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华

　　对“企业公民”概念有一个常见的误解：它是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之外的“附件”和“花絮”。其实，道德与商业(或者说“教堂与市场”、“义”与“利”)之间远不是通常所以为的那种简单对立的关系。有“德国的亚当•斯密”之称的马克斯•韦伯通过大量的实证材料和案例证明：“资本主义精神”对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这种精神是一种源自新教伦理的、寓“义”于“利”的价值观。单纯受利益驱动的企业和经济区域，极可能陷入机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最终难以摆脱附庸和寄生的地位。

　　撇开精神层面不谈，宗教、伦理的力量在具体的商业运营中也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教会是担当着信用担保的角色，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无法从银行借到钱。另一方面，在资本市场上，教会拥有相当多的财富，是颇有实力的机构投资者。与此同时，教会不遗余力地对作为其教民的投资者进行劝勉，要求投资者不要投资那些“原罪性企业”，比如从事军火，烟草，酿酒，赌博和色情的企业。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920年代中期，美国教会发起组织先锋基金(Pioneer Fund)，作为投资的示范。

　　不过，社会责任投资的真正发展，是由1960年代之后的美国的一系列社会政治运动来推动的。当时，马丁•路德•金所领导的黑人运动，将社会事件、道德与抵制特定公司融为一体，为后来针对个别企业的抵制行为提供了借鉴。随后，在风起云涌的反对越战的社会运动中，这种针对企业的抵制得到进一步发展。那个时代的许多美国人都记得一张拍摄于1972的照片，照片上9岁的小女孩正在拼命逃离燃烧的村庄，一边奔跑一边脱掉身上正在燃烧的衣服。生产那种难以扑灭的燃烧剂的陶氏化学公司成了大家抵制的对象，并且将这种抵制扩展到其他许多在越南战争中获利的军火商。在一段时间内，这些军火商的股市表现受到了很大打击。

　　除了这些运动之外，从197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又出现了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推动消费者对污染环境的企业以及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企业，进行抵制。这两场运动，比起之前更加政治化的运动来说，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的关系更加密切，使得人们从更加从日常化的角度来考虑企业的社会责任，以及他们作为投资者和消费者与企业的关系。

　　这些发生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的社会运动，促使人们全面反思社会、环境和经济之间关系，促使整个社会开始严重关注和反思企业的社会、环境方面的责任。这种反思运动刚好与机构投资者在这一时期的迅速扩张相关联。二战后，机构投资者(包括投资公司、共同基金、保险公司、退休基金等)迅速恢复，并在1970年代之后开始迅速发展。二者之间的同步，第一是催生了依据伦理要求和社会责任要求进行投资的基金，比如1971年的全球首支道德投资共同基金——佩克斯世界平衡基金(Pax World Fund)创立，这支基金投资的都是与越战无关的企业；第二是催生了一系列的依据社会责任进行股票筛选所遵循的一些基本标准。例如，经合组织(OCED)的《跨国公司投资协议》(197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布兰德报告(1987年)、《联合国全球契约》(1999年)中的九个标准和原则、《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1999年)以及其他企业社会责任的全球化标准等。这些标准后来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全球社会责任投资运动的快速发展。