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说如果没有这种反向问责制，服务就是一种提倡，不是一种责任，而我们现在要把它变成不仅是提倡，而且是一种责任。

　　第三，我们要在政府发挥作用的同时，同一个主体的政府不能够承担那么复杂的角色，我们的角色要专一化，就是我们要把决策执行和监督分开，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地方的某一种政府实际上是什么角色都有，这样的话角色不分，自己管自己，无法完成真正的服务转变，所以在今后的改革当中，我认为应该是以专一角色为主。比如说决策者就是以决策为主，同时，他是要协调决策体系。执行者要以市场化来执行，也就是说执行者应该是行业协会，或者是企业，这是执行者的角色，谁是监督者呢？监督者有很多，包括上级、包括人大、包括服务对象，包括市场的管理者，在这里边我想讲一个角度，我们现在都是市场，文化产业有好多专业性的市场，这个市场都是由部门垂直管理、部委垂直管理，我认为部委不应该管市场，应该工商总局去管，市场的管理者就应该归纳集中到一个主体，这个主体就是工商管理局。所以我们应该在工商管理局下边设立各种专业的机构，比如说文化市场司，食品卫生管理司，而不是说现在每一个部委都是自己既管决策，又管执行、又管市场，这样的话管不到位。

　　举例来说，电视里边有一些电视购物，这里面有一些欺诈现象由谁来管？由工商总局管还是行政总局管？如果整个由工商总局来管的话，可以把市场集中化管理，我认为角色的专业化，必须对我们现在的权力结构进行重新的调整，能够树立出决策执行和监督等各自专业化的决策。

　　第四，政策体系，我们知道文化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方面我建议继续深化体制改革，举例来说，我们现在在文化领域还没有一个比较完善的政策，或者说我们现在的文化领域只有评价性的政策，没有自己的产品质量标准，我们对一个文化艺术产品的好坏都是说它是不是有思想性、艺术性、娱乐性。但是我们不知道这种产品的质量合格不合格，我们对它的娱乐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评价都是见仁见智的，这样就会造成一种后果，把责任不是由生产者来承担，而是转嫁给评价者，评价者怕出事以高标准要求。在产品质量当中我认为存在着需要完善的地方，有文化的立法。我认为必须有文化艺术的立法，文化产业才能立法。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完善的角度，另外一个完善的角度就是改革和开放。我认为开放是一个重要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电视传媒，我们知道对民营暂时不开放，有一部分制作节目可以由民营企业来做，电视台是由国有企业来运营，我们为什么不进一步想想中央可以办电视台，新华社能不能办电视台？人民网能不能办电视台？人民出版社能不能办电视台，国有的其他传媒机构为什么不能办电视台？难道说其他的部门不符合民营导向要求吗？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在电视领域实行国有企业内部的开放，再慢慢对外开放。必须是打破我们现在资源配置的格局，才能够实现产业链，就是所有的媒体可以进行多媒体的经营，既可以办电视、也可以做网络、也可以做报纸、杂志，这样才能形成强大的集团。

　　所以我们大家知道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国外有很多文化机构是可以让我们去并购的，因为它的市值大大降低了，但是由于没有一个机构去并购？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的状态叫围棋棋盘状的，都是把企业弄成很小块，你没有实力扩张，也没有办法走出去。下一步的发展应该是分城市的，先在国有传媒内部展开竞争，再慢慢地对民营企业开放。这样不仅可以促进开放，而且我认为如果我们国家能够创立三个国家级的电视集团，我认为再增加两个国家级的电视集团至少可以增加十万个就业岗位，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事情。而且他们会做更好的舆论传播和文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