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

　　我举个例子，褚时建比我年纪大，起家也很困难。我们曾经在一个台上领过奖，到后来他的贡献大到2000年前后利润做到200亿，那时候我们营业额200亿，后来出事了，我特别惋惜。我觉得他在干活的时候应该想想，跟国家谈谈，我做到这样退休了怎么算？有个说法吗？如果国家说没有说法，那就得跟国家谈个说法，为什么好谈呢？因为你掌握着那么大的东西，拿着跟国家谈好谈。如果什么都没有了，你没有谈，你弄了小小的一块东西，做法上不太合适，我觉得国家也得好好反省。好几个人，还有一个现在做得非常好的企业，我在94年开会住一个房间，就谈过，你们也得像我们一样考虑，但是他主要把精力放到干活上，现在没法弄。李东升遇到了李鸿忠，真是不一样，大部分领导人不为你考虑，想不到，或者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做好人一边干活一边把话说清楚。亲兄弟要明算账，跟国家说清。这回答行吗。

　　记者：您是老江湖，但是这个会回答有点幼稚，褚时建是国营企业，李东升遇到李鸿忠了，有跟国家谈条件的资格吗？没有资格，干不干？不干有的是人等着。你跟国家谈条件，国家说你不干算了，怎么办？

　　柳传志:

　　我跟你说怎么办，褚时建做到那个程度，跟云南省谈条件，他在云南省的吨位是很大的，真的谈不成可以拉人马自己干。我在93年科学院周院长极其支持，如果真不支持，我要想清楚是继续干还是走别的路，我想过这个念头。因为在这之前已经有若干年轻人跟我谈过，给我指过两条道，一个关于高消费的问题，四通在我们边上，四通工资高，高消费。说咱们是国营单位，为什么不能更高消费呢？这个被我严词拒绝了。还有一个主意，上市公司这么做是犯法的，没上市公司如果股东老板看不住你，你做了没有任何罪过。当时科学院对我们非常信任，没有人关我，我要做这个事非常容易，只不过想做好人不做事了。

　　记者：我还要说一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和行业也有关，刚才柳总说84年鼓励科技人员下岗，国家到今天也没说鼓励媒体下海。

　　郭广昌:

　　我支持柳总的观点，鼓励媒体下海不错，如果你真的本事离开的话，媒体还有相关产业可以有施展之地，很多路可以走，总是有路的。

　　记者：是有很多路，有的路可以实现自我价值最大化，有的路实现社会价值最大化。

　　郭广昌:

　　总之一句话，不能什么都要。

　　谢艾林:

　　我请教柳总一个问题，有一次聊天的时候，刚才谈的是激励机制问题，早年创业是这么激励的，兄弟们好好干，想想以后到菜市场买菜不问价是什么感觉。

　　主持人:

　　柳总有没有这个事？

　　谢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