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这是否是跨国公司在中国履行企业责任时碰到的一个困惑和冲突？他们是如何解决的？

　　王志乐：有的公司迅速做出了调整，利乐总公司当时一共拨款3000万美元，计划1500万元救助缅甸风灾，1500万元救助中国地震，在缅甸没有对外公布，但选择了在中国公布。

　　也有一些公司，原来的程序是捐款给美国红十字会，由专业机构决定如何救助，现在选择直接捐助给中国红十字会。

　　更多的企业则由于总部批复捐款的速度较慢，金额相对不多，或没有及时公布，成为“铁公鸡”，所以他们会叫冤。

　　南方周末：他们应该如何调整，来适应这个冲突？

　　王志乐：我想首先应该我们自己要审视和理解这种不同的慈善理念，甚至改变。中国不是自古就提倡“做好事不留名”，其实中西方差异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南方周末：此外呢，是否还有其他困惑和冲突？

　　王志乐：某公司 “贿赂门”事件，就是类似的情况。

　　跨国公司都有严格的招待费用标准，一顿饭不能超过200元，一年不能重复请一个人吃饭等等，更不要说贿赂了，但中国雇员操作的时候可能就按中国的潜规则去办了，办成了双方标准。

　　客观地说，如果跨国公司辩解说这是当地雇员做的，这样不对，因为你需要对自己的雇员负责；但我们简单地批评跨国公司双重标准，也有不公平之处，标准的执行者毕竟在人。

　　更实际的情况是，母公司和分公司的标准正在越来越一致。沃尔玛在美国也被批评建“中国血汗工厂”，2002年开始就在深圳成立了采购中心，把社会责任严格规范到供应商。

　　南方周末：无论是慈善理念差异，还是潜规则的不同，您都觉得他们应该坚持既有的原则？不应该去调整和适应？

　　王志乐：当然要坚持，谁靠拢，就批评谁。实际情况也是，靠拢了反而挨骂，说“双重标准”。

　　责任是一种软竞争力

　　南方周末：虽然跨国公司同样存在各种问题，但平心而论他们在企业责任的理念和实践上都优过中国企业，是否因为企业责任与工业化发展程度成正比？

　　王志乐：当然，他们的责任意识绝不是天生的。工业化初期的美欧企业在员工福利和环境保护上，远差过今天的国内企业。但随着文明的进步和生产力提高，NGO在推动、媒体要监督、民众不停运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一些国家的政府和企业终于在压力下意识到企业责任的重要性。

　　企业责任真正成为全球潮流是由1992年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进程推动的。全球化市场的形成带来新的动力——想去其他国家挣钱吗？那么承担责任吧，否则凭什么？

　　尤其是2000年联合国倡导《全球契约》之后，几乎每去一家跨国公司拜访，都会给我一份《社会责任报告》或《环境责任报告》，潮流就这么变了。

　　南方周末：中国的企业责任意识在最近几年发展迅猛，这其中的过程是怎样的？

　　王志乐：最初只是社会学家在推行，但他们倾向于把社会责任等同于慈善事业，有些偏离方向，而绿色产品等则被部分政府官员认为是西方推行的“绿色壁垒”，进展缓慢

　　直到2005年出现了一系列重大责任事故，煤矿、油田纷纷出事，甚至有一起影响恶劣的海外事故，再加上之前各方的推动和意识进步，终于在2006年的新公司法中加入了社会责任一条，也开始有公司撰写责任报告。

　　南方周末：您的意识更为超前一些，您现在已经开始呼吁中国企业去海外发展也要从履行企业责任开始？

　　王志乐：今天的全球化市场，已经从一般的竞争上升到一种责任的竞争，企业责任就是一种软竞争力。如果希望在海外发展，承担企业责任是最起码的。

　　中国学西方，第一阶段发现硬件差距，开始引进技术和设备；第二阶段开始意识到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性，开始“第二次提升”，现在应该及早看到软竞争力，开始第三次提升。

　　否则，软竞争力的不足可能将硬竞争力化为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