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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城市改革分为价格和企业制度改革(2)
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国有企业有困难了，政府要求银行发放安定长期贷款。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政府认识到如果继续发放安定长期贷款，整个经济体系可能直接崩溃，所以政府不再鼓励，不再要求银行进行安定贷款。哪儿有出路呢？只能靠上市、靠改制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引起了朱镕基下决心要改制。很多人认为朱镕基比较保守一点，他自己也强调，所有制不重要，管理制度才是最重要的，国有企业的问题不是所有权，而是管理的问题。事实上正是在他手里解决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问题。
除了这些之外，中国的私有企业的发展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起了很大作用，如果没有前15年私有企业发展，后15年的国有企业改革也不可能成功。而私有企业的发展，我自己讲是三代企业家的实现。第一代，第一个十年是农民企业家，第二代是政府官员转的企业家，第三代是“海归”企业家。我们看中国富人榜的统计，前200名富人榜，第一个十年上榜的人，55.3%是农民出身，再加上港澳同胞和农民偷渡到港澳的，70%多都是农民。第二个十年首富榜里72%都是半官半读出身，或者是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出身。第三个十年，人数不多，9个人，但是有5个人是“海归”。这就是三代企业家。没有第一个十年的这些企业家，非国有企业很难发展。没有第二个十年的这些官员转变的企业家，大量国有企业改制也是不可能。
最后一个问题，中国整个改革的逻辑是怎么回事？我自己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比较顺利，没出大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最初并不想搞市场经济，如果一开始就想搞市场经济，很麻烦，可能就没有这么成功，我们都是别别扭扭、勉勉强强最后接受了市场经济，包括价格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全是这样。
我在1993年的时候打过一个比方，就像马背上画白道道，把它变成假斑马，再变成真斑马。我讲的是一个寓言，以马为主的寓言。一个以马为主的村，村长觉得马不太好，他觉得斑马好，想换成斑马。但是村民人不敢，说我们祖祖辈辈都是用马，你为什么用斑马？所以村长没办法，只能等农民睡觉之后用漆在马背上画白道，第二天早晨村民和他吵架，说你怎么把我们的马换成斑马了？村长说你仔细看看，这还是马，不是斑马。村民一看，真是马，不是斑马，村长是在闹着玩儿。村长每天晚上这样涂，时间长了，老百姓对马和斑马就没有概念，最后有一天发现，马全变成真马了，但是也挺好的，也就没事儿了。中国的改革很多都是从假斑马变真斑马做起来的，像国有企业改革，都是这样。我相信下一步道路已经非常清楚，怎么减少国家持有，如果我们的公有银行可以让外国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进入，我们没有理由保持这样大的国有持股比例。现在有一些“马”已经变成真“斑马”，但是有一些仍然是假“斑马”，我们仍然在置换过程中。我对这个前途充满信心。
中国的改革很多也是歪打正着、无心插柳柳成荫，并不是我们当初想象的。比如价格改革，1992年就成功了，1988年就没有成功。1992年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搞了三年治理改革，而三年治理整顿的很多目的是反改革的，放开的价格都被收起来。结果改革为价格放开创造了条件，计划外的价格和计划内没有大的差异，一放开就那么回事，而1988年想去改就不行，所以说无心插柳柳成荫。
中国的改革，是从1978年开始，标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中国改革的第一步是在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就是包产到户，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明确提出农村不能搞包产到户，这就很奇怪，中国第一个改革的政治文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而第一个改革是包产到户，而正是这个文件不允许搞包产到户，包产到户是1981年底正式被国家认可作为一个正确的道路，在1981年底之前都是违法的，到1982年一号文件这个名字才被正名。我们改革过程当中有很多都这样，所以是歪打正着。
但这属于一个问题，制度改革都是自发的，不像现在我们的人多聪明，还可以做设计，好多小的积累变成大的变革。用现代化目光来看，当初那么艰难的改革，基本解决的都差不多了。未来我们干什么？我再大胆预测一下，我们前30年基本上完成了经济体制改革，未来30年主要是搞宪政体制改革，有两个15年，也是有顺序的，不能乱来。第一个15年，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政府能要在法制的框架内行事，老百姓也是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事。中国改革现在有一个威胁，我们经常用所谓的实体正义替代程序正义，比如这是一个弱势群体，如果他受委屈了，没得到公正待遇，那他爱怎么胡来就怎么胡来，可以去砸汽车，好象都非常合理，而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改革，就要坚持程序正义，你有再大的委屈应该通过司法途径去解决，不应该通过群体性事件去解决。前15年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使老百姓在任何情况下与政府有争议可以通过法律来主张。而法院的判决不应该受政府的直接干预。这个问题解决了，就给下一步改革奠定了扩大民主选举的基础。这样再过30年，中国改革开放6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不仅是经济改革基本完成，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基本完成。这样，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2040年，这200年，按照史学家唐钢(音)先生的说法，一个大的制度变迁大概是200年的历史，我们说，未来30年，是中国从1840年开始的制度变革的最后的30年，当然这30年还有好多不确定性，独立的司法制度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个制度的建立，前面经济改革的成就很难巩固。但是如果我们的司法制度建设好了，前面的改革成就就可以很好地保护下来，包括产权制度的保护，否则我们只能面临一些改革走回头路，当然我还是充满信心，因为中国的改革经常是走两步退一步，甚至走一步退两步都有可能，但是大趋势是比较清楚的，因为这是人类发展共同的规律，西方的国家探索，中国也在探索，没有一个国家走得很顺利，虽然很坎坷，但是最后还是有成功的希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