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27日，“全球金融风暴与中国经济发展趋势高峰论坛”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隆重召开。图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经济部副部长隆国强演讲。（来源：新浪财经 陈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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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要实现环境的可持续性，通过出口环境的优化，严格限制“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加强环境保护。

　　第三个意义要实现社会的可持续。中国的出口非常的特殊，我国的出口部门接纳了数千万低素质的农民工，这和其他国家可能都不一样。像美国，美国的出口部门劳动生产力比其它的部门高10-20%。中国这个部门恰恰是容纳了低素质的劳动力，这和我们劳动力的密集优势是相关的。

　　基于中国的国情，未来我们要高度的重视出口的就业功能，还要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同时要通过发展各种设计，让欠发达的地区能够更多的参与到出口活动中。

　　我们讲出口的转型升级要正确的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现在有很多的说法，体现了我们在出口转型过程中，政府和市场到底各自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总的来说政府引导制定规划是非常必要的，可以加速这一进程，但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和做法是要抓住市场规律，要有促有控，以促为主，现在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控制上，怎么引导和怎么推进，相对来说政策力度还相对欠缺。一些地方也做了一些探讨，比如说建立了产业升级的基金，支持研发营销品牌活动，完善基础设施，包括共用的技术平台，基础设施，知识产权保护和高端人才的引进等等。这里要强调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要加强对人力资源的提升，加强对人力资源的培训，特别在现在的这个时点上，由于很多的劳动力闲置，政府在要回去的时候在新的财政计划中如何拿出一部分的资源提升我们的人力资源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很多人之前讲政府要人为地提高工资水平，我觉得这可能是把“因果”颠倒了，真正要符合我们的价值活动，就要有符合高价值产业活动的劳动力资源。之所以价值高，是因为它的劳动生产率高，为什么说现在中国大量的出口活动集中在低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的比较优势特别是人力资源就在这个水平，所以我们要想提升我们在全球分工的价值地位，最关键是提升我们劳动力的素质，在人力资源上多投资，我们才能逐渐的提升我们的价值环节。

　　正确处理转型升级与转移的关系。政府现在正在强调说，特别要从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进行梯度转移，我想更重要的是在沿海地区内部进行适度的梯度转移。看看中国整个发展格局，我们也可以发现，在沿海地区也同样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三高三低”，“三高”是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低”是北部湾、海西、苏北鲁南地区。如果看珠三角和江西、湖南的差别并不会大于珠三角和粤东、粤西的差别，可能也不会大于长三角和安徽的区别，也未必会大于苏南地区和苏北地区的差别。但是这些“大进大出”的出口活动是有着严重港口指向型的产业活动。从物流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人为的想把它牵到内陆地区，这是不尊重市场规律的，但是这种区域性的重新布局，优化布局来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确实又存在着很大的空间。我想，未来的这种转型和转移是相互促进，相互匹配的，但是它的指向应该是在沿海地区的梯度转移。

　　正确处理内源和外源的关系。过去几十年中，我们非常好地抓住了东亚地区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产业活动，重新布局跨国产业转移的机遇，使得我国沿海地区参与到了全球分工体系中，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制造大国，所谓的“世界工厂”。外资企业占我国整个出口比重也超过了一半，这是中国成功的一面。

　　从转型升级一面来看，我们要做ODM，特别是要做OBM，发展有自主品牌产品的的话，恐怕我们不能完全依赖于外资。所以，从转型升级的角度来说，我们要给予内源式的本土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给予中国的企业更多的重视，中国有很多像海尔、华为这样具有自主知识品牌的企业能够形成强有力的国际竞争力。前面我们讲外部的渠道、品牌，一定要有一个载体。这个载体是谁呢？不可能是大量的中小企业，真正的载体是未来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国的跨国公司。

　　正确处理对外投资和出口升级的关系。眼前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更有实质意义。所谓我们说“危机”——危中有机，更多的我们都可以探讨，从出口转型升级的角度来看，化“危”为“机”很重要的一个做法是，不失时机地抓住机会收购一些海外创新型的公司，有销售渠道的公司，而不是媒体炒作的是否去抄底、并购海外的金融机构。我觉得并购金融机构当然也不错，但是风险太大，对中国长远发展有实质意义的应该是我们抓住眼前的时机，获取一些技术创新能力和海外销售渠道。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