市场的发现、筛选和推动。
讲到未来,我们2008年初,推出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报告》,有对未来十几年资本市场的规划和展望。这本书出来之后,有一个日本的证券公司非常主动,他们翻译成了日文,打算在日本出版,想请我去给他们讲一讲中国市场。我问他们会不会有人听,他们说日本的机构投资者,他们都非常踊跃。这有点奇怪,因为我们市场现在的信心是比较低的。他们告诉我,日本的投资者想来想去,现在终于想明白了,美国是不能再去了,出了这么大的事;俄罗斯是看不清楚的,一会儿跟格鲁吉亚打起来了,一会儿又和乌克兰打起来了,还是挺乱的;非洲是不敢去的,去了可能会被绑架;日本自己的市场过去十几年中,共同基金缩水了95%。所以,想来想去,还是中国。他们相信,未来十年,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市场是中国市场。所以我对中国转型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秦朔:下面请长江商学院教授周春生。有请:
周春生:我说一下关于中国企业出炉的问题。我觉得中国这次应对经济危机,我总觉得在经济危机方面,升温比降温要难,提升经济比压缩经济好,控制经济过热肯定更困难,尤其对中国政府而言。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其实我们并没有成熟的经验,尽管政府采取很多应急措施,但是这种措施将来产生什么效果,我觉得我们没有做很多研究,这是我们未来经济调整相对缓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好的消息是金融危机发生到现在,包括中国的经济危机,人民已经有心理恐慌,心理逐渐的稳定,尽管信心没有逐渐恢复,但是恐慌心理已经基本稳定下来。从未来经济发展情况来看,我们在短时间内经济自由式的下滑,看到全球也有类似情况,一些物价在短时间内的跌幅超过任何人的想象,现在世界上大众商品的跌幅已经远远超过了股票,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一个是经济危机到来的恐慌,另外一个就是企业面对危机时候对库存进行大的调整。存货调整我认为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接下来需要调整是原来累积供求关系的失衡,比如说某些行业的产能过剩,这些情况调整所需要时间长一点。从刚才樊纲教授谈中国经济未来几年的看法,我觉得中国经济可能复苏的速度比西方慢一点,因为我们产业结构失衡方面的经验可能比西方更缺少一点,尽管这次金融危机发源地是美国,我个人也觉得我们实体经济已经接近,我们中国经济增长有人说是什么型的?我觉得应该是对钩型的,我们在2009年会看到一个复苏的过程,这一点我们有信心的。我们中央政府一直忽悠拉动内需,我觉得我们企业刚才大家谈的怎么样在中国做内需,我们中国出口转内销,好像内销不是那么好的,我们现在出口不能放弃,同时我们企业到了调整的时候,怎么样做好中国市场这块文章,我觉得显得越来越重要。
秦朔:接下来几位因为时间关系每人只有一两句话了。
大卫:我想谈一下中国不要从这里面吸取什么教训,而且我觉得在中国不要做什么。在全球化过程当中,由于美国现在需求放缓,可以说,中国现在也受到了很重的伤害,但是对中国来讲确实是一个机会。要加快全球化的进程,在美国一些所谓的聪慧人,比如说JP摩根的员工,他们恐怕会转型成我们传统类型的银行家了,对于诸位来讲都是好消息,所以我要向大家祝贺大家更要走出去。
梅建平:我很同意刚才周教授的观点,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三鹿奶粉事件,使得中国乳业受到火与血的洗礼,我希望中国金融界也利用这次机遇。因为中国金融界在这次危机当中受到的影响比较小,并不是我们很强,而是我们很弱,我们是生在鸟笼里面的金融行业,因此在这次金融危机以后,我们金融业真正正确摆脱危机状况,真正通过市场化方法,使它成为中国发展的发动机。
小手川大助:首先我觉得中国她有一个优势,由于她之前已经有两个很糟的例子,一个日本出的错,一个是美国出的错,都可以供中国借鉴,大家有一些教训可以借鉴可以避免走一些错误的老路。中国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是有很大的投资,我觉得中国因此会成为世界经济一个发动机,对于很多企业来讲都是有很大赚钱的机会。再一个在1992年的时候,日本开始泡沫破灭了,当时有一个35岁的年轻人,建立一个公寓开发公司,所有人都认为他疯了。但是短短十年它的公司就上市了,这简直太难以置信了,因为他利用当时低利率,然后专门收购市中心土地和公寓,所以他之后获益非常之多。我们可以从中学习下一个观点就是,我认为中国可以借机,能够更注意国内需求,以内需拉动发展。在这个领域,刚才樊纲先生已经指出,由政府来刺激消费恐怕没有多大的效果,在日本我们通过佳能推出数码相机恐怕刺激消费更多,关键我们发现消费者要想买什么东西?如果他们想买什么东西,他们不需要什么政府的支持鼓励,也能够进行采购了。
赵东成:我认为在中国的经济当中,我是对中国经济非常有信心,而且非常信任我们的朋友们。大概在十年前,没谁会谈到中国会成为经济大国,但是在过去几年当中,很多的美国经济学家都说中国经济,他们当时还说中国经济赶不上美国经济。但是我认为,而且我现在更加坚信,中国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20年内中国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来算,中国大概只需要十年就可以实现这个梦想,我们回答问题就是中国成为第一之后,中国有可能就会自大或者傲慢,就有点像美国,在苏联1990年刚刚解体得那样,就导致了9.11。美国政治的这种傲慢,就是造成了很多的问题,今天的经济危机,恐怕也是美国经济傲慢所带来的结果。因此我是希望中国能够在今天就开始做好准备,能够不仅仅在经济实体而且在精神都要为中国作为第一做好准备。
秦朔:正如我们最后所讲的,作为企业家要倾听消费者的需求,只有优质供给才能激发消费者选择,对于中国来讲是长远的道路,这个道路就是我们长江学子的努力。谢谢大家,也谢谢台上的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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