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沛源

　　从西方到东方

　　在西方，企业社会责任可以追溯到宗教伦理。很早的时候，有的西方教派就对教徒的经商行为做出严格的规定。比如，有的教会要求教徒做生意不能影响邻人的生活，有的教会要求教徒不能染指军火、色情、赌博、酒精、烟草等行业。这些都是西方企业社会责任中最原始、最朴素的思想。

　　到了近现代，在女权主义运动、反种族歧视运动、劳工权益运动、环境保护运动逐渐兴起之后，企业社会责任增加了劳工、环境等新内容，且日渐升温。现代公司治理制度的不断发展，也使得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逐步完善。

　　此时，经济全球化为发达国家打造了跨国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随之跨越了疆界，欧美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一举一动，都被各类利益相关群体密切关注。

　　企业社会责任在这样的背景下悄然进入中国。它的缘起是西方的反血汗工厂运动。当时欧美的人权、劳工和环保团体批评品牌采购商的中国供应商生产条件恶劣、污染环境，并呼吁消费者抵制此类产品。迫于压力，品牌采购商设立工厂审验制度，在下订单之前先对供应商劳工、环保水平进行检查。中国供应商只好就范，接受名目繁多的验厂标准。

　　验厂最早发生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一开始并没有受到工厂之外的广泛关注，直到有一天，有媒体抛出一个惊悚命题：“美欲向我抡SA8000大棒，珠三角恐成重灾区”，企业社会责任才开始进入公众视野。

　　之后两三年，企业社会责任引发了激辩。政府、企业乃至学者对两个关键问题存在重重疑虑。第一个问题是中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的问题。企业社会责任强烈反对血汗工厂，因此对雇佣童工、超时劳动、污染环境等行为是零容忍的。以廉价劳动力和资源密集为优势的中国制造是否会被社会责任所扼杀？企业社会责任是不是如某些媒体所言是西方资本主义编织的阴谋？第二个问题是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中国经济从计划逐步转向市场，政府倡导企业按照市场规则自由竞争，许多国企更是刚刚甩下包袱，准备轻装上阵。企业社会责任却要改善工人条件、关怀社区人群，这不是要把企业拽回计划时代吗？

　　这场争论直到商务部指出“企业加强社会责任，这不仅是应对贸易摩擦，保证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出口稳定型增长的需要，更是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内在要求”之后，才渐渐消减。

　　此后，企业社会责任开始被主流社会逐步接纳，其内容也不断丰富，很快超越了“验厂”的范畴。中国企业开始了社会责任的探索之旅。

　　探索中前行

　　探索之路并不平坦，中国企业仍面临许多问题与挑战。

　　首先是观念上的障碍。从理论上说，西方企业社会责任的根基是“三重底线”，即企业经营要同时顾及经济、社会和环境底线，这三条底线犹如一个板凳的三条腿，缺一不可。因此，企业社会责任首先应该是一个战略层面的问题，涉及企业方方面面的内容，包括人力资源政策、环境政策、技术研发、产品营销等。然而，刚刚接触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中国企业，很容易犯“盲人摸象”和“本本主义”的错误，将其局限在某个具体问题上。譬如，有企业认为，社会责任就是验厂，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就是要搞个第三方认证；也有企业认为，社会责任就是慈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无非就是捐钱。这些看法不仅以偏概全，而且贻害甚多，因为按照这样的想法，企业社会责任只是赔钱赚吆喝，无关企业竞争力。事实则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