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道德作为一个独立的维度提出，恰恰反衬了中国经济环境和交易环境较为混乱，商业道德缺失，同时也反映了运作其中又深受其害的企业群体痛定思痛，呼唤商业道德的回归，反映了中国企业由单纯的利益驱动向商业伦理与道德意识的觉醒过渡。

　　第三个独立维度是社会稳定和进步，这在西方国家更像是政治家的责任。但在中国意识形态的教育和宣传下，企业也把此归入自己的社会责任，这可能也和中国人“致富经国”“天下兴亡”等儒家文化传统影响有关。

　　企业社会责任在我国起步较晚，目前尚未建立完备概念体系，整个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较为笼统，企业社会责任意识还没有被社会成员普遍接受和认同。另外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也会受到东方文化和传统的影响，反映出转轨经济的特征，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同其他国家相比有一定的地域差异。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同一家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实行企业社会责任是否存在地域特征(差异)？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可能更为复杂。

　　Jonathan P. Doh的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的社会表现更接近于当地公司。David Fig和Ricardo Young分别研究了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在发展中国家、南非和巴西的履行情况，强调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存在地域特征。

　　跨国公司在全球经营有两个基本考虑点，一个是其“盈利性”，另一个是其“合法性”，前一点是作为公司以区别于其他组织的基本特征，后一点是其在每一个国家存在的合理前提。所以为了其子公司在东道国能站住脚，跨国公司首先要遵守东道国的法律，服从东道国的自主约束和政策规定，满足东道国社会准则的基本规定，在此基础上谋求长期利润的最大化。但是由于东道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不一致，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也大相径庭，企业社会责任本身就是一个软约束，更何况实现社会责任是有成本的，所以作为企业的跨国公司，就会倾向于把在东道国社会责任定位于向当地企业的普遍标准靠拢，这样就可以同时满足“盈利性”和“合法性”的双重目标，以上的逻辑是大多数公司在全球经营时的选择，跨国公司之所以在全球投资经营，正是在利用全球经营环境的差异化，做到投入最小化产出最大化，把这作为其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来源。这样一来势必会出现同一家公司在不同国家实行企业社会责任具有地域特征，即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上有双重标准或多重标准。

　　东道国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即是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履责的“软”环境，也是“硬”压力。只有当外在压力以一种内化的方式影响跨国公司的声誉和盈利目标时，其自觉的社会责任意识就开始产生了。东道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对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内化具有重要影响作用。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国内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状况将成为跨国公司的重要参照。

　　各国法律所属法系、所依法理差异明显，各国的环境保护标准、食品安全标准、卫生和药物标准也都有所不同，这必然对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的社会责任履行差异化带来直接影响。

　　当然，也有部分理智和成功的跨国公司会实行全球企业社会责任的统一标准，即以在发达国家实行的企业社会责任作为标准规范公司在各东道国履行的社会责任行动和准则，就高不就低。这些公司给公众留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提高了企业的威望和竞争力，改善了企业经营的环境，最终将会增加企业的利润。这类公司的选择显然也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

　　对于上述两个问题的讨论，我们大致可以判断，企业社会责任存在地域特征，“企业社会责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含义会有所不同，即使在发达国家，美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和瑞典的“企业社会责任”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因为它们的参照体系有很大的差异，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和标准是同各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水平、历史传统、文化特征密切相关的。在多数情况下，同一企业在不同国家履行的社会责任也会有地域差异，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组织，企业做出这样的选择，有其合理性，而实行高标准社会责任的企业则会倾向于消除这样的地域差异性，尽管这些企业这样做仍受终极利益驱使，但由于行为结果所体现的社会公平性和示范性，他们应该受到公众和社会的尊敬和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