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这种社会责任观反映的是中国企业家们的内心独白，还是社会加之于他们的道德期许，还是二者兼有呢？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种事实：每当提到社会责任，我们更关心的是慈善榜上捐款的排名，而不是企业纳税额、员工数、竞争力的排名；至于企业家个人的财富，此时不但不代表他对社会所做的贡献，反而成为承负道义压力的根源。于是相应的，有许多中国民营企业家把简单的善款捐赠当成了社会责任的主题，却不重视与企业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的许多更基本的义务与职责，例如员工福利与环境保护；甚至还有一些人则有意迎合公众和政府的这种预期来做公关与政治投机。不久前纵横宁夏、内蒙古的巨骗王细牛木匠就注册过2000万元的慈善基金，也曾捐款200万给四川地震灾区，而这些钱当然都是骗来的。

　　再回到张謇的故事。中国式童话在现实中常常有一个悲剧的尾巴。张謇所有梦想的支点——大生纱厂在他作为实业家、慈善家的社会声望达到巅峰之后仅仅两年便被迫宣告破产。再过两年，这位伟大的民族实业先驱黯然辞世。而大生之所以陷入不可救疗之局，除了棉花涨价的外部危机以外，吴晓波在《状元办厂》一文中总结了企业家自身的三点原因。一是理想主义的包袱沉重，公益开支太大；二是多元化投资的失利，尤其是对半公益性质的垦牧业投资；三是管理混乱，而他自己大部分的精力又放在了企业之外。

　　看来以后再谈到企业社会责任的话题，我们是不是该把“兼济天下”的情怀放在靠后一点的位置来考察，而更多地尊重和期许企业作为经济组织，以及企业家作为投资者、经营者最为本质的诉求与担当?借用何真临先生的话：能不能先关心他们自己的事情有没有做好，再关心他们有没有做好事？

　　(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