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意义来说，这种把企业的未来收益流做交易的产权化、票据化运作以后，从根本的意义也使得整个中国社会活的资本、流动性的资产大大的增加了。使得我们今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看到的，中国社会确实钱那么多，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企业未来收入流的金融化、资本化的发展带来的结果。

　　第二个重要的资本化的内容就是对于未来的劳动收入，个人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化运作。这一点我和艾伦教授看法不一样，我不觉得借钱花是那么坏的事情，因为从相当的意义来说，如果每个人自己回头看看20几岁的时候，30几岁的时候一直到60几岁的时候，我们发现你年龄的上升，你的收入和财富基本上是越来越多，这是一个人一辈子收入的曲线总体随着年龄的上升，收入越来越高，财富越来越多。

　　但是人的消费意愿，消费的感觉和幸福感正好随着年龄的上升不断的会下降。换句话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恰恰是我们最想花钱，最愿意花钱，最能够花钱的，通过花钱带来的好处是最多的时候。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到了五、六十岁，七、八岁牙齿都没有了，吃也吃不香，花钱也没有太多的意义，但是那个时候是你一辈子当中收入和钱最多的时候。

　　我们发现收入的曲线随着年龄的上升而上升，但是那个消费意愿的曲线随着年龄的上升而下降。这两个曲线不同的走向跟年龄的关系是正好相反。

　　靠什么东西解决这两个不同的曲线带来的一辈子幸福最大化的挑战呢？这就是金融发展和债券市场发展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通过金融化的发展，使得我们把一个人一辈子中间不同的年龄，一个企业不同的年份里面的收入在今天和未来不同年份之间，按照我们的需要，按照我们的偏好做更好的重新配置。所以能够通过金融化的发展，让我们把未来的收入转变为今天，变成今天能够用的钱不一定是一个坏事。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说把经济增长模式从出口导向型慢慢转型到内需，特别是国内的民间消费驱动型的模式。但是话说回来，要实现这种转型，如果没有金融行业和金融市场的支持，很多的年轻人即使想要花钱也没有办法把未来的收入搬到今天花。这样一来对于整个社会民间的消费需求，肯定是一个抑制的作用。

　　从这个意义来说，美国走了一个阶段，但是中国为了支持经济增长的转型，在金融行业所要做的工作和所需要提供重新配置企业和个人在不同时间段的收入，这方面需求和发展的空间非常大。

　　最后一个大趋势就是家庭结构的变迁。我们中国人认为养子防老，还有很多通过自己的亲戚，通过社会化的安排，通过人格化的，自己子女的安排达到退休、养老，特别是生病或者发生意外事件的时候都是通过人格化和结构性的安排实现金融交易、规避风险的需要。

　　但是，这种靠儒家孝道文化和儒家家庭所维系中国人一辈子经济安全的安排，实际上在今天的人口流动大大增加以后，像我自己是湖南茶陵人，但是我从86年以后一直没有在湖南生活过。中国的人口流动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国家之间发生了流动，原来靠家庭支持的，人际之间的保险和金融交易的安排实际上已经是瓦解了，已经越来越靠不住了。

　　这一点中国今天面临的社会结构的转型和所经历转型的程度，和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经历基本是一样的。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随着社会结构的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以后，我们在过去靠家庭网络实现个人养老和保险的这些安排，今天必须要有不同的金融市场、债券市场期待。这意味着不管这次金融危机从基础层面来说得到的教训是什么，但是总的趋势中国社会没有别的选择，要必须的深化金融债券市场的发展，只有通过这些发展才可以支持整个社会结构所发生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